谢冰莹：一手握枪一手握笔，历时50年终圆了归国梦的抗日女将军|从军日记|徐特立|田汉|谢冰莹

我这一生无愧于心，无愧于任何人，即使我死去，也是光荣的。可我是中国人，生是中国的人，死是中国的鬼，哪里才是我的故乡、我的家、我的根啊！
如果我在美国不幸身死，那么就将我火化，火化之后将我的骨灰撒在大海。让太平洋的海水把我带到中国。”

这令人泪奔辛酸的一段话，就是中国湘籍女巾帼、在国际上颇具影响的抗日女将军谢冰莹，常常挂在嘴边给儿女们所说的话。

谢冰莹，这位从中国湖南湘西走出来的辣妹子，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绝对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传奇女性！她的一生中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和不幸，但她不向现实低头、不向敌人屈服，跌倒了、爬起来，失败了，鼓起勇气再干，于是这些坎坷和不幸，在天生具有果敢性格的谢冰莹面前，不但没有成为阻挡她前进道路上的路障，反而变成了一个个的垫脚石，把她推向了更高的起点。

谢冰莹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位女兵作家，还是中国妇女解放和国民革命的先驱，一生中２次投笔从戎，在革命斗争中，从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豪门闺秀，成长为了一位革命知识分子、女作家和女将军，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篇章，并以其战地创作名扬国内、蜚声海外。

她“宁愿战死沙场，不愿躺在后方”、“日寇一天不消灭，我就一天不放下手中笔和枪”的血性誓言精神，更是感动了无数中国人。

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10月22日，谢冰莹，出生在湖南省西部新化县大同镇谢铎山乡龙潭村的一户书香世家，谢父为她取名“鸣岗”，寓意“凤鸣于高岗之上”。谢母为她取乳名”凤英“，希望她成为”凤中之英”。

谢冰莹自小聪明伶俐不说，还和其他女孩子不一样，她的顽皮甚至都超过男孩子，不喜欢母亲教她绣花、纺麻。性格像男孩子一样刚强、倔强，而且自我意识还很强，只要是她想做的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谢冰莹故居

10岁这年，谢冰莹向母亲提出读书的要求时，遭到谢母的强烈拒绝：女孩子读什么书？女孩子长大了都是要嫁人的，学习针线活、会持家，才是女孩子的根本。

虽然谢冰莹的祖上曾做过清朝的岳州道台，谢父还考有举人功名，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教育家。但深受封建道德影响的谢父，满脑子装的都是孔孟之道，朱程理学，男尊女卑，她虽知女儿聪明伶俐，是个可造之材，但他认为女孩的职责就是相夫教子、孝敬公婆，长大出嫁后做一个勤俭贤淑、会管家理事的称职媳妇就够了。

再加上龙潭村，远离都市尘嚣，交通闭塞，贫穷落后，一个200多户人家的大村子，就一所私塾，20多个学生，且都是家境好的人家的男孩，而大多数贫寒之家的男孩子都只能做一辈子的睁眼瞎。因此在这个小山村里，女孩子想要读书就犹如是白日做梦。

但身体里有着倔强叛逆与反抗精神的谢冰莹，却最终通过绝食３天的抗争使得谢母低头，为自己争取到了上私塾的机会，这就为她以后可以继续求学埋下了伏笔。

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女子读书已经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在当时那个封建浓厚的小山村，这绝对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于是谢冰莹进私塾读书的事情，就一下子震动了全村，因为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别说在龙潭村，就是在谢铎乡，女子进私塾读书那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但谢冰莹愣是打破了这个禁锢，她不仅去了私塾读书，还大胆地扯掉了裹脚布，以放天足的果断行动向封建势力示威。

谢冰莹故居

自1912年开始，时代开始进入民国，谢冰莹从在外地读书的哥哥口中得知，女禁在逐渐开放，外面有了女子学校，此时的私塾教育已满足不了她的求知愿望，她想像哥哥们一样学很多很多的知识，她不想过姐姐相夫教子、靠男人养活的生活，她想靠自己的知识谋到工作、养活自己！

又经历了一番抗争之后，谢冰莹争取到了去益阳信义女子中学学习的机会，1920年，15岁的谢冰莹在100:3的高淘汰率下，考入长沙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这位勇敢地走出家门到省城长沙去读书的倔强女孩，在校长徐特立那里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1923年6月1日，18岁的谢冰莹积极参加了声讨长沙六.一惨案元凶的游行演讲，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他是一位伟大的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革命和建设人才，为近代中国教育以及新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徐特立

湘西是一块人杰地灵的宝地，在湘西的土地上自古就出现了很多享誉中外的杰出人物。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所以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就会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

然而在中国众多的地域文化中，湖湘文化绝对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湖湘之地虽处于偏僻之地，但湖湘人骨子里有一种天生的英雄情结，他们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自己的第一准则，湘湖人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可以为之付出生命。

而谢冰莹自出生就成长在被湘湖文化所熏染着的湘西这一地域环境中。

1986年时的谢冰莹

1926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破天荒地招收女生，开中国军队女兵建制先河，自小就喜读《水浒传》的谢冰莹，不仅羡慕梁山好汉的自由，崇拜他们敢于反抗的精神，以及不愿受压迫的性格，还萌发了像花木兰从军的梦想。

于是，怀着对祖国的赤诚，谢冰莹又去了当时革命中心的武汉，报考了黄埔军校第六期女生队，并成为了黄埔军校空前绝后的女学员。

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她决心以一个革命者不流泪，只流血的意志，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努力将自己锻炼成为一名思想觉悟高、军事技术硬、知识丰富的标准女兵。

再加上军营浓厚政治环境的熏陶，以及军人这个特殊职业所赋予她的神圣使命感，使她在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渴望：她希望自己可以承担起救国兴国的重任，希望老百姓可以成为国家的主人。

谢冰莹军装照

1927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被编为中央独立师，在叶挺将军指挥下，进行北伐，女生组成宣传队，谢冰莹也全副武装随军奔赴前线，经历着荷枪实弹、夜守岗哨的紧张军旅生涯。

当时行军十分艰苦，有时要睡在地上或草地上，身上被虫子咬出血，但她仍以沸腾的革命热情战胜了物质条件的艰苦，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女兵。

在血与火的北伐途中，谢冰莹充分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或他人的休息时间，以膝当桌、振笔直书地写下了《从军日记》，她以自身的从军经历为线索，以随笔日记体形式写下了行军中的所见所闻，真实地再现了北伐中的生活片段，真实地表现了时代风云和革命热情。

《从军日记》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戎马倥偬、爽朗豪气的硬骨精神，而这种硬骨就与谢冰莹骨子里叛逆性和反抗精神有关。

我出来当兵是下了决心的，即使我马上死了，我还是很愿意的。为革命而死，为百姓的利益而死，这是多么痛快的事呀！
————摘自《从军日记》

这些貌似不起眼的“随意记”，在《中央日报》刊发后，立刻引起了文坛的轰动，林语堂又将其翻译成了英文，发表在《中央日报》的英文版上，紧接着，法语、俄语、日语、朝鲜语等版本的《从军日记》相继问世，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称赞她为“伟大的中国女性，让世界感动”。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称她为“女性的骄傲”。

自此谢冰莹开始蜚声中外文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兵作家。

北伐失败后，1927年7月中旬，黄埔军校女生队被迫解散，谢冰莹沮丧地回到家乡后，又被父母逼着结婚，反对包办婚姻的谢冰莹，坚决不从，于1928年7月考入上海艺大中国文学系学习，1928年又考入北京女师大学习。

上海艺大时期的谢冰莹

1931年、1935年，谢冰莹又两次东渡日本求学，但均未成功。第一次去日本求学时，由于在日本东京参加了“追悼东北死难烈士大会”，与日本军警发生了冲突，后来因与同学组织“抗日救国会”被遣送回国。

但性格执拗的谢冰莹怎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于是在1935年又再次踏入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院学习西洋文学，但是1936年4月12日，谢冰莹又因拒绝参加欢迎伪满皇帝溥仪访日，被日本警察以”国际社会主义活动分子“抓捕入狱。谢冰莹被捕的消息被上海各报刊登载，在领事馆和留学监督处的帮助下被释放。

由于在狱中谢冰莹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当面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受到了极为残酷的脑刑、指刑、电刑的严重摧残，虽侥幸脱险，保全了性命，可由于在狱中受刑过重，身心倍受摧残，谢冰莹的脑部也发生了病变，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归国后，终因病体不支，不得不回湖南去休养。

1929年时的谢冰莹

1937年7月，正在湖南南岳山疗养院病榻上的谢冰莹，接到了“父亲垂危，速归”的电报后，不得不赶回湖南新化老家看望垂危的父亲。然而当她得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虹桥机场挑起了“8.13”事变，妄图把上海当作侵占长江流域的桥头堡，淞沪抗战爆发时。

她毅然离开病重的老父，投身到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之中，她本着“只有抗战才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只有参加这样的抗战，中国妇女才能得到解放”的这一信念，拖着带兵的身子，迅速发动并组织了抗日战争史上第一支妇女战地服务团——“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她亲任团长。

1937年9月13日这一天，她们身着军装，谢冰莹高举着鲜艳的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高声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迈着齐唰唰的步伐走向长沙火车站，使得沿途围观的学生市民一同高歌，同声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

她们的爱国热情和行动，唤醒了长沙市民，使得抗日的激情高涨，要求参团的女青年越来越多。谢冰莹在《抗战日记》“重上征途”中描写了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

“送行人群中一位68岁的傅小云先生，拉着我的手说：‘先生我把恩萍交给你带到抗日前线去，我年老了不能到战地去服务，只好把孩子送去，你要时刻督促她努力工作，好好服务，如果万一受了伤或死了，我不但不悲痛，我会感到光荣。’并转身对他女儿说：‘恩萍你要记着我的话，我不挂念你，你也别挂念我，也不要写信给我，我从报纸上可了解抗战，只要努力救护好伤兵，就能使我得到无上的安慰。’”

参加战地服务团的女青年们，在长沙火车站慷慨激昂地发出”不消灭日寇，誓不生还”的抗日誓言后，怀着赤诚的爱国心，踏上了北上抗日的火车，奔赴淞沪抗战前线。

在战地服务期间，谢冰莹多次经历炮弹轰炸，险象环生。不仅要做好全团的组织领导工作——救助大批伤员，做大量的宣传鼓励工作。同时还担任了《大公报》《救亡日报》等多家报纸的特约记者，每天都要写几篇战地通讯。随着战役的深入，野战医院缺医少药十分严重，谢冰莹还亲自到上海组织募捐，只为尽快征集到前线急需的药品和物资。

与第一次从军一样，谢冰莹仍是一手握笔，一手拿枪，奔走呼号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她积极宣传抗战，并用手中的笔写下了《抗战日记》。

《抗战日记》被学术界称为“一部真正的抗战史料，真实地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生动地记述了中国人民流血牺牲、英勇抗战的感人故事，悲壮的战争场面，抗战的胜利喜悦，力透纸背，字里行间，燃烧着她的爱国激情，成为中国女性抗战爱国的一面旗帜，放射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光。

就这样一位曾经痛击军阀、祈望国家统一的北伐女兵，又跟随着时代的步履，化身为奋起抗击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抗战女兵。

谢冰莹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在抗日烽火中，跑遍了运河东西，长江南北，黄河流域，不分昼夜地为伤员服务,深受前线将士的欢迎。1938年，谢冰莹又独自去徐州前线，在李宗仁部第五战区司令部任秘书，再次穿上了戎装。

谢冰莹的从军经历和军旅生涯，使她成为了名闻遐迩的当代花木兰，这种为了祖国和民族的解放而勇于献身的精神，置身于枪林弹雨中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令人感佩！

因此她的壮举得到了许多革命老人的高度赞扬，田汉、何香凝、黄亚培等纷纷赠诗给她表示称赞。如田汉诗曰：

“谢家才调信纵横，惯向枪林策杖行。
应为江南添壮气，湖南新到女儿兵。”

由于谢冰莹在抗战宣传和战地服务做出了杰出贡献，1939年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与宋美龄，胡兰畦等7人，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批女将军。

中国抗日女杰、女作家裴曼娜在《致冰莹》一文中曾记述了建国初期时的一件事情：

“记得1953年我在北京度寒假，一天晚上，田汉同志领我去参加一个不同寻常的晚会，没想到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也在坐。听说我原籍湖南，朱总司令竟向我询问你的近况，我告诉他说你1948年秋去了台湾，朱总司令立时显出惋惜的样子，说：‘新中国需要大量的作家，特别是老作家，说老作家对旧社会的体会深，对新社会新事物特别敏感，写出来的作品更为真实、感人。又说中国的作家太少，特别是女作家更少，冰莹若能回来多好！’

可见，朱德总司令对谢冰莹的器重与厚望，非同一斑！

然而，谢冰莹自1948年秋离开大陆去了中国台湾后，又辗转到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1972年时移居美国旧金山，再未踏入大陆、湖南和石潭。

谢冰莹作为炎黄子孙，虽漂泊在外，却始终爱祖国爱家乡，她写下的《故乡的云》、《故乡的过年风俗》、《故乡的烤红薯》《还乡记》等等这些怀念故乡的文章就是最有力地证明。

谢冰莹始终没有忘记她的根在大陆，心底的那份游子情、故乡情却越来越浓厚，以至难以自拔。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中那段感人肺腑的遗言：我这一生无愧于心，无愧于任何人，即使我死去，也是光荣的。可我是中国人，生是中国的人，死是中国的鬼，哪里才是我的故乡、我的家、我的根啊！如果我在美国不幸身死，那么就将我火化，火化之后将我的骨灰撒在大海。让太平洋的海水把我带到中国。”

晚年时，即便是患上了小脑萎缩、得了健忘症，常常会忘记自己孙子的谢冰莹，却一直都清楚地记得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