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古长城遗迹
《帝国的边疆：从嘉靖到万历》是一个长篇连载。
明朝自开国，就未能彻底解决边患问题。至嘉靖年间到万历年间，边患问题日益严重：北边的蒙古、辽东的女真、西南的土司、宁夏的叛军、东南的倭寇以及发生在朝鲜的壬辰倭乱。本连载试图站在大明王朝上空，写明朝在自嘉靖三年(1524)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近百年时间里，在内忧外患之下，看明王朝是如何解决一个又一个的边患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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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答汗求贡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在这之前，蒙古与明朝断贡40多年，马市之废更是长达百年，俺答汗的此举实际上把明朝也搞得有些摸不清头脑，长期的敌人现在要主动服软，这没想到啊，所以明朝的态度是拒绝，谁知道你玩的什么花样。
但随着俺答汗一次又一次地不断求贡，明朝的官员也开始分析起俺答汗求贡背后的原因。
在庚戌之变后，俺答汗又多次派人前来求贡，宣大督抚苏祐在给朝廷的上疏解释了俺答汗求贡的原因，一共有四个：
一是听闻盖明朝将要兴大军北塞问罪，其畏威。
二是俺答去年进犯北京，回归草原之后，人畜多死，怨声载道，其悔罪。
三是俺答汗虏甚抢来的物资，其利归部落，求贡所得利益则归酋长，其贪利。
四是俺答与其侄子小王子相争，俺答汗想要将假朝廷官爵与其侄争雄，其慕名。
这四个原因，一、二两条不过是自己脸上贴金罢了。三、四条确为实情，蒙古地区物资匮乏，很多重要生活物资必须来自于明朝，但三、四两条也不过是一些表面原因。
笔者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蒙古地区生活方式的改变。
嘉靖年间，不断有大量的汉人迁徙到明朝地区，这里面有白莲教的余众，也有大同兵变的乱卒。他们不同于蒙古从明朝内地俘获的明朝人，他们有着高度的自由性，他们迁入蒙古之后，修筑了大量的“板升”。
“板升”本义是固定式房屋的意思。《明史·鞑靼传》里面在介绍“板升”时说：
时（丘）富等在敌，招集亡命，居丰州，筑城自卫，构宫殿，垦水田，号曰板升。板升，华言屋也。——《明史》卷 327《鞑靼传》。
《明实录》中记载：
大同右卫大边之外，由玉林旧城而北，经黑河二、黄河一，历三百余里，有地曰丰州，崇山环合，水草甘美，中国叛人丘富、赵全、李自馨等居之，筑城建墩构宫殿，甚宏丽，开良田数千顷，接于东胜川，虏人号曰‘板升’。板升者，华言城也。 ——《明世宗实录》卷 486，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庚午条。
方逢时则说：
板升，华言堡子也。皆云晋诸道筑以自卫，非虏人所居也。——（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 15《辕门记谈》。
实际上也就是逃入蒙古的这些汉人并没有接受游牧的生活方式，而是继续以定居农耕的方式进行生产、生活。农耕的生活方式可以更加稳定获取食物，也有利于人口的增长，其优势显而易见，其对俺答汗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朝人后来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虏数万，仰食板升收获。——《明穆宗实录》卷 64，隆庆五年十二月乙未
这说明，这部分蒙古人的主要食物来源靠的就是农耕。
农耕方式相对游牧，则对于生产工具、生活物资的需求则更多，一方是技术人员：木工、画工、铁工等等，一方面是生产工具、铁质农具；还有则是生活物资，铁锅、缎匹等等，都缺一不可。试想，如果仅仅是游牧，吃肉穿皮自然可以生存，但其生活质量、稳定性与定居农耕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些人员和物资都得自明朝而来。
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俺答汗就曾派人到明朝边堡“索我木工、画工、铁工，往丰州盖城。”
嘉靖二十六年俺答向明廷求贡时：
自誓敬信天道，乞给耕具，欲于塞外垦耕。——（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 21，《北狄·鞑靼》，《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第 503 页。
那好，俺答汗既然想要这些物资，那他可以用抢劫的方式进行啊，以往的蒙古人不都是如此吗？
但需要注意的是，以往蒙古人抢劫的主要物品是人口和粮食，粮食可以吃，人口可以增加劳动力，利于部族繁衍，但得到了俺答汗时期变了，需要的是匠人、耕具、缎匹，这种变化当然是由经济方式转变所引起的。
但这些物资如果只靠抢，获取得不多，而且自身也会遭受大量的损失。
俺答汗曾派出使者石天爵到明朝求贡，从他身上，明朝获取了很多有用的情报：小王子等九部都住牧青山，最想得到是明朝的纱缎，但获取的办法只有抢掠与贡市。抢虽获有人畜但纱缎极少，而且自己也有损失，不如入贡划算。所以派遣石天爵等持令箭二、枝牌一面为信物，请求贡市。一请不得，则再请，再请不得，则三请。如果不能获得入贡，将起兵30万，分两路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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