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子健
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是恒久的，其心态和行为则取决于现实政治生态，特别是权力的运作状态——皇帝一人大权独运，权相代行皇权，还是通常情况下的几个宰相分享决策权。
从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权力逐渐被皇帝和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近乎无，沮丧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偶尔，他们也会为了让自己的声音上达天听抗争一回，但其努力鲜能奏效。
接下来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留在政府中做事，要么走人。退闲的道德保守主义者努力探索，通过各种社会渠道，特别是讲学传布自己的观点、理论和学术，力图建立声望，扩大影响，将希望寄托于来者。
秦桧建立了一种前现代的思想控制手段。尽管不是太公开，但几部史书中都提到了绍兴年间的“禁学”。起初，他命令重修官方实录，以便清除对己不利的内容，后来又反复重申禁止出版、流通包含政治流言的私家历史记录的命令。
著名保守派政治家司马光的一位后人吓破了胆，以致否认一部长期流传的笔记是他那位著名先人的作品。遭到压制的不仅是政治方面的书籍，还有那些包含所谓异端理论、奇谈怪论的书，以及谤诗。每有书籍即将付印，都要送一部到国子监，接受审查。
如果不能通过审查，书版就会被毁掉。四川和福建这两个出版业发达地区，受到了严密关注。值得庆幸的是，禁令时松时紧、未能贯彻始终，所以，反对派思想并没有全部消失。例如，程学学派虽然看似境况暗淡，但却在私人的圈子里延续着，特别是在福建。
在种种威压之下，多数士大夫都不再参与政治讨论。甚至高宗都注意到了这种沉默，他看到“近年以来，只有少数几篇议论国家大事的文章”。
他告诉秦桧，在和平时期，宰相应当放松。然而，他根本就不明白，在秦桧看来，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不断揪出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士大夫，消除其潜在影响。传说就在临死前几天，秦桧还正在制定一个五十三人的应弹劾、解职官僚的名单。
秦桧高压政策的代价是道德沦丧。“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几乎没有士大夫敢冒政治风险往前迈一步或是畅所欲言。
一些大臣建议，既然士大夫爱重名誉，皇帝就当承诺言者无罪，鼓励他们表达观点。皇帝表示反对，似乎害怕打开一扇洪水之门。
相反，他采取了另一种方针，让官僚们对如何节约政府用度之类毫无政治敏感的技术性问题提供意见。半年过去了，仍无人大声疾呼。
高宗遗产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倾向于绝对独裁的君主专制权力。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再明白不过，一切都仰赖皇帝的决策。
皇帝个人，不依靠任何官僚，制定国家政策。从此，知识分子们意识到，政治必须从皇帝的教育开始，别的都还在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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