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了一个电视广告的例子。广告的场景是这样的：耶稣独自站在沙漠中的一片绿洲里。清风徐来，优雅的棕榈树叶在他身后轻轻摇曳，舒缓的中东音乐在空气中回荡。紧接着，你看到耶稣手中握着一瓶葡萄酒，耶稣正用深情的目光凝视着它。然后，他突然对着镜头表了个白：“在迦南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这种酒。今天，只要你一喝，就会成为信徒。”
这则广告对基督徒来讲无疑是很大的冒犯。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符号——比如耶稣的形象或者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人们的历史感和生命意义。人是一种符号性的动物。尹·罗森的符号理论指出符号可以无限重复，但每次重复都有消耗。你可以播一万条耶稣的广告，但是，符号在每次重复时都会有损耗。也就是说，你播得越多，符号中凝聚的神圣性、超越性和那种厚重的意义感就会丢失得越多。
这里主要批评的是广告。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广告时代，不管是在手机上还是电视上，实际上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广告。广告作为一种基本的商业模式，使得今天的社会运转起来。但是，广告实在太多了，简直无处不在，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几乎要变成广告，以至于我们原来那些神圣语境中的符号——那些我们赖以生活在一起、赖以团结在一起、给我们提供基本规范的传统——正在遭受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大众广告结合现在非常高效的信息技术，使得符号的流失变得更加迅速。随着符号的不断琐碎化，构成我们历史和意义的叙事资源也逐渐损失，文化因此变得虚弱。在世俗领域中，教育本来肩负着符号传承的重要功能。我们在课堂里学习历史，学习先贤的事迹，学习我们自己的神话，这些符号是我们赖以维系文化活力的重要资源。
然而，在技术垄断时代，我们更多强调的不是教育的本质和目的，而是教育的手段。当时的美国，正值很多人想把计算机引入学校，给出的理由是计算机更加高效，使得教学更加有趣。波兹曼批评说，这些都是在将教育技术化。今天，我们的课堂全面电子化，我们使用多媒体工具，这些都是教育的手段，但教育的目的却成了人们不常谈论的话题。波兹曼提到，孔子、柏拉图、西塞罗、洛克、卢梭、蒙特梭利、杜威等先贤在讨论教育时，首先关注的不是手段，而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教育是为了使人获得解放，是为了培养美德，是为了使人在变幻无常的世界中找到生活的锚点。而要真正去实现这些教育目标，我们就势必要去读经典，去理解自己的传统，去对符号投以敬畏之心。
然而，西方的现代教育丢失了这些符号性的内容，也不再提供这些符号带来的文化叙事。人们对经典不再感兴趣，对追问教育的本质和理想的人类社会也失去了兴趣。如果神话、政治、哲学没有超越的源泉和叙事，任何文化在技术时代都不可能真正活下来，更谈不上繁荣起来。
当然，不能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归咎于技术的发展问题。本文无非是希望我们对技术有更开阔的认知。技术不是一种无历史的工具，而是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作为工具，后来开始具备统治能力，最后完全垄断了我们的生活和文化。每个阶段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都不同。
在技术垄断的时代，技术不仅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和控制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常说人可以控制技术，但“人”到底是谁呢？是全人类吗？“人类”本身是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志，作为整体的人类从来不是一个哲学上成立的“主体”，而只有主体才谈得上控制什么。所以说“人类能控制技术”这句话其实很空洞。
在当下的技术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感受到技术带来的压迫和异化，但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是技术垄断的结果。技术垄断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点要认清。
另外，我们要试着识别出在当前时代，哪些事情是不依赖现代技术也能完成的。教学可以不用计算机，课本也可以；不必使用PPT，原来的板书教学也有效。没有远程办公的软件，我们能否组织工作？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用社交媒体，不用能不能交往？的确，在技术时代个人自由是有限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去思考哪些事情可以不依赖技术完成，这就会造成一种新的可能。
最后，我们还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当谈到传统时，有些人会把它贬低为过时的东西，觉得不值得讨论。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共同生活、互相协作，是因为我们分享一个超越性的叙事，这个叙事与我们的传统紧密相关。传统中包含了大量符号，如果我们将这些符号贬低为无关紧要，我们终将滑向虚无，这时候，无论技术多么发达，都无法将我们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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