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卢沟桥事变后的1937年8月13日,蒋介石为了有利于国民党军队长期作战,试图将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在上海采取了主动反击战役,致使“淞沪会战”全面爆发。蒋介石的这一战略部署,打乱了日本打算在上海附近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从而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的战略意图。经过3个月的苦战,日本上海派遣军在淞沪战场损失惨重。
此时,日本决策层在是否直接进攻南京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为顾虑苏联在北方的军事威胁,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等人主张“不扩大”战事。因此,11月7日东京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临时编组为华中方面军的时候,将方面军的作战区域限制在苏州、嘉兴一线(即“制令线”)以东。而日军淞沪战地指挥官却强烈要求进攻南京:15日,柳川平助的第10军“独断敢行”无视参谋本部的命令,决定趁国民党军队溃退“全力向南京追击”;22日,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称“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鼓动参谋本部放弃“不扩大”方针。11月下旬,日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全面越过“制令线”,分别沿太湖南、北两侧开始向常州、湖州进攻。鉴于前线进展迅速的既成事实,24日东京大本营废除“制令线”,并于12月1日下达了攻占南京的正式命令。
众所周知,日本帝国的社会等级观念十分森严。然而,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特别是在整个二战期间,每逢战事紧急关头,日军内部却屡屡出现“以下犯上”的现象,甚至有部分手握实权的皇道派军官敢于直接对抗裕仁天皇的命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二战期间,在日本陆军内部,由于统制派与皇道派的作战思想长期对立,导致日本陆军内部被严重分化,形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对苏还是对英美的态度问题。在皇道派的军官看来,日本在亚洲的最大威胁并不是英美,而是苏俄,因为英美等国只看重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苏俄在亚洲有十分强烈的领土野心,如果苏军在远东地区恢复元气,那么早晚会对关东军动手,夺回1904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利益。
而统制派则认为,日本在未来与英美等国必须要全面开战,因为苏联远东地区的资源并不是日本未来走向整体战时所迫切需要的战略物资,加上这批人基本上都是留外派,他们亲眼见识过西方国家武装力量的强大,因此英美等国也被统制派视为日本向外扩张的最大威胁。
裕仁天皇上位后,日本的主流思想明显向统制派靠拢,因为裕仁本人也曾游历过欧洲多国,所以他的思想与统制派十分接近。不过由于日本法律的限制,天皇无法直接颁布作战命令,裕仁只能在参谋本部的高层作战意见上签署自己的名字,这对于一心想要抓住军部实权的裕仁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的。另外,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公开将裕仁天皇的多个指导意见束之高阁,最终促使裕仁下决心将其调往关东军。
此时坐镇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参谋总长正是裕仁的叔父闲院宫亲王,接替石原莞尔担任作战部部长的是裕仁的亲信下村定,当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准备跨过嘉兴与苏州一线攻取南京时,有一个人突然站出来再一次反对裕仁天皇,他就是时任参谋本部次长的多田骏。
多田骏(1882.2.24-1948.12.16),日本宫城县人,仙台藩士多田继长子。日本陆军大学25期生,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比“荣耀16期”的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还高一届,旧日本帝国陆军大将。中日战争开始不久后任参谋部次长,后历任陆大校长、第3集团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是个中国通,他曾经受聘北洋政府担任过陆军大学的教官,也是鼓吹侵华的狂热分子。
当时,作为参谋长的多田骏极力反对日军进军南京,他数次向裕仁天皇进言提议不能在此时扩大与中国的战争,并不是多田峻爱好和平对饱经战火蹂躏的中国心存悲悯,而是身为铁杆皇道派的他认为此举会削弱日军现代化建设,一旦日军被拖入战争泥潭,那么北方的苏军就可以借此机会快速壮大自己,最终会从侧后威胁日本在华的利益和安全。
此时,日本陆军已经被唾手可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人愿意听多田骏等人的劝阻,在几次安抚无果后,震怒的裕仁暗示多田骏将把他调离现职,并派往陆大担任校长,至此多田骏知道再继续抗命没任何意义,便提出两点要求:
第一,进军南京的命令虽然签发于11月27日,但是执行此命令需要等到12月1日。多田骏为何要多此一举呢?其实,这与日本陆军的历史有关,按照日本军队的传统,有一个约定俗成的默契,那就是军官签发作战命令的时间与日期如果相隔4天,那就说明此命令并非其本人意愿而签发,多田骏是希望用这种办法撇清自己的责任,对日本的历史负责。
第二,此命令事关重大,需要得到天皇手中的日本国玉玺盖章后才能生效。这个要求更多的是直接将攻占南京的责任推给了裕仁天皇,因为一旦加盖国家玉玺,那就是说明此命令系天皇直接颁布,参谋本部只是负责传达,而且通常需要加盖玉玺的文件流转周期在一星期左右。可是让多田骏没想到的是11月29日早上,加盖玉玺的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就送达了日军参谋本部,而这也说明对于裕仁来说,攻占南京是一件多么急迫的事情。
可想而知,多田骏也因为此事,彻底地将裕仁给得罪了。没过多久他便被派到处于二线的陆军大学担任校长,而后又再一次被贬,转入预备役,虽然在后期他被重新启用,但是却再也没有出现在日军的主要战场上,直到1948年,多田骏作为战犯被捕病死狱中,他与裕仁天皇的恩怨才最终画上了句号。
总之,不管渊源如何,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者在侵华期间所犯下的反人道、反人类、反文明的滔天罪恶,是任何人都不能篡改和抹杀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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