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柯庆施出生在安徽歙县的一个山镇里，在家中排行最小，聪明聪慧，自小便在父母的庇护下享受着难得安稳的童年。1920年他做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决定：刚刚成婚不久，便毅然离家，告别妻子和父母，只身前往南京求学，追随陶行知等人，投身新思想的洪流。

此时的南京，思想界风起云涌。杨贤江等人正在聚集有志青年，筹建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柯庆施的到来为这个小团体注入了鲜活的力量。他白天听课，夜晚钻研，一头扎进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裂缝。

同年8月，陈独秀来南京寻觅可用之才。他注意到了这个名声渐起的青年。巧的是两人是同乡，更在思想上高度契合。一见如故，几番长谈，两人很快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情谊。

不久后陈独秀亲笔写信，邀柯庆施赴沪共商大事。秋风初起，柯庆施即刻启程。到了上海，他在陈独秀的引荐下，正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完成了从学生到革命者的第一次身份转变。

返宁后，他组建青年团、撰写文章、奔走讲演。他用行动传播思想，用文字点燃理想。曾经的乡镇少年，已不再满足于个人命运的改善，他开始谋划更深远的社会变革。

1922年柯庆施走进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场。他当时只有24岁，是中共派出的青年代表之一。来自亚洲各地的革命者聚在苏联，目标明确：推翻殖民统治，推进民族解放。

会议由列宁亲自主持，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以革命导师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场合。那天列宁依次与各国代表握手，语速不快，目光坚定。柯庆施站在队列中，轮到他时，列宁伸出手，微笑示意，他上前与列宁短暂而有力地一握。

就是这一握，让柯庆施成为党内唯一一位亲眼见过列宁、并与之握手的中国人。回国后这一经历对他意义非凡。在日后风雨飘摇的政治斗争中，这一瞬常被他提起，成为一种信念支撑。但他并不孤身出征。那年同行的，还有像邓培这样的战友。几年后邓培在国内斗争中英勇牺牲，没能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1954年，陈毅调入中央担任副总理，上海一把手的位置由柯庆施接任。这是他仕途上的重大转折，从地方大员走向核心权力圈的关键一步。柯庆施为什么能上位？一个原因最直接：他特别会揣摩毛主席的意图。他曾私下说过：“跟着毛主席走，绝不会错。”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他信奉的行动准则。

在上海主政期间，柯庆施几乎将毛主席的讲话当作“最高指令”。每次从北京回来，他第一时间组织传达，每一条指示都要原封不动地落实。他甚至会在深夜反复研究毛主席讲话的措辞，从语气中揣摩精神。

正是这种“对表式”的忠诚，让他迅速获得中央信任。但也正因如此，他的一些政治选择，后来引发巨大争议，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张春桥。1954年张春桥原本已定调赴《人民日报》任职，一家人连行李都收拾好了。但关键时刻柯庆施出面“截胡”——硬是把张春桥留在了上海。

外界不明所以，实则柯庆施早已看中张春桥的文笔与政治嗅觉，尤其欣赏他“理论硬、口气正、刀笔利”。柯庆施要用他，打造上海宣传战线。张春桥留下了，并迅速进入权力轨道，从《文汇报》整顿，到文宣掌控，再到后来的步步高升，这一留影响了整个时代的走向。柯庆施的政治手腕由此可见一斑。他懂权力，更懂风向。但他未必意识到，自己留下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段风暴的起点。

1961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定下基调：全党要走下去，搞调查，摸实情，把1961年作为“调查年”。几个月后，陈云只带少量随员，回到家乡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他没声张没安排接待，直接扎进田头地头，连续半个月调研。他想看看，农村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青浦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可此时的农民饭桌上早已没了米，靠稀粥糊口，原本田地用作绿肥的红花草也被吃光。饥饿不是传言，是肉眼可见。陈云首先走访了一个公社养猪场。干部汇报：“去年养猪不但没赚，还亏了3.8万元。

每户农民平均背上了16元负担，建猪圈、搞基建又投了7万。”陈云没马上说话，只是点头，然后开始自己算账。他拿出笔记本，翻阅数据对比：此前农户自己养，一头母猪一年能产十四五头苗猪，死亡率6%；而如今公养之后，一头母猪竟只能产四五头，死亡率高达89%。对比之下效率直线崩塌。他眉头紧锁：“这是养猪，还是搞消耗战？”

他继续走村串户，跟农民一对一交谈。有农民坦言：“公养忙一天，肉看不见，猪是公社的，心也不在了。以前自己养，猪吃得好，我们吃得也不差。”陈云听在耳里，记在心里。

回去那天晚上他写下一份调研报告，标题直截了当：《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报告主张：养猪必须“公私并举，私养为主”，并建议给养猪户适当自留地，让他们自己掌握一点生产权利。

几天后，陈云回到上海市区，拜访了市委书记柯庆施和副市长宋季文，继续了解城市郊区的养猪情况。宋季文赞成陈云观点，还举例说：“长兴岛有个农民叫冯二郎，一个人养了70头猪，赚得盆满钵满。可郊区国营猪场个个亏。”

陈云正点头，柯庆施却冷着脸：“你懂什么？我就要公养为主，不能走回头路。”陈云没有正面顶撞，而是幽默回应：“你看公养养得多，可都那么瘦。养猪不能像我，太瘦了，要养得像你，有肉才行！”一句玩笑，场面一时安静，柯庆施也只得笑笑，不再多言。

1964年，柯庆施在一次例行体检中被医生发现已患上肺癌。消息一出上海华东医院立即为他安排了肺叶切除手术。虽然手术本身还算成功，但由于年岁已高、术后恢复缓慢，柯庆施的身体状况明显不如从前，体力和精力均受到严重影响。

这件事在当时属于高度机密，几乎无人知晓。组织方面为了稳定局势，严格封锁消息，连不少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也被蒙在鼓里。那段时间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贺龙元帅正在成都疗养，二人听闻柯庆施也在静养，便联名邀请他赴成都小聚，兼作短期调养之机。谁也不知道此时的柯庆施其实刚动完手术，身体尚在恢复中。

1965年4月5日，朱德也出席了宴席。开席前有人笑说：“今天不醉不归。”柯庆施笑着回应：“看来，今天终于解放了。”他将夫人余文兰安排在另一桌，想趁机松口气。只有余文兰明白，医生早已严令：酒烟绝对不沾。但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不好拦，只能事先叮嘱，剩下的，全靠柯庆施自觉。

宴会从下午6点持续到晚上9点，气氛热烈，不少人喝得尽兴。柯庆施喝得不多，还能回住所看文件。夜里临睡前，他觉得饿了，让人端来一碗花生米。没想到凌晨突发剧烈腹痛。

他叫来保健医生，只被当作小毛病处理。可到了夜里2点，情况没有好转，反而愈加严重。秘书急了，连夜打电话向上海求援。成都多位专家连夜赶来，但束手无策。次日中午，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带专家组飞抵成都，火速投入抢救。经过几天努力，病情始终未能控制。

4月9日，柯庆施病情恶化，最终不治身亡。经专家集体会诊后确定，死因系“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这是一种极为凶险的急性病症，起病迅猛，死亡率高，在当时医疗条件下更是难以掌控。

随着病因明确，事件本身也告一段落。此后无论外界如何猜测或揣测，也无法再凭空制造是非。真相一旦确立，便成了无法撼动的事实。柯庆施去世后，遗孀余文兰仍然居住在上海康平路的干部宿舍中。多年来她一直陪伴丈夫南征北战、奔走各地，深知政治生活的起伏。

丈夫离去后，她隐忍沉稳，不事张扬，靠着一份不高的工资勉力维持家中生活。尽管日子清苦，但她始终保持低调，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只安静地生活在丈夫留下的影子中，默默度过余生。

说柯庆施清廉，不是空话。上世纪80年代后，不少与他共过事的老同志先后发声，几乎都提到一点：柯庆施生活节俭、反腐坚决。他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时，明文规定干部不得收礼、不得搞特殊，自己也从不破例。一位市干部春节登门拜年，提着金华火腿，结果被柯当场怒斥，灰头土脸离开。这类事，在他任内不是个例。

柯庆施对腐败零容忍，但也并不好伺候。他性格强硬，凡事亲自拍板，说一不二。下属有人劝谏，他常回一句：“这事不用争。”批评起人来，火力极猛。很多干部佩服他的能力，但也怕他的脾气。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效率高，但气氛紧张，几乎没人敢有第二种声音。这个人，靠的是个人硬实力扛起一摊事，但团队氛围谈不上轻松。

刘少奇曾批评柯庆施“政治投机”，说他太会看风向、选阵营。确实，柯庆施懂得在复杂局势中自我定位。他信奉“紧跟毛主席就没错”，善于揣摩上意，步步为营。有人批评他见风使舵，也有人说他是在险象环生中求生存。这种判断力，在当时的政坛，是一种生存本能。

但不管怎么看，柯庆施在上海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他主政时期，上海经济明显起势，基础建设、工业发展都按部就班推进。他重视民生，常去工厂和菜场调查，关心的是物价稳不稳、工资发没发。他还狠刹奢靡之风，明令禁止举办舞会，理由是：“革命干部沉迷跳舞，斗志就散了。”那几年，上海的党政机关鲜有类似活动，这种做法在全国并不多见。

张春桥能从宣传口一路窜升到政治局常委，柯庆施的提拔起了关键作用。原本张要调任《人民日报》，行李都收拾好了，是柯硬把他留了下来。1963年，柯亲自将张春桥介绍给江青，奠定了后来“四人帮”的人脉基础。江青曾公开表示，柯庆施是“上海文化革命的重要推手”，这种评价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但柯庆施本人并未亲历“文革”的高潮。他1965年病逝，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党内排名第六。毛主席曾在南宁会议后称“真理在上海”，外界一度传言柯将接替周恩来。虽然未成现实，却说明其在高层中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