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魏晋风度
司马氏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和无数次权力斗争，他们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窃取了魏国的权柄。一般来说，一个朝代到了更迭之际，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精神风貌都会有所不同。
在魏晋更迭之际，曹魏皇室与司马集团都知道未来的局势走向是怎样的。
其实，此时魏国的权力与皇位处于过渡时期，只需等待恰当的时机即可效仿当年汉献帝“禅让”的故事。
当然，这一时期是一段极其敏感的时期。司马氏为了巩固权位，采取了多种政治措施来保护他们已取得的胜利果实。司马氏实施恐怖统治，打击异己，残害政敌。在这种政治高压之下，魏晋时期名士们的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其生活方式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很多文人（读书人）不论时事只谈风月，隐居山林。饮酒、炼丹、长啸、清谈、佯狂，成了名士们的生活常态。其实，这是名士们极度压抑下的放荡不羁与狂欢纵欲。魏晋名士任性放诞、不拘礼节，反抗礼法名教，鄙弃荣华富贵。他们率真旷达，风流潇洒，崇尚自然，追求隐逸生活，纵情山水而流连忘返，忘我于天地之间。他们的人格思想与行事风格，与其他朝代的名士们迥然不同。这看似超脱于世俗之外，但其实不然，实际上他们这些超乎寻常的举动的背后隐藏了许多鲜为人知且难以言说的故事。对于魏晋时期名士们的这种“奇特”的生活方式，后世称之为“魏晋风度”（又称“魏晋风流”）。
下面以“竹林七贤”为代表，来窥探一下魏晋名士的生活风貌及精神世界。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七位名士的合称。他们各有所长，皆是个性独特、饱有才学之辈，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
关于“竹林七贤”之名的由来，史学界尚存在一些争议。据《晋书•嵇康传》记载：“所与神交者唯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东晋史学家孙盛在《魏氏春秋》里也记载此七人“游于竹林，号为七贤”，所以“竹林七贤”的人选是明确的。
阮籍，生于公元210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尉氏县）人。其父阮瑀（“建安七子”之一），是享誉一时的文学家。当年，阮瑀志不在仕途，后来被曹操逼迫才勉强进入官场。阮籍或许受到其父的遗传，他长大后洒脱放荡、傲然独立，任性不受羁绊，立身处世没有什么欲望，将庄周作为人生榜样。阮籍是一个书迷，博览群书，好学不倦，尤其喜好《老子》《庄子》，热衷于老庄之学。阮籍有时候闭门读书，数月不踏出家门一步，自得其乐。阮籍兴趣广泛，除了读书之外，他还学习击剑、吹长啸、弹琴。阮籍本来天赋异秉，再加上勤奋努力，所以他少年成才，年纪轻轻就身怀绝学。阮籍族兄阮文业经常当众赞扬他，认为阮籍才能远超于自己。因此，大家一致称赞阮籍有奇异的才能。
太尉蒋济听闻阮籍是一位青年才俊，准备征辟他做自己的掾属。阮籍听闻此消息后，撰写一封《奏记》，表示自己才疏学浅难堪重任，并婉言谢绝。后来，阮籍在亲朋好友的劝谕之下勉强就任，但很快就告病辞归。由于阮籍名声在外，他又被官府征辟，后重新进入官场做了尚书郎。不久之后，阮籍又借口生病辞官。不过，树大招风，曹爽辅政后征召阮籍做参军。阮籍可能已经看出曹爽不成大器，所以他这次不想再出仕了，便故伎重施地再次对外宣传自己病重，并回归乡野养病。阮籍装病逃脱曹爽征辟，后来曹爽被诛，时人皆赞扬和佩服阮籍有远见卓识。
司马懿上台执政后，为了统治需要大力征辟有才能的人出来做官。作为一个社会名流，阮籍自然在司马懿的征辟名单之中。这一次，阮籍不敢找借口推辞了，应召做了一名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阮籍又做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等到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后，司马师为了笼络人心而大肆封官晋爵，阮籍凭着名声和才能被赐爵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司马师死后，司马昭上台执政，阮籍自然又做了司马昭的属官。这时，天下局势已经很明朗了，司马氏取代曹魏已成定局。此时，正当魏晋更迭之际，天下多有变故，名士很少有能保全自己的。所以，阮籍为此不想再参与政治事务，经常饮酒至醉在家酣睡，以此作为一种避祸手段。司马昭想为其子司马炎向阮籍求婚，欲迎娶阮籍的女儿做儿媳妇。
阮籍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故不想与司马昭联姻。要知道，司马昭想与阮籍结为秦晋之好，而阮籍自然是无法强硬拒绝的。那么，怎么办呢？只能是不给司马昭开口的机会。
于是，阮籍得到司马昭想与他联姻的消息后，天天在家拼命地喝酒，将自己灌醉后睡大觉。尽管司马昭两个月来天天派遣媒人上门提亲，但阮籍整日醉酒酣睡，媒人根本没有得到与他说话的机会。对此，司马昭只得无奈作罢，取消了两家联姻的打算。阮籍大醉了六十天，也酣睡了六十天，如此做既没有得罪掌权的司马昭，也没有违背他的内心。
钟会见阮籍故意装糊涂，多次向阮籍问一些时政问题，想趁此机会找出一些差池来治他的罪。当然，阮籍也明白钟会的用意，因此口不臧否人物，话不谈论时政，一律都用酣醉的办法避免。阮籍知道世事已不可为，因此三缄其口，不谈政治，整日饮酒，难得糊涂。
阮籍听闻步兵营的厨师擅长酿酒且步兵衙署贮藏了三百斛美酒佳酿，于是便向司马昭请求去做步兵校尉。步兵校尉一职属于中层武职，但又不执兵权，所以司马昭爽快地答应了阮籍的请求。阮籍在他心仪的岗位上，每日利用职务之便痛饮美酒，自得其乐。
事实上，阮籍此举主要是为了避祸。当时，政治派系斗争严重，但阮籍既不愿被人当作司马氏的幕僚，又不想公开反对司马氏而引火上身，所以主动去做步兵校尉并总是以醉酒为幌子，这无疑对外表明了他自己的政治态度——我眼中只有美酒，其他一切事情我都不关心。阮籍饮酒放纵的背后，实在是有难言之隐。由于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一职的时间最长，后世通常称其为“阮步兵”。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他曾经登上广武城观看当年楚汉战争的遗址，联想到西楚霸王项羽与汉高祖刘邦交战争霸的情景，并心有所感地慨叹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由此可见，阮籍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只是时势让他不敢涉足政治，而他的出仕也只不过是向当局的一种妥协保身罢了。
在郁闷的时候，阮籍时常独自驾着马车任由马匹拉着车子驶向荒无人烟的地方，放声大哭一场，然后神色自若地回家，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阮籍是一个吹口哨的高手，其长啸清韵响亮，堪称一绝。有时候，阮籍也会在山林里长啸，宣泄自己压抑的情感。
阮籍三岁丧父，由其母把他抚养长大。阮籍天性孝顺，对其母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阮母去世时，阮籍正在外面与别人下围棋。当别人把该消息告诉给阮籍时，阮籍的反应却出乎众人的意料：只见阮籍不仅没有露出丝毫痛苦的表情，反而专心一意地继续下棋。对弈者看不下去，请求中止对弈。但是阮籍不同意，极力挽留对方一定要下完这一盘棋局，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众人用鄙视的眼光看着阮籍，心里嘀咕着：作为一个孝子，死了老母不赶紧回家奔丧，而是让别人陪着继续下棋，这像什么话？
对弈者无奈，只能陪着阮籍下完了这一盘棋局。然后，阮籍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
阮籍回家后，他并没有跪在母亲灵柩前痛哭，而是痛饮了二斗美酒。阮籍这样的举动，顿时惊呆众人。就在众人惊愕之时，阮籍痛哭一声，紧接着吐出了不少鲜血。等到阮母下葬时，阮籍在众人面前大吃大喝，一口气吃了一只蒸猪，又痛饮了二斗美酒，然后与灵柩诀别。阮籍与宾客说完话后，又是一声痛哭，紧随着又是吐血不止。
不久之后，阮籍骨瘦如柴，一副病秧秧的样子，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裴楷听闻阮籍死了母亲，前往阮家凭吊，却见阮籍披头散发箕踞而坐，醉眼直视来客。裴楷吊唁完毕，叹息良久后大哭离去。
有人问裴楷：“凡是去吊丧者，主人都要先哭泣答谢来客，然后来客才垂泪还礼。如今，阮籍不起身哭谢来客，你为什么要大哭呢？”
裴楷答道：“阮籍是方外之士，因此他不必遵循礼教制度。我只不过是一个世俗之人，所以要遵循世俗的礼法规矩。”
司马氏不忠于魏室，因此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阮籍在居丧时期照常喝酒吃肉，故意做出种种“不孝”之举，以“不孝之子”示人，而实则他是至孝之人。阮籍表面上看似是破坏礼教，实际上他是深爱礼教，而如此反其道而行之实则是发泄内心的苦闷及对司马氏政权的一种无声抗议。作为一个生活在高压之下的魏晋名士，阮籍只能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暗讽司马氏的虚伪与狡诈，尽管这是一种什么也改变不了的抗议。
阮籍不遵循礼教之举不胜枚举，现列举几个事例以探究他的为人。
有一次，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小住。阮籍听闻消息后，竟然屁颠屁颠地跑过来殷殷嘱托，恋恋不舍地道别，完全是一副舍不得嫂子回娘家的样子。这副样子宛如热恋情侣之间的告别，但当时“男女授受不亲”。在礼教森严的社会里，阮籍这样的举动显然已经超出了礼教的范畴。
于是，有人借此事抨击和讥讽阮籍，认为他处事荒唐，不遵守礼教。面对他人的攻击，阮籍回应道：“礼法难道是为我这样的人规定的吗？”
阮籍家旁边有一家小酒馆，老板娘颇有姿色，丰韵诱人。美人当垆卖酒，小酒馆生意很是不错。作为一个爱喝酒的邻居，阮籍经常光顾这家小酒馆。阮籍去买酒喝没问题，问题出在他每一次去酒馆喝酒必醉，并且喝醉了就毫无顾忌地直接睡倒在老板娘的身边，根本不避嫌。一个大男人，酣睡在老板娘身边，成何体统？
当“名士”“美人”“美酒”“睡觉”这些元素交织在这家小酒馆中，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于是，一时之间流言蜚语四起，不少人认为阮籍有意醉酒耍流氓。
酒店老板听了这些风言风语，认为阮籍故意借酒醉图谋不轨，也怀疑自己的娇妻有婚外情。于是，心生疑虑的酒店老板暗中偷偷地观察阮籍的一举一动，但发现阮籍的确只是在自己娇妻身边酣睡而已，从来没有借机做出越轨之事。酒店老板观察一段时间后便释然了，知道阮籍确实是一个正人君子，就任凭他在酒店里酣睡而不去打扰他的美梦了。
阮籍还做过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吊唁素不相识的花季少女。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军户有一位天生丽质的女儿，才色俱佳，堪称一代佳人。可惜，少女红颜薄命，还没有出嫁就早夭了。阮籍听闻这件事情后，虽然与这户人家素不相识，但他径直前去吊丧，并在灵堂上放声痛哭且哀痛欲绝。阮籍哭够了，也不和主人家打一声招呼，便擦着泪水直接回家了，搞得众人莫名其妙。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月，魏帝曹奂下诏晋封司马昭为晋公，晋位为相国，加“九锡之礼”。当然，司马昭又是三番两次“推辞”，表示自己德薄能鲜，不肯接受诏命。在公卿大臣的建议之下，阮籍受命执笔在沉醉之中提笔撰写了一篇《劝进表》，以此塞责。虽然这篇文章是阮籍在半醉半醒时撰写的，但仍然是一篇高水准的文章，颇得司马昭赞赏。阮籍本无意于仕途，不想逢迎权贵，但为了身家性命着想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屈身于司马氏手下为官，并替司马昭撰写《劝进表》。阮籍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所以他得到了司马昭的包容，最后得以善终。阮籍死于写完《劝进表》后的当年冬季，享年五十四岁。
阮籍的代表作是五言组诗——《咏怀八十二首》，这八十二首五言诗开创了“咏怀诗”的先河，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受到了后世文人的重视。阮籍另著有《大人先生传》，这篇散文对当时虚伪的礼法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斥责和辛辣的嘲讽。
山涛，生于公元205年，字巨源，河内郡怀县（今河南武陟）人，他是“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山涛的父亲名叫山曜，官至宛句县令。山家本是一个富裕家庭，不过好景不长，随着山曜英年早逝后一切都改变了。山家失去了家庭的顶梁柱，也等于失去了经济来源，所以其家陷入了困顿之中。
山涛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艰难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丧失理想。山涛年少时就很有器量，卓尔不群，尤其喜爱老庄学说。《庄子》《老子》这两部经典书籍是山涛的枕边书，他经常看得不亦乐乎。山涛淡泊仕途，不喜欢出仕做官，所以他隐居乡里，刻意掩盖自己的才能，闲暇时邀请两三好友来家做客。嵇康与吕安是山涛的好友，他们交情匪浅。后来，山涛又邂逅了名士阮籍，他们志同道合，遂成为莫逆之交，经常与嵇康等人在竹林中宴游，其乐融融。由于他们有着相同的志趣与爱好，彼此之间不必开口就能领会到对方的心意。就这样，山涛与一帮名士朋友在竹林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直到四十岁时，山涛才进入仕途，初任河内郡主簿、功曹及上计掾，协助郡守处理文书、人事及考核等事务。不久之后，山涛被举为孝廉，又被州里征辟为河南从事。此时，魏国政坛波诡云谲，曹爽与司马懿的矛盾已经显露出来，尤其曹爽伐蜀失败回洛阳后更是对禁军进行体制改革并撤销了中垒营和中坚营，相当于剥夺了司马懿长子司马师的军权。所以，司马懿已经暗中下定决心铲除曹爽集团，甚至不惜主动装病迷惑曹爽。虽然曹爽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暂时占据上风，但德薄才疏的曹爽又岂是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的对手。作为一个旁观者，山涛清醒地知道这一点，并认识到不久之后曹爽必定会被司马懿除掉。
有一次，山涛与好友石鉴同屋共宿。在夜里，山涛由于想着时局的变化而睡不着觉。于是，山涛起来推醒石鉴，对他说道：“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你还能这样酣睡？你知道太傅称病卧床是什么用意吗？”石鉴突然被推醒，睡眼蒙眬，茫然地答道：“宰相三次不上朝，朝廷就下诏书让他回家，你何必操心呢！”山涛见石鉴不明白司马懿称病是一种以退为进之计，便喟然长叹道：“唉！石先生真是不明世事，一个人身处在战乱中会没有危险吗？”
这时，山涛已经深刻意识到如果再继续在曹爽集团任职的话，到时候司马懿除掉曹爽之后自己有可能受到连累，毕竟政治清算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山涛决定提前跳出官场，抽身而退。于是，山涛丢弃官符印绶而去。当然，山涛主动辞官实际就是为了政治避祸。果然不出所料，山涛辞官不到两年之后，猝然之间就发生了高平陵政变，以致曹爽集团被一网打尽，许多人也因此死于非命。经此政变后，山涛目睹了权力斗争的残酷，遂远离政治，隐身于乡野竹林之中。
由于山涛的从祖姑山氏是司马懿妻子张春华的母亲，所以山涛迫于形势不得不再次出山见掌权的司马师。司马师见山涛主动前来投奔，揶揄道：“当世的吕望是想当官吧！”尽管司马师话中有讽刺意味，但山涛并不介意。
不过，司马师很看重这个有才能的远房亲戚，遂命令司隶校尉推荐山涛为茂才，授任郎中一职。此后，山涛仕途一路畅通，历任从事中郎、赵国国相、尚书吏部郎等职。
司马昭上台后，山涛备受重视。景元五年（公元264年）正月，钟会在蜀地作乱，司马昭准备亲征钟会，拨给山涛五百名亲兵，让他镇守邺城负责监视曹魏宗室的举动。
司马炎受禅称帝建立西晋后，由于此前山涛劝说司马昭立司马炎为世子有功，所以司马炎对山涛很是感激，并亲自拜谢他。司马炎即位后，马上让山涛代理大鸿胪（“九卿”之一），护送曹奂返回邺城。此后，山涛官位一路攀升，出任冀州刺史，入朝为侍中，转任太子少傅，加授为尚书仆射。西晋灭吴后，司马炎擢升山涛为司徒，让其位列“三公”。山涛一生中担任过很多重要职位——“三公九卿”都做过，是西晋初年的重要官员之一。
西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山涛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九岁。
向秀，字子期，河内郡怀县（今河南武陟）人。向秀聪慧好学，喜谈老庄之学，对《庄子》研究颇深。向秀年少时为山涛所知，便将他引入竹林中与其他名士宴游，结识嵇康、阮籍等人，成为“竹林七贤”之一。
在向秀的朋友中，最要好莫过于嵇康。向秀与嵇康的年龄相仿，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话题与兴趣爱好。他们两人都不热衷于功名，对司马氏专权也都表示不满。
庄周著有《庄子》一书，流传下内外篇几十篇。历代有才之士虽多有阅读《庄子》，却没人评论这部书的旨趣与奥妙。《庄子》是战国时期一部道家学派经典著作，内容丰富，构思巧妙，博大精深，富有哲学性，涉及宇宙、人生、政治、社会、哲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包罗万象。不过，这部今天看来可以流传千秋万载的经典巨著，在当时却没人去为它注释和分析。鉴于此，向秀决心对《庄子》加以注释，让其他读书人能无障碍地阅读和理解这部巨著所包含的深意。
向秀把自己要为《庄子》作注的想法告诉给嵇康，想听听好友有什么好建议。嵇康答道：“这部书哪用再注释呢？莫要妨碍人们作乐了。”其实，嵇康这样说是怕向秀不能胜任，最后适得其反。
不过，向秀认为自己对《庄子》有很深的研究，便依然坚持己见。于是，向秀系统地研究《庄子》，作注解释其义蕴，阐发书中隐含的奇异旨趣，以振作玄学风气。
等到注释完成后，向秀拿给嵇康看，高兴地问道：“您看看，是否更胜过没有注解呢？”
嵇康很高兴好友向秀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遂折服于其才华。向秀还与嵇康讨论养生之道，二人志趣契合，乐在其中。
向秀开创用玄学注释《庄子》的新思路，其注精彩无比，“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吕安（魏晋名士，与嵇康是至交，也与向秀为友）见此注后，赞叹道：“庄周不死矣。”
由于嵇康喜欢打铁，向秀便做他的助手，于是二人经常在嵇康家门前的柳树下旁若无人地打铁自娱。嵇康掌锤打铁，向秀负责鼓风，彼此配合默契，并高兴地享受着打铁的乐趣：一则可以锻炼身体陶冶性情；二则可以卖钱补贴家用。
名士打铁，这是发生在魏晋时期的真实历史故事，可见魏晋风度真的非同凡响。
等到闲暇时候，向秀又去做一个菜农，帮助好友吕安浇灌菜园。向秀与嵇康、吕安情投意合，通过自己的勤奋劳作自给自足，过着粗茶淡饭的平淡日子。在他们看来，功名利禄，皆为身外之物，唯有真性情永留人间。
后来，嵇康和吕安被司马昭杀害。向秀目睹了好友死于非命的惨剧后，终日生活在惆怅和悲痛之中。在好友遇难后，向秀不得不向强权妥协，于是接受了本郡长官的举荐进入洛阳出仕。
司马昭问向秀：“听说你有隐居箕山的志向，今天为何在这里呢？”
向秀只能违心地答道：“我认为巢父和许由是偏狭之人，不通晓帝尧求贤若渴的良苦用心，哪值得羡慕效仿呢？”
向秀口中所说的巢父和许由是传说中的隐士高人，这两人都是品行高洁的世外之人。传说，帝尧以天下相让给巢父，巢父不肯接受；随后，帝尧又欲禅让帝位给许由，许由亦不肯接受，并认为这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而跑到颍水边捧水洗耳。巢父更以许由洗耳的水为秽浊之物，不愿让自己的牛在颍水下游饮水。所以，后世常用“箕山之志”来称誉不愿在乱世做官的隐士高人。司马昭当面说向秀有“箕山之志”，实际是饱含讽刺之意。不过，向秀的回答确实精彩，表示不愿做孤僻高傲的隐士过隐居生活而愿意为朝廷效劳，以此避免了带来祸患。
司马昭听了向秀的话很高兴，便让他供职于洛阳。后来，向秀经过旧日居所，在日暮时分突然听到邻人吹响嘹亮悲催的笛声。见此情景，向秀感今怀昔，追思起昔日与嵇康等人一起游宴竹林的快乐时光。如今，物是人非事事休，嵇康、吕安的墓头早已荒草丛生，一股悲怆之情涌进向秀的心头。于是，向秀悲从中来，有感于怀，写下了一篇感人至深的传世名作——《思旧赋》。
向秀做了散骑侍郎，后来转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都是一些闲职。不过，向秀做官不做事，在朝不尽职，消极无为应付了事，他的出仕只不过是姑且存身保命而已。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向秀在任职期间去世。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濉溪）人。刘伶家境贫寒，身材矮小，容貌丑陋。作为一位名士，刘伶的个人形象确实不忍见诸笔墨。
刘伶嗜酒如命，放浪不羁，追求逍遥自在的神仙日子。他沉默寡言，喜好老庄之学，不随便与人交往，算是一个异端。尽管刘伶的朋友很少，但他的朋友非同一般，如当世名士阮籍、嵇康等人都是他的好友。刘伶每当与阮籍、嵇康等人相遇，都会兴高采烈地带着美酒携手进入竹林痛饮。“酒逢知己千杯少，与友饮酒时日短”，他们杯酒言欢，完全忘我于大自然中。在这些人中，刘伶的酒量是最大的，他喝酒如喝水一般，不醉不欢。
刘伶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酒鬼”，以饮酒而闻名天下。关于刘伶醉酒的故事有很多，现列举几例以此探究刘伶的生活及精神世界。
刘伶出门经常乘坐鹿车且带着一壶美酒边走边喝，并让仆人扛着铁锹在后面跟着，交代道：“我在哪里醉死了，顺便就把我就地埋了。”
当然，刘伶这样不要命地嗜酒，对此他的妻子很是有意见。刘妻担心丈夫喝酒不节制有损健康减少寿命，便想方设法限制刘伶喝酒。
有一次，刘伶在家酒瘾发作得厉害，便哀求妻子让他喝酒。刘妻见丈夫因饮酒过度已经生病，大怒之下连酒带壶一齐毁掉，并流着眼泪规劝道：“你喝酒太过量了，这不是养生之道，从今开始一定要把它戒掉！”
刘伶眼珠一转，想出了一个应对之策，连连点头道：“你的话很好！但是，我不能自己禁止不喝酒，只有当着鬼神发誓戒酒才能生效。你可以去准备祭祝用的酒肉了，我要向鬼神祷告戒掉酒瘾。”
刘妻听了丈夫的话信以为真，高兴地去买酒买肉。殊不知，酒鬼的话，十有八九是不可信的。
刘伶把妻子买回来的酒肉摆放在神像面前，跪着祈祷道：“天生我刘伶，以嗜酒出名。一饮就是一斛，喝五斗酒才能除去我的病症。妇人说的话，千万不能听。”刘伶祷念完毕，马上喝酒吃肉，直喝到酩酊大醉才罢休，堪称极品酒鬼。
刘伶虽然经常醉酒，酒后狂傲不羁，看似是糊涂放荡的样子，其实他的随机应变能力并不差。有一天，刘伶喝多了，竟然脱掉衣服赤身裸体在屋中奔跑，画面极其不雅。有人看到这一幕后讥笑他，刘伶回应道：“我把天地当作房子，把房屋当作裤子，那诸位为什么跑到我裤子里来呢？”
刘伶做出这样狂放的举动背后，其实是有原因的。当时，司马氏专擅朝政，人人趋炎附势，很多达官贵人为人很是虚伪。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刘伶不肯同流合污，于是故意做出一些荒唐的行为，以挑战社会风化的“底线”，释放自己的真实情感。
在不留意之间，刘伶写了一篇传世名作——《酒德颂》。这篇骈文虚构了两组对立的人物形象——一组是不受羁绊喜欢喝酒的大人先生，一组是拘泥礼教为人虚伪的公子绅士。其文语言诙谐幽默，笔意汪洋恣肆，富有讽刺意味，有力地鞭挞了以礼教自居的虚伪之徒，并对封建礼法和士大夫们做了辛辣的嘲讽。刘伶一生只为酒痴狂，以此表达自己超脱世俗、坦荡清白、蔑视礼法的鲜明态度，并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自由自在地生活，不为一切世俗礼教所束缚。
刘伶曾在建威将军王戎幕府下担任参军一职，终因无所作为而罢官。晋朝建立后，刘伶参与朝廷对策，大力提倡无为而治。
后来，由于刘伶名声在外，朝廷又想征召刘伶出来做官，但一心不愿为官的刘伶竟然想出了一个颇有创意的办法来拒绝朝廷的征召。刘伶听说朝廷特使快要到来，便赶紧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然后脱光衣服装疯卖傻般地朝村口狂奔而去。
朝廷特使见到如此荒诞的一幕后，认为刘伶不过是一个酒疯子罢了，便没有宣布诏书而直接返回京都向皇帝汇报去了。就这样，朝廷就此打消了再任用刘伶的想法，从此以后也不再征召刘伶出山为官了。
最后，刘伶老死家中，终其天年。
阮咸，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尉氏县）人。其父阮熙是武都太守，其叔父阮籍是当世名士。阮咸可能受到叔父阮籍的影响，他从小就放任旷达，不拘礼节。阮籍经常与名士朋友在竹林中聚会畅饮，而阮咸也跟随着叔父遨游于山林之中，二人并称为“大小阮”。对于他们这种行为举动，讲究礼教的人都冷嘲热讽，看不起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阮籍和阮咸叔侄俩都不在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介意别人怎么说。
当时，阮籍和阮咸居住在路南，其他阮姓族人居住在路北。不过，北边的阮姓富裕，而南边的阮姓贫穷。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的七夕节，又称“乞巧节”。在古代，七夕节有许多民间习俗，其中有一项是晒书晒衣。据说这一天是龙王爷“晒鳞日”，天门洞开，阳光强烈，所以在此日暴晒衣服、书籍之类可以避免虫蛀。（东汉崔实《四民月令》云：“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
每到七夕节，北边阮姓搬出各种名贵衣服在路边暴晒，锦锈绸缎灿烂夺目，让人目不暇接。阮咸见此状，十分看不起北边阮姓的借机炫耀富贵，便故意用竹竿挂出粗布短裤在庭院中暴晒，以表达对爱慕虚荣之辈的鄙视。如此，光彩夺目的锦锈绸缎与破烂陈旧的粗布短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人对阮咸的做法感到奇怪，便问他为何如此做。
阮咸答道：“我不能免除世俗的习惯，姑且如此而已。”
关于阮咸的逸闻轶事有很多，现在再列举两例以探究他的名士做派。
阮咸一向不遵循礼教制度，放纵越礼，时常做出一些超出常理的事情。阮咸母亲去世后，其姑母前来奔丧，随身带来一位漂亮的鲜卑族婢女。谁想到，阮咸竟然胆大包天地在守丧期间与姑母的婢女私通。姑母见阮咸非常喜欢这位婢女，便同意阮咸的请求留下此女。不久之后，姑母要离开回家了，又要把自己的婢女一起带回去（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忘记了当初的诺言）。阮咸听闻自己的情人要跟着姑母走了，当场就借来客的马匹去急追姑母。当时，阮咸来不及另换衣服，就穿着一身孝服去追赶姑母索要婢女。在阮咸追上姑母后，他成功地索要到了那位漂亮的婢女，抱得美人归。在回来的路上，阮咸与婢女共骑一匹马有说有笑。对此，人们议论纷纷，批评责备阮咸，认为他有伤风化。
阮咸回应道：“传宗接代的人不能丢失啊！”
这位鲜卑婢女，就是阮咸之子阮孚的母亲。顺便提一下，阮孚也继承了父亲阮咸放纵不羁的性格，旷达傲世，酷爱饮酒，并在囊中羞涩的时候曾用金饰貂皮大衣去换美酒。
有一天，阮咸的同族人一起聚餐。对于家族的这项活动，阮咸自然是要参加的。当阮姓族人见阮咸到来，便不再用平常的小酒杯装酒，而是用大盆来盛酒，想与他比试一下酒量。对于这种颇有创意的饮酒之法，喜好饮酒的阮咸自然没有意见。在宴会上，大家围坐一圈轮流敬酒，开怀畅饮，不亦乐乎。正当大家喝得兴高采烈之时，有一群猪闻到酒香味也来蹭酒喝。有人见猪把头伸到酒盆中喝酒，想把这群“不速之客”赶走，但是阮咸阻止了，反而直接凑上去与猪一道喝酒。阮咸与猪酣饮，宛如与朋友饮酒一样，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当的。
从此，名士与猪共瓮饮酒的故事流传下来，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从这些故事之中，我们可以看出阮咸豪迈粗犷的性格以及潇洒随意的生活方式，他不被任何社会桎梏所束缚，礼法观念对他来说似乎是不存在的。
阮咸蔑视权贵和有钱人，又不遵循礼教制度，自然是很难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的。尽管好友山涛很看重阮咸，曾向晋武帝司马炎极力举荐阮咸，但晋武帝认为阮咸沉溺饮酒，言行虚浮，不堪大用，所以阮咸只做了一份闲职——散骑侍郎。
阮咸精通音律，又善弹琵琶，对音乐颇有造诣。荀勖是一名音律学家，自视甚高，心胸狭窄，但他和阮咸讨论音律后觉得自己的水平远不如阮咸。沮丧的荀勖害怕阮咸留在京师中抢尽他的风头，遂将阮咸视为异己，暗中上表抹黑阮咸，并让朝廷把他调出京师去地方补任始平太守一职。
阮咸出京为官后，远离了朝廷的纷争，后来寿终正寝。
王戎，生于公元234年，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竹林七贤”中最年少者。王戎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王雄曾得到魏文帝曹丕的赏识而官至幽州刺史，其父王浑官至凉州刺史，封贞陵亭侯。王戎自幼聪颖，风神俊朗，表现出非凡的胆量和智商。
王戎六七岁时，他跟随大人在宣武场看动物表演大戏。突然间，猛兽在槛笼中咆哮怒吼，声音震天动地。众人大惊之下都奔走退避，唯有王戎站在原地不动，神色自如，一如往常。魏明帝曹叡在楼阁上看到这一幕后，对王戎称赞不已，认为他是一个奇童。
有一次，王戎与一群玩伴在道旁嬉戏游玩。有人看见路边的李树上有很多果子，于是小伙伴都争着爬到树上去摘取果实，唯有王戎无动于衷。有小伙伴问他为何不去，王戎答道：“李树在道旁而果实累累，其果实必定是苦涩的。”
小伙伴都不信，摘下来一尝，果然苦涩无比。事实验证了王戎的看法是正确的，如果道旁的李子是甘甜可口的，那早已经被路人摘光了。
当世名士阮籍与王戎之父王浑是朋友，比王戎大二十多岁。阮籍每次到王浑的官署拜访，与王浑见一面寒暄一番就离去。但是，当阮籍找王戎交谈时，他们在屋内会交谈很久才出来。阮籍对王浑说道：“濬冲清虚可赏，不是像您这样的人。我与您谈话，不如与阿戎谈话。”就这样，阮籍与王戎结为忘年之交。
王浑死于凉州时，其故吏捐赠数百万钱助丧。面对赠予的巨额财物，王戎却死活不肯接受，他因此而出了名。
不过，如果从王戎以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并不是一个不贪钱财的人。此时，王戎之所以不接受馈赠，是因为他此举是有动机的——博取一个好名声，以此出名。
王戎曾与阮籍饮酒，其时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也在座，而阮籍因为酒少便在斟酒时没有给刘昶斟，刘昶对此也没有表示什么。王戎觉得奇怪，隔日问阮籍：“刘昶是什么样的人？”
阮籍答道：“胜过公荣的人，不能不和他一起喝酒；不如公荣的人，不敢不与他共同喝酒；唯有公荣，可以不给他酒喝。”
王戎经常与阮籍等人在竹林游玩，但有一次他来晚了，于是阮籍调侃道：“俗物又来败人兴致。”
王戎笑着回应道：“看来你们的兴致很容易败坏啊。”
实际上，王戎是“竹林七贤”中最务实的一个名士，他既有名士高雅的一面，又有俗人鄙俗的一面。
王戎的祖父辈都是做大官的，他靠着门荫入仕，继承其父王浑的爵位被召为相国掾，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后来转任河东太守、荆州刺史，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长官。王戎在荆州刺史任上，曾经私下派遣属下官吏给自己修建豪华住宅和园林。王戎这种行为，其实就是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事发后，按照相关律法处置，王戎应该罢免官职回家做一个庶民。不过，晋武帝司马炎下诏允许赎罪处理，保留了王戎的官位，让他以功赎罪。随后，朝廷将王戎调任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跟随伐吴大军一起渡江参加灭吴之战。
王戎因平吴有功晋爵安丰县侯，增加六千户食邑，赐绢六千匹。后来，王戎升任司徒，位居“三公”之位。
据史料记载，王戎为人贪吝，好兴财利，园田水碓遍布天下，房产奴仆不计其数。他喜欢囤积货物、聚敛钱财，其拥有的财物不计其数，以至于经常自执算筹（算盘）昼夜计算财产的多少。由于钱财货物太多，王戎经常与妻子在灯光下摆出账簿算账，并常嫌算筹不够用。尽管王戎富甲一方，但他为人却极其吝啬。王戎不仅自己舍不得吃穿，而且对自己的子女也十分吝啬。王戎之女嫁给才子裴頠时，向其父借了数万钱办理喜事。婚后，王戎见女儿不及时还钱，便闷闷不乐。后来，女儿回娘家探亲时，见其父王戎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赶紧回家筹钱还给父亲。直到女儿把钱还清后，王戎这才露出笑容。在王戎眼里，父女之情可以另外再谈，但借钱必须还钱。
王戎的一个侄子结婚，于是王戎作为家族长辈送其一件单衣当作贺礼。但是，在侄子完婚后，王戎感觉送的贺礼太贵了自己吃亏，竟然又跑过去把这件单衣要了回来。
王家有上好品种的李树，结的果实是一等品。王戎卖李子时生怕别人得到他家的种子，便在卖出前在果核上钻一个小孔。王戎把李子的果核钻破，这样别人就不会得到好种子，就种不出上等李子来，从而可以保持他家的李子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正是因为这些“出格”的事情，王戎常被世人讥笑。就王戎的吝啬程度来看，说他是“东方的葛朗台”也是恰当的。王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吝啬鬼”，是中国历史上守财奴的代表，时人谓之为“膏肓之疾”。
永兴二年（公元305年），王戎在郏县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嵇康，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和核心人物。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涡阳）人。嵇康年幼丧父，由母亲和兄长抚养成人。嵇康从小聪明伶俐，智商极高，很多东西无师自通，堪称世间奇才。嵇康身高七尺八寸（约1.8米），卓尔不群，风度翩翩，神采非凡，即使不修边幅也掩盖不了他超拔的气质。嵇康博览群书，尤其喜欢老庄之学，并工于文章诗句，时人皆认为他是人中龙凤。嵇康天性善良，宽容有大度量，能容忍别人的过失，也能掩饰别人的过错。
尽管嵇康家庭不富裕，但他自身的巨大优势吸引了曹魏皇室的注意。于是，嵇康得以迎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成为曹魏宗室的女婿。嵇康清静无为，向往大自然，不喜欢官场中勾心斗角的生活。所以，嵇康尽管是曹魏宗室的女婿，但他无心于仕途，只做了一个闲职——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
嵇康崇尚老庄之道，修身养性，经常服食丹药进补，讲求养生服食之道。作为一个没有功名利禄的人，嵇康恬静无欲，与世无争，弹琴咏诗，又时常与一帮名士朋友游宴竹林，自得其乐。
嵇康曾专门撰写了一部养生论著——《养生论》，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养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对后世的养生之道影响深远。嵇康在《养生论》中阐述其养生之道，主张形神共养，尤重养神，既要注重修养性情，还要通达明理。嵇康喜怒不形于色，淡泊名利，看淡世事。
嵇康曾经游于山川采药，他一边采集药草一边观赏美景，完全将身心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得意之时，嵇康总是流连忘返，经常忘了回家。当时，有砍柴的人遇到嵇康，还以为他是神仙。嵇康气质修养极高，风度仪范俱佳，一派仙风道骨的样子，堪称“遗落在人世间的神仙”，所以樵夫产生这样的“误解”也实属正常。
有一次，嵇康又再次外出采药，并在汲郡山中遇到了隐士孙登。
孙登，字公和，汲郡共县（今河南辉县）人。孙登孑然一身，独自在汲郡北山挖掘土窟居住，过着“穴居”的生活。孙登长年隐居在苏门山的窑洞里，号苏门先生。孙登性情温良，博才多识，熟读《易经》，尤善长啸。孙登是一个奇人，夏天穿自己用野草编织的草衣，冬天则干脆披下长发覆盖身体保暖御寒。有人看见孙登这副奇特的形态便故意捉弄他，趁他不注意之时将其推进水中，想看他发怒的样子。只见孙登神闲气定地从水中爬起来，然后一笑了之，毫不介意。孙登是一个真正的方外之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喜怒哀乐，不食人间烟火，常以野果甘泉裹腹。
嵇康遇到孙登，知道对方是一个真正的隐士，遂上前与他交谈。孙登沉默不语，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静静地听嵇康说话。嵇康知道孙登是一个高人，并不为意，反而跟随他游历三年。在游历期间，嵇康曾经问孙登有何目标和抱负。但是，孙登只是微微一笑，始终不回答这个问题。因此，嵇康经常叹息，认为孙登的修行境界深不可测。
嵇康将要离别之时，又对孙登说道：“先生，您难道竟无临别赠言吗？”
孙登说道：“你真正认识火吗？火生而有光，如果不会用其光，光就形同虚物。重要的是在于能用光，光就能发生作用。一个人生而有才能，如果不会用其才，才能反会招来祸患。重要的是在于能用才，才就能利益天下。所以，用光在于得到薪柴，方可保持久的光耀；用才在于认识时势，方可保全其天年。你虽然博学多才，但是见识寡浅、性情刚烈，不懂避祸之道，深恐难免误身于当今之世，望你多加慎重！”
嵇康听了孙登的临别赠言不以为然，认为自己不贪图荣华富贵，从来没有争权夺利之心，又不参与政治事务，难道祸从天降吗？殊不知，嵇康虽是与世无争，只想清静地过完一生，也不会去招惹他人，但别人会主动来招惹他啊。在这个政权交替的乱世里，许多正人君子惨遭屠杀，做一个好人也是好难的；相反，一些见风使舵的厚颜无耻之徒，靠着出卖忠孝而得到高官厚禄，并且还得到了善终（如贾充之流）。
在山涛调离尚书吏部郎之职时，曾有意举荐嵇康接任自己的职位。嵇康得知好友山涛的打算后，便给他写了一封绝交信——《与山巨源绝交书》，严厉拒绝出仕。
在这封著名的绝交书中，嵇康详细地列举出自己不适合做官的七条理由：
一、喜欢睡懒觉，不能早起按时上朝；
二、喜欢随时抱琴弹唱，不习惯吏卒跟随在自己身边；
三、做官后要正襟危坐处理公务，自己身上虱子多要经常搔痒；
四、厌恶批写公文信函，不喜欢官场应酬；
五、不喜欢出去参加各种婚丧之礼；
六、厌恶跟俗人（指官员）一起共事，不喜欢吵闹污浊的环境（指官场）；
七、公事太繁忙，不想浪费时间精力去处理政务。
除此之外，嵇康在信中还补充了两条不能做官的“苦衷”：经常要说一些非议商汤、周武，鄙薄周公、孔子的话（“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是为世俗礼教所不容的事情；自己性格倔强，憎恨坏人坏事，说话轻率放肆，经常直言不讳，遇到看不惯的事情就会发脾气（“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嵇康在信中流露出了伤感之情，不但自己失去了母兄之爱，而且自己的女儿才十三岁，儿子才八岁，他们都还没成人，加之自己又有病在身，恐怕不能抚养儿女成人。在此信最后，嵇康向山涛表明了自己毕生的心愿：希望能安全地居住在陋巷里，过着平淡清贫的生活，教育好自己的孩子，随时与亲朋友好叙说离别之情，谈谈家常，叙叙交情，喝一杯淡酒，弹一曲古琴，这样我的终生愿望就已经满足了。（“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
嵇康的这封绝交书，与其说是给山涛的私人信件，不如说是写给司马昭看的。嵇康此举无疑是与司马氏公开决裂，表明自己绝对不会向强权低头。
嵇康的这封信一传开，人们都知道他的志向与理想了。司马昭闻讯后，果然不满嵇康坚决不合作的态度。尽管司马昭对嵇康非常不满，但在没有罪名的情况下也不能贸然杀掉他，毕竟嵇康是魏国上下士人的精神领袖。
嵇康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弹琴、写诗、作文皆无一不通晓。他时常外出游历顺道采药，并在空余时间炼制丹药，同时还是一名出色的民间手艺工作者（如打铁）。可以说，嵇康是一个集多项技艺于一身的全才，是当时士人当之无愧的偶像。
当然，古代人也与现代人一样，追逐偶像也是在所难免的，如贵族公子钟会就是其中一位。
有一天，钟会刚写完了一篇探讨玄学清谈的文章——《四本论》，很想拿给嵇康看看，并让对方点评一番。但是，钟会担心自己的文章水平不够，害怕博学多识的嵇康借机刁难自己。钟会把文章揣在怀里来到了嵇康家门外，但犹豫是否要把文章当面拿给嵇康看。钟会徘徊多时后，最后一咬牙将文章从门外隔墻扔到嵇康的庭院中，然后掉头一溜烟跑了。
其实，贵族公子钟会精明强干，颇有才辨，是一名社会精英。但钟会对嵇康一直非常崇拜，时常都想亲自去拜访他并得到面对面交谈的机会。
有一次，钟会特意带着众宾客前往拜访嵇康，他们的车马一路浩浩荡荡地到了嵇康家门口。
对于这一切，嵇康置若罔闻，不仅不起身迎接钟会，而且连头都不抬一下，继续在柳树下打铁不止，把钟会当空气一样晾在一旁。
钟会出身于富贵之家，其父钟繇是曹魏政权的功勋元老，其兄钟毓也是曹魏政坛的风云人物，并且都高居“三公九卿”之位。同时，钟会还是司马昭的亲信，备受重用。
但是，嵇康丝毫不给钟会面子，对他不屑一顾，就像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一号人物似的。钟会尴尬不已，自讨没趣，感觉当众出丑了。
过了很久，钟会要离去之时，嵇康才徐徐地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这是一段最终要了嵇康性命的对话。因为，嵇康的这句问话带有强烈的轻蔑和质疑的语气，而这让本就自命不凡且出身高贵的钟会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刺激。对于嵇康的问话，钟会虽然话如此作答，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宽容大度的人。嵇康不以礼相待钟会，因此钟会对嵇康怀恨在心，总想找机会报复。
当然，如果嵇康能当众夸奖钟会一句，那么钟会肯定会受宠若惊，觉得是莫大的荣耀。倘若嵇康如此做，那他也就不会有悲惨的结局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嵇康如果那样做了就不是嵇康了。
这件事情过去不久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与嵇康相关联的冤案——吕安案。这件案子是这样的：
吕安的兄长吕巽（字长悌）看上了弟媳（吕安之妻徐氏）的美色，心中产生了淫邪的念头。于是，色迷心窍的吕巽竟然找准机会灌醉了吕安的妻子徐氏，然后迷奸了徐氏。
事情败露后，吕安怒不可遏，打算将吕巽的恶行告发到官府并遣走徐氏。然后，吕安遣走妻子徐氏，让她回了娘家。徐氏受到了吕巽的侮辱，又遭到丈夫吕安的嫌弃，羞愧难当之下自缢而死。随后，吕安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地告诉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嵇康，让他给自己出主意。
嵇康与吕巽私交也不错，又为吕家的名誉考虑，觉得家丑最好不要外扬，免得让家族蒙羞。于是，嵇康好言安抚吕安，认为这样的家丑最好不要对簿公堂，以保全门第清誉为好。吕安听从了嵇康的劝说，未将此事告发到官府。
按理说，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让吕巽免受了刑事处罚，对他来说应该就是最好的结局了。谁想到，吕巽竟然是一个厚颜无耻之人，他忧心把柄操于人手而心不自安，遂向官府诬告吕安经常无故殴打母亲，是一个不孝之子。
当时，魏国“以孝治天下”，不孝的罪名比不忠的罪名要严重得多。在这样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不孝之举自然是会受到律法严惩的，因此所谓“吕安挝母”显然已经超出了家务事的范畴了。于是，官府将吕安收捕下狱。
嵇康乍听此消息惊呆了，方知吕巽不过是披着人皮的狼而已。对此，嵇康非常愤怒，遂给吕巽写了一封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
身在牢狱的吕安对其兄吕巽反咬一口极其生气，引嵇康为证辩诬。当然，嵇康也愤慨吕巽的兽行，答应到堂作证，以将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向世人公开。在大堂上，嵇康将事情的始末和盘托出，仗义执言、慷慨陈词地揭露了吕巽迷奸弟媳之事，并证明吕安从来没有不孝之举。但是，主审官却不问青红皂白地将嵇康也一并拘禁了。
当然，这样有看头的案件是备受关注的，社会各方都在关注着该案的进展。
由于钟会在此之前受到嵇康的轻视，心中极度忌恨嵇康，所以他认为可以借助此案杀死嵇康。于是，钟会趁机向司马昭进言道：“嵇康是一条卧龙，不能让他起飞。您不要忧虑天下，只忧虑嵇康一人而已。昔日嵇康还要协助毌丘俭谋反，幸赖山涛不同意才未得逞。从前齐国杀华士，鲁国诛少正卯，的确是因为他们败坏时俗教化，所以圣贤除掉了他们。如今，嵇康、吕安等人言论放荡，诋毁古代典法，帝王不应当宽容他们。您应当趁他们有过失而除掉他们，淳正风俗，以儆效尤。”钟会的意思很清楚直白，嵇康跟咱们不是一条心，留着他始终是一个大祸害，应该趁此机会除掉他。
此前嵇康对司马氏政权表达过不满，司马昭本已经有心除掉嵇康，只因顾及社会舆论而犹豫不决。因此，嵇康作为一个闻名天下的大名士却公开不与司马氏合作，并且又有曹魏女婿这个身份，最后的下场恐怕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了。如今，有这样的机会在眼前，所以司马昭听信了钟会的谮言，下定决心以“不孝之罪”杀掉嵇康和吕安。
身陷囹圄的嵇康知道司马昭这次不会放过他，极度悲愤之下提笔在狱中写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著名长诗——《幽愤诗》，陈述自己的生平以及志向，抨击时代的黑暗以及谴责小人的猖獗，自责自己不听从孙登的良言忠告而导致锒铛入狱。兹摘录《幽愤诗》中的一些诗句：
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
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
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
嵇康品行高洁，任性放旷，追求清静无为的生活。可惜的是，当时世上已无净土，嵇康这个淳朴的愿望注定无法实现。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这样分析道：“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殉道
嵇康被判处极刑的消息传出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尤其是士人团体更加群情激奋。士人们要求无罪释放嵇康，但是朝廷并没有听取他们的意愿，对其不理不睬。
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将要在洛阳东市受刑时，三千名太学生集体到刑场请愿，请求朝廷赦免他，并要求让他到太学任教。太学，是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不过，司马昭不同意众人的请求，执意将嵇康斩首示众。
洛阳东市刑场，断头台。
嵇康平静的脸庞上，看不出一丝悲欢离合，也看不出一丝痛苦哀愁，更看不出一丝胆怯退缩。
嵇康有神的明眸就如他的心一样纯净，没有一丝的混浊，他与往日一样一举一动极具名士风范，举手投足间皆让人钦服。
洛阳东市刑场有无数围观之人，成千上万双眼睛齐刷刷地望向断头台上的嵇康。
面对成千上万的人围在断头台四周，行刑官压力徒增。行刑官知道，一旦他对嵇康有丝毫的不尊重，就很容易引起人群骚动，说不定自己就会被人们直接打死。
行刑官抬头看看太阳，毕恭毕敬地问道：“嵇叔夜，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嵇康神情自若，抬头看看日影，知道离行刑时间尚有一段时间，便平静地答道：“我想为大家弹奏一曲。”
很快，嵇康的兄长嵇喜带着嵇康的一对儿女踉踉跄跄地跑过来，他用力拨开人群，把胡琴送到了刑场上。
当时，山涛也站在断头台下，双眼噙着泪水，默默地看着嵇康。
嵇康看了山涛一眼，对儿子嵇绍说道：“有巨源在，你就不是孤儿。”
嵇康临刑前不向兄长嵇喜托孤，反而向已经断交的山涛托孤，这无疑是对山涛内心最深刻的理解。在嵇康死后，山涛一直不辞辛苦地为嵇康抚养遗孤长大成人，后来还向晋武帝司马炎举荐嵇绍为官。
嵇康接过古琴抚琴而弹，声调绝伦，慷慨激昂，让人怆然而涕下。
这一刻，嵇康没有愤怒，没有悲哀，没有痛恨，平静地享受着生命的最后时光。
曲罢，音绝！
嵇康神色自若，平静地向数千名太学生说道：“《广陵散》于今绝矣！”（《晋书》）
数千名太学生和成千上万的百姓听到嵇康这句遗言后，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痛一齐痛哭起来……
行刑官见嵇康只是单单弹奏了一曲曲子就把刑场变成了这副模样，他有点慌张了。同时，人们的热情出乎了行刑官的意料，这有点让他不知所措。嵇康转头向行刑官微微一笑，而这个微笑好像是在提醒行刑官一般。
行刑官知道不能再等待，再等待下去他自己也有可能下不了手了。但是，司马昭的命令却不能不执行，而嵇康的命运已经不可能再有回旋的余地了。
嵇康面对死亡面不改色，风度举止有如往日，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从容是令时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可以说，此时的嵇康无疑达到了超越生死的境界，看轻了一切身外之物。
嵇康举止自若地从容受刑，用略带歉意的眼光望了人群一眼，决然转过头引颈就戮。
此时，嵇康年仅四十岁，正当壮年，却就此死于强权与诬陷之下。天下士人，没有谁听闻这个噩耗不痛惜流涕（“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人们久久不愿意离开刑场，还依依不舍地望着嵇康的尸首，尽管他的身首已经分离……
成千上万的围观人群眼噙热泪，不愿挪开自己的脚步，他们希望时间能倒流，希望能看到嵇康再次演奏《广陵散》……
跺脚，痛哭，哀怨，悲伤……伤感之情弥漫在人群中，人们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品味着《广陵散》的余音，沉浸在对嵇康的追思之中……
据《魏氏春秋》记载：“康临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叹曰：‘雅音于是绝矣！’时人莫不哀之。”
嵇康，是一个为信仰而死的人。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坚持自己的原则底线，不向强权低下高贵的头颅。
嵇康视荣华富贵如粪土，视高官厚禄如无物，宁愿打铁自得其乐，也不向权贵说一句违心话以博取功名利禄。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嵇康，是一个当之不愧的大丈夫。他坚持原则，有骨气，明白地看清了社会。后来，即在嵇康死后的一千六百多年后，鲁迅先生反复阅读其文章的同时给予高度评价，并整理辑校了嵇康的作品——《嵇康集》。
嵇康的一生一直都在用生命追求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从而赢得了后世的尊崇与敬重。
嵇康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不阿谀奉承，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对待世事明辨是非，追求精神上的洒脱，拒绝世俗物质的诱惑。嵇康把魏晋风度发展到了极致，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名士的精神追求。可以说，嵇康是魏晋风度发展的最高峰。若论清静无为、洒脱倜傥、多才多艺、论人品道德、淡泊名利，能如此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魏晋时代唯此一人而已。
嵇康被杀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冤案，这一点在史学界是一个共识。
这是一个文人对抗强权政治而惨遭杀害的悲惨故事：一个有信念和骨气的文人，用自己的生命来表达了自己对世事的看法——不是所有人都会屈服于强权政治之下的。
嵇康之死，是一个关于信念和骨气的故事。
魏晋风度的影响
“竹林七贤”，七个名士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各不相同，代表着七种不同人生。
魏晋名士，尤其是“竹林七贤”领引了一种时代风尚——魏晋风度。他们或纵酒避世，或谈玄论道，或打铁炼丹，或长啸山林，或裸奔佯狂……当时，“扪虱而谈” 甚至都成了名士们的一种美谈。他们看似超凡脱俗，远离尘世，其实内心里有着莫大的痛苦，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当时，儒家的纲常伦理已经沦为政治舆论的工具，当权者利用这些迂腐的礼教巩固其统治。有鉴于此，魏晋名士干脆不遵循儒家学说，转而推崇道家的老庄之学，追求内在自我的精神愉悦，探讨研究一些幽深玄远的问题——人生哲理与自然万物以及无限宇宙之关系。在魏晋名士的推动之下，老庄思潮在社会上刮起了一阵“飓风”，从而产生了一种新学说——玄学。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他们的人生选择之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人选择投靠司马氏，得到高官厚禄成为时人羡慕的对象（如山涛）；有的人保持中立态度，借酒消愁自我麻痹（如阮籍）；有的人始终不为强权低头，落个被杀的凄惨结局（如嵇康）；也有的人无奈出山为官以图避祸，在闷闷不乐之中过完一生（如向秀）。实际上，尽管这些人最后的人生之路各不相同，但他们应该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快乐。
后来，有许多人仰慕和推崇“竹林七贤”，遂模仿魏晋名士的行为举止，但他们没有学到精髓，只学到一点皮毛。他们没有“竹林七贤”的理想与才学，只不过是东施效颦而已。对此，鲁迅先生曾经撰文作了辛辣的讽刺——“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很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当然，魏晋之风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曾刮起了一阵浪潮，对后世也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思想文化界。魏晋风度，彰显人文精神，传统下的思想解放由此开始。他们大多数人放荡不羁，放诞任性，不事权贵，放浪形骸之极，随性洒脱至真，“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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