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舟
武昌起义后成立的鄂军都督府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惊雷划破封建帝制的长夜，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岭南大地。11月9日广东各界通过和平协商宣告独立，正式成立以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的广东军政府终结了清王朝在广东的统治。然而，新生政权甫一建立便遭遇致命困境：前清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等官员在出逃前，已将两广布政使司库存的巨额库银席卷一空，导致军政府财政彻底空虚，日常运转经费告罄，地方金融市场陷入银根枯竭的恐慌。
为维系政权存续、稳定社会秩序，广东军政府紧急推出一系列财政应急举措：一方面派员赴香港联络爱国港商筹措借款，号召海外华侨踊跃捐款支持革命，同时发行短期公债吸纳民间资本；另一方面，果断决定发行纸币，明确规定纸币与银元等值流通，并严令禁止银元出境以此遏制金融乱象、保障市场流通。在这一系列举措中，纸币发行成为维系财政运转与金融稳定的核心支柱。军政府通过颁布专门法规保障纸币信用，明确其法定货币地位，要求各级官府、商号、民众一体通行，这使得纸币在光复初期的广东地区得以顺利流通，有效缓解了财政压力。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大清银行帮办张允言、监理官章宗元联署向度支部接济广东规银呈札及附件
不过，彼时的广东政局正处于剧烈的过渡动荡期。从1911年独立至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的两年间，胡汉民与陈炯明因派系斗争、政见分歧等原因两度任职又两度离任，政权更迭频繁，地方局势暗流涌动。这种持续的政治动荡，不仅让金融政策缺乏稳定性与连续性，更给广东金融的长期稳定埋下了隐患。而在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一枚诞生于潮汕光复之际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闽粤两省军事用票”，以其独特的发行背景、鲜明的时代印记与复杂的历史关联，成为见证广东辛亥革命历程、解码同盟会与光复会关系的珍贵实物遗存，其蕴含的历史信息与文物价值，值得后人深入挖掘与品读。
票证溯源：
黄帝纪元下的革命印记
庚成年（1910年）中华国国民军凭票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确立了“驱除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有组织、有纲领的新阶段。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积极筹划在华南地区发动反清起义，希望以局部突破带动全国革命形势发展。1906年，孙中山在新加坡“晚晴园”亲自接见潮汕华侨许雪秋，对其革命热情与组织能力十分赏识，当即委任许雪秋为“中华国国民军东军都督”，同时任命另一位潮汕华侨陈芸生为“中华国国民军东军副都督”，责成二人返回潮汕地区筹备起义事宜，负责联络会党、募集经费、购置枪械等具体工作。
许雪秋、陈芸生受命后立即返回潮汕，秘密联络当地三合会等反清力量，广泛动员华侨、商绅、农民等各阶层民众参与革命，起义筹备工作紧锣密鼓推进。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前夕，许雪秋赴港“谒胡汉民、冯自由筹商再举，并将潮汕统筹事宜，委托宏生（多数历史资料称为陈芸生，下同）便宜行事。”故许雪秋并不在起义现场。1907年5月22日，因起义计划不慎泄露，陈芸生当机立断，决定提前发动起义。当日夜间，数百名革命党人在潮州饶平县黄冈城（今潮州饶平县）集结，手持枪械、大刀等武器向清军驻地发起猛攻。起义军士气高昂，清军猝不及防，经过数小时激战，成功攻占黄冈城，控制全城局势。
潮州黄冈起义军誓师出发（1907）
来源：《丁未潮州黄冈起义史料辑注与研究》
5月23日，起义军在黄冈城旧都司衙门正式成立军政府，以“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或“大明都督府孙”的名义发布布告，宣告废除清朝年号，倡导“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号召民众拥护革命、各安其业。“十四日抵黄冈，众以雪秋在香港，暂推宏生充临时司令长”【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可见，既有许雪秋的委派，也有起义众将的共同推举，陈芸生遂成为黄冈起义时的实际最高领导者。潮州总兵黄金福得知黄冈城被攻占后，立即调集重兵前往镇压，双方在黄冈城外展开激烈战斗。因起义军武器装备简陋、兵力悬殊，且缺乏外援支持，在坚持6天后，起义军被迫撤离黄冈城，此次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据史料记载，起义失败后，清军对黄冈城及周边地区进行血腥报复，200余名革命党人与无辜民众惨遭杀害，革命力量遭受重创。
尽管潮州黄冈起义最终失败，但其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反清起义，是孙中山先生首次委派将领组织实施的军事行动，起义军建立的军政府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军政府在起义期间发行的临时银票是革命政权首次发行的货币，而起义军升起的青天白日旗，更是第一次在华南地区的天空中飘扬此次起义虽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不长，但它打响了同盟会领导反清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斗志，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为后续的辛亥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黄岗起义形势图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相继宣告独立，反清浪潮席卷大江南北。远在潮汕地区的许雪秋、陈芸生等革命党人深受鼓舞，立即响应武昌起义的号召，积极联络当地会党、华侨、进步士绅等力量，组建“南路进行军”，筹划潮汕地区的光复斗争。11月，许雪秋、陈芸生率领南路进行军向潮汕地区的清军发起进攻，在各地民众的积极响应与支持下，革命军势如破竹，先后攻占汕头、潮州等重要城镇，顺利完成了潮汕地区的光复任务。
然而，光复后的潮汕地区面临着与广东军政府同样的困境：清军溃败前已将地方府库洗劫一空，革命军军费匮乏，不仅无法支付士兵军，就连日常的粮草供应、武器维修等都难以保障，严重影响了革命军的战斗力与政权的稳定。为解燃眉之急，许雪秋、陈芸生主导的潮汕临时革命政权决定效仿广东军政府的做法，发行军用钞票以筹措军饷、稳定地方金融。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新政府国民通用票”“中华民国军政府闽粤两省军事用票”伍元
此次发行的军用钞票定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闽粤两省军事用票”，票面金额为伍元。从票证实物来看，该票设计精美、内涵丰富：正面采用竖式红色印刷，花符四绕，正上方从上而下分四行横印“新政府国民通用票”“中华民国军政府”；正中三行自右而左竖印“度支部”“闽粤两省军事用票伍元正”“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月日发”。背面采用横式深红印刷，正中为亭台楼阁湖景图案，上绕印“闽粤两省军事用票”八个大字，右印“度支部”，左印“陈芸生发”；两旁分别为花符图案面额“伍”“5”。
值得注意的是，该票是广东地区目前已知唯一以“黄帝纪元”为年号发行的纸币。黄帝纪元是清末革命党人广泛采用的纪年方式，以黄帝即位之年为元年，1911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这种纪年方式旨在摆脱清朝年号的束缚，强化民族认同感与革命正当性，彰显了鲜明的反清革命理念。
史证价值：
革命党关系的实物注脚
许雪秋、陈芸生
许雪秋、陈芸生作为“闽粤两省军事用票”的核心发行者，其个人革命经历与身份转变，深刻反映了清末革命团体的分化与整合。许雪秋出身潮汕华侨富商家庭，自幼胸怀反清大志，早年曾在新加坡、泰国等地奔走联络，结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革命志士。1906年，许雪秋在新加坡与孙中山先生结识，被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与人格魅力深深打动，当即加入中国同盟会，并接受孙中山的委任，成为潮汕地区同盟会的主要负责人，主导筹备黄冈起义。
然而，黄冈起义的失败让许雪秋与同盟会核心成员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分歧。许雪秋认为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同盟会南方支部负责人胡汉民、冯自由等人组织枪械船运不周，导致起义军武器短缺、战力不足；而孙中山先生在委派汪精卫调查后，认为“其责任全在许雪秋一人”，指责其筹备工作不周密、指挥失当。此次分歧使得许雪秋在同盟会内部受到排挤，逐渐失去了核心领导地位。
与此同时，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剧，两大革命团体因政见分歧、权力分配等问题渐生嫌隙，从最初的合作盟友逐渐走向对立。在这种双重困境下，许雪秋于1908年毅然脱离同盟会，转投陶成章在南洋组织的光复会。光复会成立于1904年10月，总部设于上海，是江浙一带反清革命的重要力量，其核心成员包括蔡元培、陶成章、章炳麟、秋瑾徐锡麟等，主张“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与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既有相通之处，也存在明显差异。许雪秋加入光复会后，凭借其丰富的革命经验、广泛的人脉资源与强大的组织能力，迅速成为光复会的核心骨干，位列第三号重要人物。
陈芸生作为许雪秋的亲密战友与革命伙伴，自黄冈起义筹备阶段便与许雪秋并肩作战，二人志同道合、配合默契。在许雪秋与同盟会产生矛盾并转投光复会后，陈芸生也随之加入光复会，继续追随许雪秋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成为光复会的重要骨王。从同盟会骨干到光复会核心，许雪秋、陈芸生的跨党革命经历，并非简单的个人选择，而是清末革命团体内部矛盾激化与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的身份转变，既反映了革命党人在追求共同目标过程中的分歧与挣扎，也体现了清末革命力量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部分核心成员如蔡元培、陶成章等曾加入同盟会，两大革命团体一度形成合作共赢的局面，共同推动反清革命事业的发展。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与革命力量的壮大，两大团体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并不断激化：在革命纲领上，同盟会主张“平均地权”，带有更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色彩，而光复会更强调“光复汉族”的民族主义诉求，政治主张相对保守；在组织原则上，同盟会采用中央集权式的组织架构，强调领袖权威与统一指挥，而光复会则更注重地方自主与团体独立性
在权力分配上，同盟会以孙中山为核心，主要成员多来自华南、南洋地区而光复会核心成员多来自江浙地区，双方在革命资源分配、起义指挥权等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这些矛盾分歧在黄冈起义失败后进一步加剧，许雪秋事件成为两大团体关系破裂的重要导火索。许雪秋转投光复会后，积极利用光复会的资源开展革命活动，与同盟会在华南地区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关系。1911年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与光复会虽在反清革命的大目标下再度携手，共同推动各地光复，但隐藏在合作背后的权力斗争并未停止。广东地区作为同盟会的重要根据地，其政权主要由胡汉民、陈炯明等同盟会核心成员掌控，而许雪秋、陈芸生率领的光复会力量在潮汕地区的崛起，被同盟会视为潜在的威胁。汕头光复之后，各派革命军互不统属，各称司令，争夺地盘，时有包括许雪秋、陈芸生在内的“潮汕十三司令称雄”的说法。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清王朝的统治已被推翻，反清革命的共同目标不复存在，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的权力斗争彻底公开化。为了巩固同盟会在广东的统治地位，消除光复会在潮汕地区的影响，广东军政府正副都督胡汉民、陈炯明等广东同盟会领导人暗中授意潮梅绥靖处督办吴祥达，对许雪秋、陈芸生采取强制措施。1912年5月12日，吴祥达乘其不备，突然派兵围攻，“不动声色将芸牛、雪秋捕之枪毙”【吴勤生等主编：《辛亥革命潮汕革命会党活动资料》，潮汕历史资料丛编（第五辑），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惨案发生后，全国各界舆论哗然，许多革命党人纷纷发声“力辩其冤”并致电都督陈炯明请为申雪，陈竟置之不理【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以致广东有了“革命成功，革命党人死亡”的歌谣。这起惨案不仅是许雪秋、陈芸生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同盟会与光复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两大革命团体的合作彻底破裂，也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内部派系斗争的残酷性而“闽粤两省军事用票”作为许雪秋、陈芸生在潮汕光复后发行的重要凭证，既见证了他们为光复目标与同盟会的短暂合作，也暗藏着其最终因派系斗争惨遭杀害的历史伏笔，为研究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关系变迁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证据。
作为辛亥革命时期的珍贵实物遗存，“中华民国军政府闽粤两省军事用票”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史证价值，更集政治、文化、金融、艺术价值于一身，是名副其实的绝世孤品，堪称近代革命金融文物中的顶级珍品。
从历史价值来看
该票是广东辛亥革命的直接实物见证，记录了潮汕地区光复的具体历程与临时革命政权的运作情况，关联着黄冈起义、潮汕光复、同盟会与光复会关系等多个重要历史事件与议题。其蕴含的历史信息能够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补充，为研究广东辛亥革命史、清末革命团体史近代金融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素材，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从政治价值来看
该票是清末革命党人反清革命理念的集中体现。票面上“新政府国民通用票”“中华民国军政府”等字样，明确宣告了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目标；“黄帝纪元”的使用，彰显了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情怀与反清复汉的政治诉求；而许雪秋、陈芸生从同盟会到光复会的身份转变，以及最终因派系斗争惨遭杀害的命运，通过这枚票证得以间接反映，使其成为研究清末革命政治生态与派系斗争的重要实物载体。
从文化与艺术价值来看
该票的设计与印刷工艺融合了传统与近代元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地域文化特色。票面上精美的花符图案、亭台楼阁湖景图案，体现了中国传统印刷工艺的精湛水准与潮汕地区的地域文化底蕴;而竖式与横式结合的排版方式、中英文对照的面额标识、革命口号与纪年方式的融入，则反映了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票证设计的影响，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生动缩影。
从金融价值来看
该票是辛亥革命时期地方革命政权发行的货币代表，其发行背景、流通范围、防伪设计等，都反映了近代中国地方金融的发展状况与应急管理模式。作为广东地区唯一以黄帝纪元发行的纸币，该票在近代中国货币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其发行与流通历程，为研究清末民初的货币制度变迁、地方金融市场运作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案例。
更为重要的是，该枚“闽粤两省军事用票”目前已知为绝世孤品。在历经百余年的历史变迁后，能够完整保存至今，实属不易。其稀缺性与独特性，使其成为收藏市场上的大珍品。对于革命文物收藏爱好者、历史研究者而言，这枚票证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收藏品，更是承载着辛亥革命厚重历史记忆的“活化石”，其多元价值与重要意义，值得被永久铭记与深入研究。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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