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某个清晨，西山指挥所的电话一直在响，值班参谋一句“二炮还没有正式负责人”的汇报，让会议室的气氛瞬间凝滞。林彪叛逃的消息刚传来，战略导弹部队失去统帅，核力量安全系数骤降，这在当时绝不是一句“可惜”能够形容的麻烦。
导弹部队的诞生时间并不长。1966年春天，它刚以“第二炮兵”之名挂牌。十年之前，中央预见到核威胁，对标美苏模式，决定在陆军序列外再塑一条独立指挥链。可国内技术底子薄，管理体系更薄，一旦首脑空缺，等于把全国最贵重、最敏感的家底随时敞开。
叶剑英坐在长条桌首端，一夜未眠，眉间全是疲倦。有人提议先推举一名代理，过渡再说；有人建议干脆让总参某副总长兼任。他抬手打断，“二炮不同于常规军，必须找熟行当、懂技术、又带得住兵的人。”话音很轻，却压得所有人噤声。
会议散后，邓小平递上一张名单，页角用铅笔圈了一个名字——向守志。叶剑英看了一眼，点头，“非他不可。”这句极短的评语后来被不少当事人反复提及，与其说是力荐，不如说是一种押宝。
向守志其时正被隔离审查。1966年，他从炮兵副司令的位置上被撤，罪名莫须有，党籍也被摘掉。没人想到，五年后，他会被点将掌管全国最尖端的兵种。叶剑英派人带话：“文件准备好，你自己决定接不接。”向守志只回了三个字：“资料先给。”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这位出身贫寒的老将，一辈子同“读书少”较劲。1957年进入高等军事学院，他每天早晨第一个进自习室，夜里最后一个离开，三年下来把厚到能砸核桃的《导弹动力学》硬啃完。1960年，周总理调他去创办西安炮兵学校，许多人劝他争取军区参谋长的机会，可在他眼里，导弹学校才是国家真正缺的那块砖。他笑着说：“打仗都不怕，还怕看书？”
西安炮兵学校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几乎散摊子。苏联教授撤走、教材清空、实验设备被退运，连中文译本都来不及留下。向守志挑灯夜战，把残存的讲义拆开重新编页，带队跑遍西安几所高校借设备。专家不够，他自己站上讲台剖解弹道计算。有人回忆他那时半夜还在试验场爬升降机，用望远镜盯导轨磨损情况，嘴里念念有词：“数据对，下次就能少浪费一枚火箭了。”
正因如此，当“九一三”后二炮陷入真空，叶剑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向守志收到资料，花了整整四个月啃完所有技术文件，外人只见他日夜不关灯，连练字都写的是导弹型号。1972年1月，他正式走进二炮司令部，那天他对身边参谋说了句极简短的话：“纪律先行，技术随后。”不足二十字，却把未来五年的着力点勾勒清楚。
首先动刀的是指挥系统。此前历次整风导致干部频繁更迭，许多发射营地出现跨级指挥、无序拆并等问题。向守志下令：按战备阶段重新对口，司令部-基地-旅三级链路重建完毕。针对“发令枪不清”的顽疾，他用六条红线明确了权限——谁能开机、谁能加注、谁握最后那把钥匙，都写进条令，公开上墙。有人担心执行困难，他只说：“一条链就是一根扁担，挂双桶水，前后都稳。”
紧随其后，他搬出在西安时期的“教材战术”。那会儿缺教师、缺资料，最后是自己人写教材，自编课本。到了二炮，他照搬法子，组织技术骨干编纂《液体导弹操作规程》《陆基导弹发射勤务细则》以及《核常兼备作战理论概要》。不到一年，两百多万字的系列教材付梓，各发射营快速形成标准动作，训练合格率陡增。
为了赢回军心，他强调“人格服人”——先练自己。发射场零下二十度，他半夜巡岗，冻得胡子上全是霜；试车间浓硝烟呛人，他坚持现场盯表；士兵野外驻训吃高粱干粮，他不许给自己加个鸡蛋。有人劝他保重，他摆手：“走过雪山草地，怕这点冷？”
可贵的是，他并没把时间都耗在抓纪律上。在战略层面，他直接给中央递交《中远程火箭军建设要点》，建议把“二炮”列为单独军种，投入更大研发经费，配套空基、海基的综合打击体系。此后，东风-4、东风-5等型号进入定型试验，二炮的威慑力肉眼可见地上了台阶。
1973年底，中央批复同意恢复其党籍，并追认此前受迫害期间的损失。组织部开会时，有人提出“要不要发补偿津贴”，他大手一摆：“国家缺钱搞科研，要发就给技术员。”会议室一片静默，随后掌声响起。负责记录的干部后来回忆：“那一刻大家是真服了他。”
1975年，二炮重回正轨，导弹部队首次整建制参加国庆首都阅兵，方队通过天安门时，向守志站在观礼台边缘，悄悄向身旁的老同学张震伸出大拇指，那一刻，没有人再怀疑当年叶剑英那句“非他不可”。
1982年，他升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整治岸防、兼顾东南海空联训，工作量同样铺天盖地。可等到夜深，他喜欢拿着放大镜读最新的卫星照片，说是“看一眼少走弯路”。2017年秋，他在南京医院弥留之际，有人问他最念念不忘的是哪段岁月，他微微一笑：“西安的课堂，二炮的夜班。”话音犹在，心电仪却已归零。
从冷枪冷炮时代到核导弹时代，向守志把自己的一生摁进了按键和炮栓之间。他的名字或许不如名将那般频繁出现，但在“九一三”后的那段动荡日子里，是他接住了落在半空的重担，才让中国的战略火种没有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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