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深秋，华北某军区礼堂里灯火通明。刚满十八岁的李和平端坐在最后一排，他的父亲李德生正在台上谈“革命家庭后代也得走最艰苦的路”。台下不少青年悄悄抹汗——这位参加过长征、在上甘岭顶住美军猛攻的开国少将，向来只认原则。从那天起，李和平明白：想穿这身军装，就别打“将门”牌子。
新中国进入六十年代后，国际局势风云突变。中苏关系骤冷，美苏合围压力骤增，华北、东北边境警铃四起。中央要求各地备荒备战，尤其强调干部子弟要下连队、住山沟，真正吃一碗“南瓜饭”。李和平中学毕业便自报到某坦克团当战士，户口卡片上那行“将军之子”几乎从无人提起。别人三个月入党、两年提干，他足足在战士营房磨了四年才挂上学员肩章。连队战友常拿这事开玩笑：“老李，你爹是不是把申请表给锁抽屉了？”李和平笑而不答——这也正是父亲的意思。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军内优先推荐了一批老兵上大学。政工干部把名单报到军区，李和平在其列。李德生看完名单，提笔划掉儿子姓名：“他先练够本事，再谈上学。”就这样，李和平又回到了山沟，继续带兵摸爬滚打。两年后，命运转了个急弯——南疆风起云涌。
1978年年底，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不断挑衅，驱赶华侨、炮击村镇，甚至打出“猛进三十公里”的口号。12军转入临战部署，官兵们在严冬里一遍遍推演突击队形。此时的李和平已是106团副团长，指挥所就在严密丛林中。他给战士们讲父辈当年的上甘岭：“子弹一响，先把自己当成死人，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1979年2月17日凌晨，反击战全面打响。12军在谅山方向担任主攻，李和平带一个加强连插向高平西北的无名高地，任务是拔掉越军火力点，为主力扫清通道。山口雾大，藤蔓缠脚，越军将高射机枪架在暗堡，火舌像红鞭子甩下来。不到半小时，先头排就折了三分之一。李和平抄起冲锋枪一跃而起：“跟我上！”兵们咬着牙趴在泥水里撕开铁丝网，手榴弹就着爆破筒砸进了暗堡。上午十点，阵地插上了五星红旗。
午后，越军回过神来，连夜组织反扑。密集炮火把山头炸成焦土，一股股步兵贴着藤蔓上来。守军不过百余人，却死守壕沟。入夜，敌情更紧，李和平通过电台向团部报出坐标，却没想到被越军截获，几次偷袭险些得手。突围已成奢望，弹药也只剩下最后一基数。军医低声说：“副团长，负伤的起码得撤。”李和平摇头，“我们退一步，敌人就能占高地，主攻部队就得付更大代价。”他把全连集合，掏出早已写好的简短遗书，塞进副教导员手里，“万一完不成任务，把它带回家。”
凌晨三点，越军集结炮火，照着山顶猛轰。硝烟中，李和平和测算员蹲在弹坑边，反复确认了身下这处阵地的方位。无线电话里，远方炮兵观察所焦急问候：“再不撤就来不及了！”李和平只回了四个字：“向我开炮。”话音刚落，一连串152毫米炮弹划破夜空，整个山包被爆焰吞没。炽热浪涌中，石块与泥土成雨点砸下，冲击波裹着呛人硝烟。三十分钟后，劫后余生的战士在碎石间爬起，越军的尸体与推翻的火炮混成一片，这座要命的高地终于稳稳掌控。
天亮时，李和平的左臂血肉模糊，作战靴被炸得裂开，他却坚持走在最前，直到接防的兄弟部队上来才被强行送下山。12军当天电报军区：李和平等坚守阵地，歼敌两百余，打残越军一整连。几周后，战役进入收尾阶段，李和平因伤口感染高烧不退，被转送后方医院。手术台上，他一直昏迷，嘴里含糊念的仍是那串坐标。
4月初，军委通令嘉奖前线有功将士，李和平记一等功，晋升三十六师副师长。消息传回北京，李德生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做得对，别自满。”翻遍档案，能见到“将门之后”字样的功臣名单不在少数：江燮元之子江鲁平烈士牺牲在谅山，杨得志的外甥在同登前线胸中中弹，张震之子带伤指挥至战终……高干子弟扎堆一线，并非“作秀”，而是沿着家风求真务实的老路往前走。
有人问李和平，最难忘的是哪一刻？他答得很干脆：“呼叫炮兵那一刻。心里明白，只要火力压下，咱们许多人可能就再也起不来了。但不这么干，后面更危险。”他没谈英雄，只说“那是老12军的传统”。
此后几年，李和平不再提自己“向我开炮”的往事。退役后，他把经历写成内部教材，用于军校战例教学。到九十年代中期，他转入地方工作，投身公益，跑遍老少边穷县，为烈属修路、建校。媒体采访时问他为何如此执着，他笑答：“同袍在高地上留下了名字，我总得替他们多做点事。”
1979年那场激烈而短暂的战争，因这些平凡又不平凡的身影被历史定格。战场远去，硝烟散尽，李德生父子留下的，除了弹痕与勋章，更有一句掷地有声的命令——“向我开炮”——见证了一个军人的抉择与担当，也诠释了一个革命家庭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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