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大规模授衔，众多战功赫赫的将领即将迎来属于他们的荣耀时刻。
而就在这一历史性节点上，中央军委做出一个特殊决定：让陈奇涵自己填写军衔等级。
他郑重写下了“中将”两个字，提交之后却被否决，那么，他最终被授予了什么军衔？
弃权投红
陈奇涵出身农家，自幼勤勉好学，青年时期考入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后又辗转赴日留学，并在那里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潮。
回国后，他一度投身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被誉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青年将才。
短短数年间，他从地方军官迅速崛起，成为黄埔军校的重要教官，带兵讲战术、训士气，被蒋介石多次点名表扬。
蒋介石在处理黄埔军校事务时，常将陈奇涵列为“值得提拔”的重点对象。
甚至在一次内部谈话中，蒋亲口表示：“陈奇涵此人，沉稳厚重，若能为我所用，将来可助大事。”
此言不虚，在北伐途中，陈奇涵率部作战果敢，数次带伤坚持指挥，被同僚称为“长沙铁将军”。
但这位被国民党寄予厚望的青年将才，却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选择。
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蒋介石对共产党员大肆清洗，曾经的“国共合作”土崩瓦解。
就在这片混乱与背叛的旋涡中，陈奇涵选择毅然脱离国民党系统，投向共产党。
他的这一举动，在黄埔系中引发震动，而蒋介石亲自写信挽留，言辞恳切，许以高官厚禄，只求他“回头是岸”。
但陈奇涵没有回信，他明白，这封信写得再美，也掩盖不了蒋的反共血腥。
那一年，他转入南昌起义部队，参与创建了赣南革命根据地，与朱德、毛主席并肩作战，走进井冈山，踏入武装斗争的真正核心。
在赣南，他组织农民暴动，推翻地主武装，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苏维埃政权之一，他带兵修路、建仓、训民兵，白天当政委，晚上蹲土房与老乡谈心。
就是在这样的铁血与赤诚中，陈奇涵逐渐赢得了上至毛主席、下至基层士兵的一致尊重。
战功赫赫
1930年秋，陈奇涵已不再是单纯的地方革命领导人，而是中央苏区重要的军事指挥员。
经过多年的征战，他凭着坚毅与才能，被任命为红四军参谋长，继而又成为红一军团的参谋长。
红一军团是红军的中坚力量，战斗强度极高，陈奇涵身为参谋长，几乎日日与枪炮为伴。
他在作战会议上，总是第一个到场、最后一个离开。他熟记每一条山路、每一个补给点，甚至能凭地形判断敌军行军方向。
在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他与林彪、聂荣臻等人并肩作战，那时敌我力量悬殊，蒋介石亲自督战，企图以“铁桶阵”围歼红军。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陈奇涵提出“诱敌深入、分割包围”的战术思路。
他亲自率领参谋部深入前线侦查，甚至差点被敌军骑兵包抄，幸得红军小分队救援，他才死里逃生。
最终，这场战役以红军的胜利告终，数万敌军被歼，中央苏区暂时稳固。
战后，总政治部要表彰功臣，毛主席提议陈奇涵升任“前敌作战部部长”，可陈奇涵谢绝道：“我做参谋长就好，位置够高了。”
他说这话时毫无客气语气，他始终认为，革命不是为了争位，而是为了让更多人能“活下来，活得像个人”。
1933年，“左”倾思潮席卷中央苏区，有人诬陷他“贪污军饷”，只是因为他请战友吃过一顿饭。
最终，他被撤职查办，押往宁都，那一年，他从师级指挥员一夜跌入普通科员，身份与荣誉全被剥夺。
可即便如此，他没有怨言，在宁都被关押的那段日子里，他靠抄录《孙子兵法》和《论持久战》自勉。
两年后，红军长征，陈奇涵被重新启用，担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后又随中央纵队转战陕北。
一路雪山草地，他始终走在队伍前列，亲自测量路线、指挥突围。
到达陕北后，他历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部教育局局长、绥德警备区司令员。
抗战爆发，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延安保卫战中，敌机不断轰炸，他几乎夜夜不眠。
有人劝他避到山洞里，他摇摇头：“我是卫戍司令，不能比群众先跑。”
他不仅是战场上的指挥官，更是干部教育的奠基者，作为抗大第三分校校长，他提出“学政治、懂战术、能打仗”的训练理念，培养出大批军事骨干。
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新的决战前线，陈奇涵奉命北上，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参谋长。
那时的东北，战事频仍，敌伪残部盘踞各地，国共两军在辽沈、四平、锦州激战正酣，他奔波于前线指挥所，常常几天不合眼。
1949年春，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他奉命南下，担任江西军区司令员。
面对盘踞深山的土匪势力，他以“剿匪先剿心”为方针，既用武力又用政策，三个月内平定四万余人，使江西迅速恢复安定。
战争结束后，他并未选择继续带兵打仗，1951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1953年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庭长、军事法院院长。
这一任命，几乎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意外，一个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参谋”，突然变成“法官”。
可事实证明，毛主席看人极准，陈奇涵刚正不阿，对党忠诚，最懂什么叫“纪律与公正”，在他手里，军事法庭迅速规范化。
他翻译、整理苏联军法资料，又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总结出“三审原则”：准确、合法、及时，并亲自主持编写《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条例》。
自填军衔
1955年初秋，军委机关里却正酝酿着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决策，新中国第一次授予军衔的工作正式启动。
可就在名单审核进入最后阶段时，罗荣桓元帅突然提出一个特殊建议，他对军委的同志说：“有一位老首长，资历太厚，贡献太大，我们讨论时众说纷纭，不如让他自己来定。”
那位“老首长”，正是时任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的陈奇涵。
这位来自江西兴国的红军元老，早在192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红一军团的元老参谋长。
他曾参加南昌起义、反“围剿”、长征、辽沈战役；他指挥过千军万马，也在建国后亲手奠定了新中国军事法制的根基。
这样的人物，按任何一条标准来评定，都当得起“上将”乃至“大将”，可正因为他的资历太高，功绩太多，军委反倒一时难以定夺。
有人认为他应列入上将名单，也有人认为他已转入后方司法系统，职务不属前线，授中将更合适。
讨论几番，罗荣桓最后拍板：“让他自己填。”
于是，一份空白的授衔委任状，被专人送到了陈奇涵的办公室。
这一刻，陈奇涵沉默了，他放下笔，久久凝视着那张纸，仿佛透过它，看到了自己走过的三十年战火岁月。
片刻后，他轻轻呼出一口气，提笔在军衔栏上写下两个字：“中将”。
翌日，军委秘书将填好的表格交上去，罗荣桓看完，久久无语，最后轻声叹道：“奇涵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毛主席得知后，也笑着说：“他这是‘功高不居’，当今少有。”
但军委最终并没有按照他自填的“中将”批准，经过再次商议，毛主席亲自批示：“陈奇涵同志资历深厚，德高望重，应授上将。”
当授衔仪式那天到来时，陈奇涵身着崭新的军装，挺直腰杆，走上台阶，接过任命书，向主席行礼，礼毕，他只是微微一笑，未多言一句。
他从未认为“上将”两个字是荣耀的巅峰，而只是历史给他的注脚。
那之后，他依旧如往常一般穿旧军装上班，骑一辆旧自行车往返于军事法院与宿舍之间。
陈奇涵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位将军的德行，更是一种时代的精神坐标。
那是一代共产党人身上最宝贵的特质，功成身退的豁达，名利不染的清明，立身为民的初心。
他的一生，就像那枚上将肩章上的金星，不耀眼，却能穿透尘世喧嚣，照亮后来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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