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北京病逝，这封信送到前教育总长章士钊手里的时候，写信的人已经走了三天了。
按理说，那个年代的官场往来，大多是托孤求官或者借钱，但这封信简直是个异类。
杨昌济在弥留之际，拼着最后一口气，给这位身居高位的老友推荐了两个湖南来的“穷学生”。
他在信里撂下了一句狠话：“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这哪是推荐信，这分明就是给中国未来下的“赌注”。
这两个被杨昌济看得比命还重的年轻人，一个叫毛泽东，一个叫蔡和森。
那时候的章士钊恐怕怎么也想不到，这几十个字，在几十年后竟然真的成了神预言。
你可能会问，杨昌济一个教书的，凭什么眼光这么毒？
杨昌济那是妥妥的顶级“海归”，在日本、英国、德国足足考察了九年，哲学、伦理学门儿清。
正因为看透了西方的底牌，他才明白光靠几本洋书是救不了中国的。
回到湖南第一师范后，他也没闲着，天天在学生堆里“寻宝”。
结果呢，他还真就在那群年轻人里，挖到了这两块璞玉。
毛泽东这人，虽说是农家出身，但那股子对底层社会的透彻劲儿，是书房里长大的少爷们绝对没有的；而蔡和森，那是天生的理论家，脑子快得像把刀。
在杨家那个不大的客厅里，这两人是常客，讨论的从来不是风花雪月，全是怎么把这个烂透了的世界给翻个底朝天。
杨昌济不光是老师，更像是他们的精神教父，把这两人托付给章士钊，就是想给这片土地留点火种。
事实证明，在这个草台班子一样的乱世里，眼光比黄金还贵。
如果说毛泽东是后来掌舵的人，那蔡和森就是那个最早看清航向的人。
早在1918年，蔡和森带着一帮湖南伢子去法国勤工俭学时，国内的大师们还在争论是学英美还是学日本，远在法国的蔡和森就已经给毛泽东写信，一针见血地吼了出来：我们要学，就得学“俄之列宁”。
更绝的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最早就是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里提出来的。
那时候他才多大？
二十出头。
他不仅起了名字，连怎么建党、什么性质都规划得明明白白。
1922年，胡适那些大学者还在嘲笑“打倒帝国主义”是乡下人说梦话，蔡和森就已经在《先驱》杂志上把这口号喊得震天响。
一边是喝着咖啡搞嘲讽的公知，一边是目光如炬的革命者，这段位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但这剧本写得太残酷。
杨昌济信里这两个“海内人才”，最后只有一位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蔡和森的结局，成了那段历史里最痛的一道疤。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翻脸，屠刀举起来就不认人。
在那个党最危险的“八七会议”上，是蔡和森站出来死挺毛泽东，支持他进政治局，支持搞秋收起义。
这对师出同门的兄弟，在最黑的夜里，是背靠背在那儿拼命。
随后的日子，简直是用血在写。
先是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被叛徒出卖牺牲。
得知噩耗，蔡和森只写了一句话：“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紧接着到了1931年，厄运找上了他自己。
还是因为叛徒出卖，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马上就被引渡给了广东军阀。
军阀对他那是恨之入骨，根本没打算让他活着出来。
据说在狱中，敌人把四寸长的铁钉钉进他的四肢，用刀子割他的肉，想让他开口。
但他硬是一个字都没吐。
最后，蔡和森在广州英勇就义，年仅36岁。
正是男人干事业最好的年纪，杨昌济眼中那个能“救国”的天才，就这样流干了最后一滴血。
回过头来再看1920年那封遗书，真是让人心里堵得慌。
章士钊当时虽然在北洋当官，但确实听进去了老友的临终嘱托。
后来毛泽东搞革命缺钱，章士钊二话不说，在上海筹了两万块银元巨款相助。
这笔钱，算是帮了共产党的大忙。
这封信，不仅仅是师生情谊，更像是一个时代的隐喻。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真正的聪明人知道谁才是中国的脊梁，而那些为了信仰往前冲的年轻人，不管结局咋样，都没辜负那份沉甸甸的期待。
1931年8月，蔡和森被秘密杀害在广州军政监狱，没人知道尸体被扔到了哪里，到现在连个墓都没有。
参考资料：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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