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三载的那个春日，大唐的一把手李隆基心里有了个谱：给笔优厚的遣散费，让人走吧。
这就成了史书里那四个字——赐金放还。
乍一看，这事儿办得挺讲究，好聚好散。
皇帝给足了面子和票子，诗人也没死缠烂打。
可前脚刚迈出宫门，李白仰头就是一阵狂笑，撂下了那句能把人耳朵震聋的狠话：“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这话听着是真解气，透着股子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决绝劲儿。
可要是把日历往前翻两年，你会发现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这哪是什么单纯的“傲骨”展示，分明是一场从头到尾都拧巴的博弈，崩盘那是早晚的事。
这笔账，李白心里跟明镜似的，李隆基那边算盘打得更精。
天宝元年，也就是742年，四十二岁的李白捧着那张召他进京的诏书时，他是真觉得自己要一步登天当宰相了。
在这之前，他已经在江湖的惊涛骇浪里漂了大半辈子。
想当年二十四岁那会儿，他揣着老爹给的三十万巨款走出蜀地，满心以为靠着才华加银子，仕途的大门还不是一敲就开？
结果呢？
在渝州，他拿着大作去拜码头，因为架子端得太高，连口热茶没喝上就被刺史李邕给轰了出来。
到了长安，他在宰相张说家门口苦守了三天三夜，最后只换来白眼和一句“蜀地来的土包子”。
他在终南山隐居过，在山东寄居过，钱袋子空了，名贵的紫貂裘也进了当铺，甚至有一回病倒了，连抓药的钱都得靠哥们儿接济。
正因为受够了这些罪，当他终于跨上御赐的宝马，挥笔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时候，他心里的潜台词是：老子的时代到了，我也要像东晋谢安那样，谈笑间就把国家大事给平了。
可偏偏他搞错了一个核心问题：李隆基喊他来，不是缺个治国安邦的宰相，而是缺个给盛世镶金边的挂件。
这认知偏差简直大到了天上。
李隆基图个啥？
图的是吃饭有人陪着唠嗑，出门旅游有人写游记，在御花园看花的时候，有人能立马填出一首配得上皇家排面的新词。
可李白是怎么干的呢？
皇帝在温泉宫泡澡，兴致来了想听曲填词。
按规矩，身为翰林，这会儿你就得随叫随到，穿戴得板板正正。
咱们这位李大诗人呢？
侍卫们把皇宫都要翻个底朝天了，最后还是在酒馆的人堆里把他刨出来的。
不光旷工，还喝得烂醉如泥，完全是被人架着抬到皇帝跟前的。
换作任何一个衙门，这种无视考勤、上班时间酗酒的刺头，早就卷铺盖走人八百回了。
也就是李隆基惜才，咬牙忍了。
话虽这么说，才华能遮得住一次闯祸，遮不住骨子里的不对付。
最能说明这点的，就是那出名震天下的“力士脱靴”。
那天宫里搞团建开诗会，李白又喝大了。
这背后的风险系数，简直高得吓人。
高力士是何许人也？
那是李隆基心尖上的人，是手里攥着实权、甚至能左右宰相人选的大佬。
在当时的朝堂上，连太子见了都要喊一声“二哥”，王公贵族见了他哪个不是点头哈腰？
李白心里没数吗？
他清楚得很。
但他偏偏就这么干了。
这哪是酒后失态，这分明是潜意识里的一次挑衅：我是“谪仙人”，是连道教大宗师都盖了章的“天上神仙”。
在我的世界观里，才华和道统比世俗皇权要高出一头。
他就想试试水，看看在这个大唐帝国，才华的特权到底能不能压过权力的等级。
场面一度很荒诞。
李隆基居然笑呵呵地出来打圆场：“李爱卿既然醉了，力士你就搭把手吧。”
高力士那时候估计肺都要气炸了，但在皇权的威压下，他只能把牙咬碎了往肚里咽，蹲下身子，伺候这个醉鬼脱了靴子。
表面看，这局是李白赢了。
可实际上，从那一刻起，他在长安的政治前途就已经被判了死刑。
因为他砸了官场最核心的饭碗：面子和等级。
这笔账，高力士在小本本上记下了。
他犯不着当场发飙，他只需要像条毒蛇一样潜伏着，等待一个能把才华变成罪证的契机。
这个契机，来得比想象中还要快。
743年的那个春天，沉香亭边的牡丹花开疯了。
李隆基陪着杨贵妃赏花，嫌弃老歌听腻了，脑子里又蹦出了李白的名字。
李白照例又是被人连拖带拽弄进宫的。
但天才终究是天才，哪怕眼皮子都在打架，一看到满园子的牡丹和盛装的贵妃，他提笔就在金花笺上挥洒出了那三首《清平调》。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这确实是老天爷赏饭吃的神作。
乐师李龟年唱一句，他写一句，把杨贵妃哄得那是心花怒放。
尤其是那句“名花倾城两相欢”，把人和花的美态揉碎了融在一起，绝了。
要是不出意外，这本该是李白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可就在这时候，高力士出手了。
他在第二首诗里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突破口：“可怜飞燕倚新妆。”
李白原本的意思，是用汉代大美女赵飞燕来比拟杨贵妃，单纯夸她美。
但在高力士嘴里，这话的味道被轻轻一拨弄，全变了。
他凑到杨贵妃耳边嘀咕：“赵飞燕可是个红颜祸水，出身卑微不说，最后下场还惨得很。
李白拿这种人来比您，这不是指桑骂槐吗？”
这简直是降维打击。
李白玩的是艺术，讲究意象和美感；高力士玩的是权术，讲究影射和抓把柄。
经高力士这么一挑拨，杨贵妃心里的疙瘩算是系死了。
枕边风呼呼一吹，李隆基的态度自然也就跟着转了风向。
从那以后，李白在宫里的日子，就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转眼到了744年，棋局已经没法下了。
对李隆基来说，李白这个“挂件”虽然金光闪闪，但太扎手了。
得罪了高力士，惹毛了杨贵妃，还三天两头酗酒误事。
留着他的维护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写几首好诗带来的乐子。
对李白来说，他也算活明白了。
他想起小时候在河边碰见的那个磨铁棒的老太太，“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教会了他专注，却唯独没教他怎么学做个圆滑的世故人；
他想起自己可是那个“五岁通六甲，十岁观百家”，腰里挂着西域玉佩，敢指着私塾先生问“为什么天是黑的”的奇才。
他的出厂设置里，压根就没有“妥协”这个按键。
所以，当李隆基提出“赐金放还”的时候，两边其实都长舒了一口气。
这不是一次失败的解雇，而是一次及时的止损。
如果李白继续死赖在长安，等待他的可能是更阴毒的政治陷阱，搞不好连脑袋都得搬家。
离开权力的漩涡，虽然宰相梦碎了，但他保住了那个“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真身。
李白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长安。
他的行囊里只有一壶酒、一把剑、一叠诗稿，还有一个被时代辜负的背影。
后人经常替李白惋惜，觉得大唐少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其实大可不必。
那个盛世，多一个混日子的官僚不多，少一个平庸的宰相也不少。
但那个能让“贵妃研墨、力士脱靴”的狂徒，那个“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天才，独此一份。
他没当成大唐的官，倒成了大唐永远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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