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天，随着新四军的成立，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正陆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然而，在江西东北部的深山密林里，却有一支红军游击队，仍然高举着旧日的红旗，对山外“国共合作”的呼声充满了警惕与怀疑，拒绝下山接受改编。
红军游击队
这就是以磨盘山为中心、由杨文翰和裴月山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一支拥有数百人、根植于赣东北血火土壤的坚强力量。
杨文翰率领的这支红军游击队，与方志敏的名字紧密相连。
杨文翰是江西横峰人，早年深受方志敏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对方志敏怀有极深的感情。当年，方志敏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途中遭到敌人绞杀失败。杨文翰留在赣东北，集结了一部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幸存者，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这支红军游击队的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对国民党“围剿”的深仇大恨。
更让他们难以释怀的是一次惨痛教训：此前曾因轻信国民党的下山集结号召，遭到伏击，损失了十多位战友。血的教训，加上长期与上级党组织断绝联系，让他们像受伤的猛虎，蜷缩在山林，对任何来自外界的讯息都投去审视甚至敌视的目光。
当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成立，中共东南分局委员黄道得知这支队伍的存在后，曾满怀希望地连续派去两批联络员，试图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改编、共同抗日的指示。令人痛心的是，这些肩负使命的同志，无一例外都被杨文翰部当作“叛徒”处决了。
中共东南分局委员黄道
信任的桥梁，尚未搭建，便已崩塌。
1938年5月，一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出现在南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他是关英。
关英的经历本身就像一部浓缩的革命传奇：出身江苏无锡工人家庭，在上海纱厂当过童工，很早就投身革命，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被派往赣东北根据地，历任要职，并于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后，临危受命担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坚持游击战争。
在最为艰难的时期，关英率省委机关突破重围，转移到皖浙赣边界，将省委改组为皖浙赣省委，以休宁的石屋坑为基地，领导红军独立团在三省边境打了许多漂亮仗，一度将队伍发展到三千人，成为一面不倒的旗帜。
然而，1937年初的一次惨烈战斗中，独立团主力被打散，身患疾病的关英在警卫员掩护下突出重围，却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这位满口上海口音的省委书记，不得不在玉山一带隐姓埋名，甚至开起了榨油坊作为掩护，一边做生意，一边焦急地探听中央的消息。
直到1938年4月，他从报纸上确认了国共合作与新四军成立的消息，才变卖家当，历尽艰辛找到南昌，与老战友黄道重逢。
新四军
故人相见，感慨万千。在听取了关英的汇报后，黄道交给这位刚刚归队的老同志一项极其重要又充满危险的任务：前往磨盘山，向杨文翰部传达中央指示，动员他们下山改编。
黄道沉重地告知，已有两批同志在那里遇害。关英觉得自己曾是杨文翰的上级，由他去沟通责无旁贷。临行前，他与在离乱中重逢不久的妻子汪菊媛告别，只简单地说：“你在家里等我，今天夜边就回来。”
妻子站在山边目送，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关英的此行，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或许是为了工作便利，或许是对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理解，他在途经横峰、葛源时，接受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接待，甚至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抗日统一战线。
这些举动，本意是公开传达合作信号，但在杨文翰布设的内线眼中，却成了他与国民党“勾结”的铁证。
上山后，表面气氛尚可，杨文翰准备了山珍招待老上级。然而，当关英以“上级领导”的身份，严肃而生硬地要求杨文翰服从决定，立即下山接受改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积压的怒火与猜疑瞬间被点燃。
杨文翰
杨文翰根本不相信打了十年、欠下血债的对手会真心合作，他强硬地表示，如果要改编，必须召集全体人马开会表决。关英因急于回南昌复命和看病，拒绝了等候几天的要求。这一拒绝，在杨文翰看来，成了关英急于引他下山踏入“陷阱”的证明。
冲突急转直下。关英被扣押起来。在后续几天的争论中，两人的脾气都如烈火般爆燃。关英从杨文翰身上搜出的金戒指和二百元路费（实为黄道所给），被指认为“被敌收买”的证据。
无论关英如何解释，杨文翰都坚信这是国民党的诱降之计。关英斥责杨文翰“粗暴，破坏党的组织纪律”、“与党闹独立”；杨文翰则怒骂关英“叛变了”，并坚决表示“绝不上当，绝不投降”。
沟通彻底失败，信任完全破产。最终，悲剧发生，这位历经上海工运、赣东北游击战、皖浙赣边区三年苦斗，刚刚重新找到组织的忠诚革命者关英，被自己曾经的部下杀害于磨盘山，年仅三十二岁。他留给妻子的那句“夜边就回来”，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
关英遇害后，黄道痛心之余，鉴于前车之鉴，再未派遣人员联系杨文翰部。这支孤军继续在磨盘山坚持着他们心中“纯粹”的革命。
然而，脱离了党的领导，无法适应变化的全局形势，其斗争愈发艰难。1943年，由于叛徒出卖，游击队最终解体，杨文翰本人也在同年被捕，英勇就义。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杨文翰依然对群众高呼：“革命嘛，难免有牺牲……革命终会胜利的。”
历史在这里留下了一声沉重的叹息。关英与杨文翰，这两位出身、经历迥异却同样坚定、刚烈的革命者，本该是同志，最终却因信息隔绝、历史创伤、性格冲突以及在剧变时代对党的政策理解的巨大落差，走上了自相残杀的悲剧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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