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教育评价如何破题

倪闽景

(上海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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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青年的科学素养取决于当下的科学教育。当我们欣喜于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逐年攀升时，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现在的科学教育，究竟是在培养能够解决未来问题的创新者，还是在批量生产熟练的“解题工人”？我们现有的评价体系，究竟是丈量了真实的科学素养，还是在构建一种偏离科学本质的科学教育生态环境？

1979年，美国学者乔恩·D·米勒（Jon D. Miller）构建了公民科学素养的“三维模型”，并在美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实证调查。这种以“分析方法”为核心，将复杂系统还原为碎片化试题的评价体系，在公民科学素养普遍较低的阶段确实发挥了“扫盲”的作用。但当科学素养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尤其是在强调高质量发展的今天，其弊端日益凸显，形成了难以自洽的“评价悖论”。一是维度的虚假独立性。二是纸笔测试的实践盲区。三是高利害引发的知行分离。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正在重塑世界，也为我们重新审视科学教育提供了契机。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科技观”，并以此作为评价改革的逻辑起点。首先是从“冷知识”到“热知识”的认知迁移。过去，我们将科学知识视为经过沉淀、反复验证的“冷知识”。但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半衰期急剧缩短。现在的知识往往是“热知识”。在这种背景下，评价的重点必须转移。其次是科学的范式从因果到相关。传统科学教育强调因果关系的确定性，遵循“猜想-实验-验证”的线性路径。然而，现代科学，特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发现，更多地依赖于对相关性的挖掘。要考查学生是否理解科学不代表绝对正确，是否具备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以及是否拥有伦理思辨能力。最后是学习范式从“输入”到“输出”。高质量的科学教育必须超越浅层的兴趣体验，实现创造性学习。学习的重点应从知识的全面覆盖转向思维方法的可迁移性，也就是要倡导“输出式学习”。评价的焦点，必须从“存储了多少信息”转变为“输出了多少价值”。

面对新科技的挑战，国际文凭组织对其牵头推出的IB课程进行了调整，为我们破解评价难题提供了极佳的参照系。一是摈弃死记硬背，拥抱概念理解；二是强化科学探究的“全链条”；三是工具箱的数字化与数学化；四是课程内容的吐故纳新。

结合我国国情和IB课程的经验，笔者认为破解科学素养与实验能力的评价悖论，需要从理念、内容、方式和制度四个层面进行系统性重构。在理念方面，应从“筛人”转向“育人”；在内容方面，应强化“科学实践”与“伦理审辩”；在方式方面，应建立“多元证据”体系；在制度方面，应探索“双阈值”招生与评价机制。评价改革不能仅依靠学校单兵突进，必须构建家校社协同的科普与评价生态。

作者简介

倪闽景，上海科技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学教育研究与实践。

项目资助

教育部哲学社会研究重大委托项目“青少年科创教育体系建构与探索性实践及其长效机制建设研究”（24JZDW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