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块陶片被发现的时候，是2022年初夏。
伊朗吉兰省，一处靠近里海的小型考古工地。
那天风不大，阳光照在灰土里，考古队员戴着手套，一层层清刷泥土。
他们挖出了一堆陶片，有的裂成几瓣，有的边缘残缺，其貌不扬。
可谁也没想到，就在那堆碎片里，几道细细的刻痕让一位伊朗考古学者停下了手。
他蹲着看了几分钟，起身回去拿了放大镜。
后来又请来了懂文字的同事。
再后来，中国专家团队也到了现场。
那上面，不是波斯楔形，不是帕提亚文。
是汉字。
“此属汉”“永元七年”“西域都护李”——几个字清清楚楚地刻在陶片上，像是穿过千年风沙，突然冒出来，对着人低声说话。
这事儿一传出来，网上一下子炸了。
有说伊朗曾经归属于中国的，有说汉朝疆域比现代地图还大。
可当时在现场的学者们，谁也没急着下结论。
毕竟，历史不是靠几个字就能拍板的。
要把这事儿讲清楚，还得往回翻。
往前翻个两千年，翻到那个叫东汉的时代。
那会儿正是汉和帝在位，公元95年。
朝廷派出的使节常年穿梭在西域，来往于疏勒、焉耆、大宛、安息这些地方。
西域都护府设在西部边陲，是汉朝对外事务的枢纽。
负责的官员不止是发文书、管军队，很多时候，还要亲自走一趟，把皇帝的意思送到几千里之外。
“李”这个姓，不算罕见。“西域都护李”可能是某位官员，也可能是随行翻译或助手的名字。
他带着陶器，或是一份文书，也许是出访的礼物，也许是随身之物，最后留在了伊朗北部的土地里。
那地方距离汉朝的边境，至少有四千公里。
要走过去，得翻山越岭，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绕过兴都库什山脉，才能抵达安息人的地盘。
可就是有那么一批人，硬是走了这条路。
说起这事儿，张骞的名字绕不过去。
他是第一个官方出使西域的人，公元前139年，被汉武帝派出去找大月氏结盟。
结果刚走没多远，就被匈奴抓了，关了十年。
后来逃出来，又继续往西走。
他见过的大宛人喝葡萄酒，骑高头大马；也见过安息使者带着狮子和驯象走进中原。
他回来那年，头发白了大半，可带回来的，是一整片世界的地图。
汉朝人第一次知道，原来在昆仑以西，还有这么多国家。
这也让汉武帝下定决心，打通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
从那之后，一路驼铃响了几百年。
丝绸、瓷器、茶叶往西走，香料、玻璃、宝石往东来。
沿线的绿洲城市也逐渐兴起。
敦煌、楼兰、喀什、撒马尔罕、尼沙布尔、泰西封——这些名字，像串珠一样，串起一条文明的走廊。
可这条路不是谁的地盘，而是大家的命门。
所有往来的人都知道，哪怕是再强大的帝国，也只能在这条路上留下痕迹，没法把它据为己有。
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问，那伊朗出土的汉字陶片，到底是怎么来的？
说法挺多，但最靠谱的有三个。
一个是商队留下的。
那时候，汉朝的商人会把货物装进陶罐或木箱，标上来源和时间，比如“此属汉”“永元七年”，方便辨识。
商队走到中亚，有的物资被拆开换货，有的散落在路上。
陶片就这样留了下来。
第二个说法是外交使团的遗物。
东汉时期，汉朝常派使节到安息，带着礼品、文书、印章。
一路上风沙扑面，哪怕到了目的地，也不一定能完璧归赵。
有些东西损坏、遗失，埋在了异国土地。
第三种可能，是战争带来的流转。
汉匈之间打了上百年，很多西迁的匈奴部落带着抢来的货物往西走。
有人推测，那些带着汉字的箭头、陶器，可能就是这样传到中亚、西亚的。
其实这三种说法，并不矛盾。
丝绸之路不止一条，也不止一种人走。
有商人、有使节、有逃兵、有流民。
陶片只是他们留下的碎屑，是他们生活的副产品。
可这些碎片，却在两千年后被人重新拼起。
拼出的，是当年那条路上的人来人往，是东西方文明短暂又深刻的交汇。
安息帝国在那时候是个强国，控制着从波斯湾到里海的大片土地。
它有自己的文字、宗教、制度和文化。
从未使用汉字作为官方语文，也从未接受过汉朝的直接统治。
那会儿，安息国王自称“王中之王”，对外派遣使节，对内统辖诸侯。
真要说谁是“省”，恐怕没人愿意接受。
所以，那块陶片，充其量只是个见证者。
见证了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的东西，被带到中亚、西亚，跟另一种文明短暂碰面。
然后各自归位，再无瓜葛。
但这一次碰面，留了痕迹。
就像那几个小小的汉字，被刻在陶片上，横平竖直，不肯磨灭。
2022年陶片出土后，中国和伊朗的考古部门联合组队，在吉兰省做了一次系统调查，还打算合作拍摄纪录片。
那片土地上，也许还有更多东西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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