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与胡适
2012年6月8日，忽然接到梁其姿教授的电邮，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何炳棣先生昨离世。并附有何公子可约(Sidney Ho) 给友人们关于何先生辞世情况的信。读了来信，悲痛之余，许多往事也涌上了心头，在此谨将关于何先生的一些回忆写出，权作纪念。
我初次拜识何先生是在1986年，但在此之前就已从先父李埏先生那里得知何先生的大名。先父与何先生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 (先父是研究生，何先生是本科生)，何先生在2000年出版的自传性回忆录 《读史阅世六十年》 中也提到他与先父的同窗之谊，并写道：当时他对 “(北大) 文科研究所只略有所知，对后来在文、史、哲、语言、校勘方面卓然有成的这批研究生，除李埏、汪篯、王永兴外，连姓名都不知道”。先父则说：何先生才气过人，同时也极富个性，在联大学生中十分活跃。当时有联大学生二十来人，有的是毕业不久的，有的是尚未毕业的；有的是学历史的，有的是学哲学或社会学的。大家相约组织了一个学会，闻一多、潘光旦等好几位教授也参加了。学会叫作 “十一学会”， “十一” 二字合起来是 “士” 字，意即 “士子学会”。学会每两周聚会一次，轮流由一个教授或学生作学术报告。学会的召集人是丁则良、王逊和何炳棣三人。后来何先生考取公费留美，音讯遂绝。1971年秋，何先生等一批海外学者访问大陆，先父从报端上见到报道后，方知何先生的行止。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何先生回大陆更经常了。1986年夏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合作和安排之下，何先生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和复旦大学作短期访问。直到此时，两位老友方有机会聚首。何先生在云南大学访问时，我恰好在昆明省亲，因此有幸拜识这位心仪已久的学术前辈。
初见何先生， 即感受到他特有的风度。何先生身材高大， 声音洪亮，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爽朗的笑声或者直率的质问声，远近可闻。在云南大学，他就中国农业的起源问题作了专题讲演。在讲演会后的答问中，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夏光辅先生说：在云南某处山洞里发现了上古时期的稻谷，比河姆渡发现的稻谷更早。何先生听后大喜，当即请夏先生日后提供相关考古报告等材料。以后不知何故，夏先生未提供这些材料，而何先生一直记挂着此事，后来见到我时还不止一次提及。
讲演会后，先父和家慈设便宴款待何先生伉俪。老友暌离四十年，一旦重逢，宾主都不禁感叹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他们回忆起联大时代的生活和师友，都觉得那时尽管生活艰辛，仍然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谈到已故的同窗丁则良先生时，浩叹这位在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的才子的悲惨命运。先父提到：“当年丁则良曾对我说，留学考试并不怕何炳棣，就是怕他的英文。” 何先生听了大笑，马上说：“这是我当时不知道的，他应该知道我何尝不怕他，特别是他中文下笔万言！事实上他学语文的能力比我强得多。” 何先生后来在 《读史阅世六十年》 也记下了这件事，并写道：“此事虽小，却反映当时联大教员、助教、研究生之间彼此相敬相 ‘畏’，友谊竞争并存不悖，大的趋向总是互相砥砺力争上游。” 以后，何先生还和他人多次提及此事，并以此深感自豪。
在席间，何师母邵景洛女士也与家母聊起了家常。她说：“我和炳棣有两个儿子，但无一人治史。虽然我们尊重孩子的选择，但是家学无传人，炳棣一直以为憾。如今看到令郎伯重治史，炳棣很高兴，也很羡慕，相信伯重一定能够光大家学，克绍箕裘。”
1988年，蒙黄宗智先生之邀，我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学半年。此时何先生已从芝加哥大学退休，到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任历史社会科学杰出访问教授。虽然同在南加州，但是因为我不开车，只能靠电话向何先生请益。一日，友人王国斌教授开车从尔湾来洛杉矶，接我到他家做客。在尔湾期间，我造府拜见了何先生。何先生非常高兴，畅谈许久并留饭。何师母厨艺极富盛名，而何先生对美食的品位之高在海外华人学者圈中有口皆碑。因此，只有何师母的巧手才能满足何先生的美食之癖，也只有何先生的赞美才能给何师母的手艺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过此时何师母身体不佳，因此我在何府一天，中午品味了何师母的手艺，晚上则随何先生去一家当地知名的中餐馆吃正餐。相比之下，何师母与餐馆大厨的烹调水平，高下立判。
在何府与何先生的畅谈，主要是学术。何先生读过我的一些文章，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强调：你治中国史，一定要多读西洋史，否则就会不识庐山真面目，或者夜郎自大。譬如说，你有一篇文章谈明清江南的建筑业，你应当去欧洲看看欧洲从罗马帝国时代到近代早期的建筑。在这方面，中国落后于西欧。一些中国学者对欧洲的历史缺乏深入的了解，把中世纪欧洲看得十分贫穷，但是如果你看看欧洲许多地方乡村中的建筑 (特别是教堂)，你就会发现情况可能并不如你先前所想。因此，不仅要多读西方好的学术著作，而且要到欧洲亲眼看看。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了今天，要做第一流的学问，非如此不可。后来我到了欧洲，跑了不少国家，特别留心看古代建筑，深感何先生所言确实有理。
2000年夏，应刘石吉、梁其姿两先生邀请，我到了台北，在“中研院”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做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此时何先生恰好来 “中研院” 参加院士会议，会后还留些日子做研究。我们都住在 “中研院” 学术中心，因此见面机会颇多，除了谈学问外，也谈些往事。何先生虽然行踪遍及大洋两岸，但是他最怀念的仍然是在昆明求学的岁月，对昆明也充满感情。我是昆明人，因此何先生特别喜欢和我谈昆明。他说：“抗战期间最幸运的，是住在昆明。昆明真不愧 ‘春城’ 的美誉，夏日与南京、南昌、武汉、重庆等 ‘火炉’ 比，昆明真是天堂了。” 他还以一位历史学家和美食家的眼光，对昆明地方美食加以品判，并对我进行了 “考试”，看看我对昆明风土民情的了解。由于时代变迁，诸多昆明的传统美食自1950年代就已绝迹，因此我每每一问三不知。何先生一方面笑我无知，另一方面也感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后来写道：
今夏在台北 “中央研究院” 和在昆明长大的著名经济史家李伯重 (云大李埏教授哲嗣，现为北京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 谈到昆明的常食和特食，很惊讶，他居然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我本以为讲吃太琐碎，但从和他谈话中感觉到我所想谈的，可能具有些微社会文化史料价值；此刻不讲，真会逐渐湮没无闻了。
这些谈话的内容，我后来都忘却了，但何先生却清楚地记得，并写进了 《读史阅世六十年》 中。《读史阅世六十年》 出版后，我读到这一节，方才猛然记起，回味起当时和何先生聊天的情况。此刻，其情其景犹在眼前，而斯人已去，心里不禁充满悲凉和惆怅。
2003年和2008年，我应加州理工学院之聘，到该校任客座教授，又到了南加州。由于我不开车，依然是通过电话向何先生请教。2003年时，何师母因健康不佳搬到温哥华和次子住，2006年不幸仙逝。在这段时间里，何先生只身住在尔湾，每日要做饭，打扫卫生。对于从小就没有做过饭的何先生来说，这是十分艰难的时候，但是他依然情绪振奋，在电话中谈起学问就不能自已，往往一谈就是半小时、一小时。
何先生对清华感情极深。他对我说：他很羡慕杨振宁先生晚年回到北京，将终老于清华。何先生自己也很想叶落归根，在清华传道授徒，将自己一生的学问贡献给清华。清华历史系曾积极努力请何先生回清华短期讲学，但是由于经费等原因，事终未成。一直到2010年，蒙何先生老友杨振宁先生主持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资助，何先生回母校访问的心愿方得实现。何先生在清华作了两次学术报告，一次是在高等研究院的 “国史上的 ‘大事因缘’ 解谜”，另一次则是在历史系的 “夏商周断代的方法问题”。何先生做讲演之事在学校内外引起轰动，年轻学子们都抓紧这个机会，力图一睹这位学术大师的风采。因此虽然何先生的讲演极为专业，但是讲演场所依然人满为患，许多学生只能站在门外倾听。在讲演中，何先生虽然耳朵有些重听，但是神采依旧，讲起话来声如洪钟，观点鲜明，完全看不出已是93岁高龄。
我参加了何先生在高等研究院的讲演，会后乘间与何先生做了简短的谈话。我谈到我即将从清华退休，他听后颇感愕然，随后说：“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与退休不退休无关。你看我现在已经九十有三，第二次退休也已多年，但每天读史写文，与过去没有两样。退休后，可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未尝不是好事。” 因我此时马上要离开北京，未能参加何先生随后在历史系的讲演，因此2010年5月13日这次见面竟然成了永诀。
得到何先生仙逝的噩耗后，我即转告一些友人，大家都同感悲痛不已。龙登高、黄纯艳教授在给我的电邮中说：“这几年，李埏先生、吴承明先生、何炳棣先生等老一辈大师相继仙逝，不胜悲痛，也不禁为经济史学的发展慨叹”；“那些令人景仰的前辈一个个离去，就像一个时代在拉上大幕， 令人伤感”。是的，这批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学术大师相继离去，标志着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至于中国史学将来将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则无人知晓。这，也是何先生的去世留给我们的一点深思。
附录：“做第一流的学问” ——浅谈何炳棣先生治史的特点
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说：经济史 “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克里吉 (Eric Kerridge) 则说：“只有整合的历史才能使我们穿越现时，看到那已逝去的我们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对那个已逝世界的知识，与当今世界做出对比，从而加深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家最伟大、最崇高的目标。” 经济史也不例外， “经济史是从通史或总体史中抽取出来的，而农业史、工业史、商业史等又是从经济史中抽取出来的。这种专门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集中思考总体史的某一具体方面，以揭示整体的发展”。然而现实是， “现在各门专业壁垒高筑，互不理会，经济史亦沾上了这种毛病”。这种 “各门专业壁垒高筑，互不理会” 的状况不止存在于经济史学，而且存在于历史学各学科， 而各学科之间的壁垒， 更是高不可攀， 深不可测。
何先生的研究不断转向，从英国史到中国史：在中国史中，从商业史到人口史，然后到社会史、文化史，最后到思想史。虽然从领域来说，每一次转向都是一次剧变，但这些转向背后都有一个逻辑，即把中国史作为一个整体，转向只是从不同的方面来研究这个整体。他研究的重点从经济到社会，从社会到文化，从文化到思想，足以覆盖历史的主要领域，把中国历史的各主要方面都纳入了他的视野。汪荣祖先生在回忆何先生的文章 《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 中评论何先生晚年的研究时说：“从黄土的特性发见华夏原始农耕的特性，又从此特性发展出村落定居农业以及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可见自仰韶一直到西周其间 ‘血缘链环’ 之形成，以及之后借宗法制度的推广以控制广土众民。秦汉大一统在政治形式上固然变成郡县，但在精神上仍然延续宗法，皇帝实乃超级之宗子。华夏文化中延绵不绝的 ‘宗法基因’ 之发现，为作者近年最重要的创获；窃以为以此基因为主旨，足可写一部崭新的中国通史。”
在 《三国演义》 第四十三回中，诸葛亮有一句很精辟的话：“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 这段话区分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的标准是有问题的，但是从治学的理念和胸襟来看，确实有通儒和小儒之分。通儒的代表是司马迁，他在 《报任少卿书》 中说：他终生追求的理想，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以无比坚毅的意志和伟大史家的才能，做到了这一点，成为中国史学之父。做第一流的学问，就是要成为这样的通儒。“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 不论才气如何， 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是史学家的使命。在这方面，何先生也树立了一个榜样。
最后，回到 “做第一流的学问” 的话题上来。
何炳棣先生的研究多次转向，做出来的成果却都是第一流的。汪荣祖先生说：何炳棣先生 “将其研究课题与特定的学术专业接轨，他的美洲作物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人类学学报上，他的早稻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经济史学报上……探讨任何起源问题，都是头等的难题，作者自选最困难的题目攻坚，而且还涉及专业以外的许多专业，其艰苦与毅力可以想见，然未能想见的是英文书稿完成之后，无论出版过程的曲折以及出版后的纷争，真可说是 ‘赞美’ 与 ‘攻讦’ 齐飞，毁誉绵绵无尽期”。
作为开创者，何先生的许多成果在学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如韦伯所言，“个人的研究无论怎么说，必定是极其不完美的。……我们每一位科学家都知道，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或50年内就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这种情况在其他所有的文化领域一般都是如此，但科学服从并投身于这种意义，却有着独特的含义。每一次科学的 ‘完成’ 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科学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任何希望投身于科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一事实”。何先生的一些研究，今天看来有需要改进和发展的余地，但是没有他所做的工作作为起点，改进和发展也无从谈起。陈寅恪先生在著名的 《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 碑文中有言：“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由此而言，尽管何先生的一些研究会被超越，但是他的以学术为志业的人生追求，他在学术上的创新精神以及他的 “大历史” 史观，却永不会过时，值得后人敬仰和效仿。
（本文选自李埏、李伯重：《良史与良师——学生眼中的十位著名史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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