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军阀林立、各霸一方,而刘湘凭借其过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一步步统一了四川,成为了这片天府之国名副其实的掌控者……

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震惊了整个中国,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许多地方军阀还在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保存实力。但身为四川最高统治者的刘湘,却做出了一个让全国为之动容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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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成都的会议上慷慨陈词,说我们川军过去打了二十多年的内战,把四川搞得乌烟瘴气,脸上无光。

如今国难当头,如果再不出去为国家民族打一仗,那真是愧对祖宗,愧对四川的父老乡亲了。

于是,在刘湘的亲自率领下,数百万川军将士穿着草鞋,背着“老套筒”,义无反顾地开赴了抗日前线。

他们装备虽然简陋,但斗志却异常高昂。刘湘当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统一指挥出川的部队。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四川王”的出川抗战之路,竟然走得如此悲壮和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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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早年戎马生涯落下的病根,加上出川后日夜操劳,刘湘的胃病急剧恶化。但他始终坚持带病指挥,甚至一度病倒在战火纷飞的前线。

1938年1月,就在他雄心勃勃,准备在抗日战场上大展拳脚的时候,病情却再也无法控制。

最终,在1月20日,刘湘因胃病在汉口的万国医院病逝,年仅48岁。

痛失爱侣,周玉书大闹灵堂

刘湘的死讯传回四川,整个巴蜀大地都为之震动。但要说最悲痛的,莫过于他的妻子周玉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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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书虽然是旧时代的女性,但性格却相当泼辣刚烈。她与刘湘夫妻情深,眼看着丈夫为了国家大义,带病出征,最终却客死他乡,心中的悲愤可想而知。

而且外界对于刘湘的死因众说纷纭。虽然官方说法是病逝,但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很多人都怀疑这背后并不简单。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蒋介石一直对刘湘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心存忌惮,担心他拥兵自重,尾大不掉。

这次刘湘率领几十万川军出川,更是让蒋介石感觉如芒在背。因此,有人猜测,刘湘的死可能与蒋介石的政治打压,甚至是暗中谋害有关。

在周玉书看来,自己的丈夫是为国捐躯的抗日英雄,他的死绝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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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位悲痛的遗孀,决定用自己的方式为丈夫“讨个说法”。

在汉口为刘湘举行的追悼会上,当着众多国民党军政要员的面,周玉书就上演了一场“大闹灵堂”的戏码。

她完全不顾及自己“四川王”夫人的身份,披头散发,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指着南京的方向破口大骂。她声嘶力竭地喊道:“逼死我的抗日英雄,你们这些亲日派得逞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尴尬不已,尤其是代表蒋介石前来致祭的官员,更是手足无措,场面一度非常混乱。

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当刘湘的灵柩被运回四川,途经各地时,周玉书几乎是“逢站必闹”。她抱着丈夫的灵位,向围观的民众哭诉丈夫的“冤屈”,控诉南京政府对川军的不公。她这种近乎撒泼的行为,让负责护送灵柩的国民党官员头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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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方面同情这位刚刚丧夫的女子,另一方面又对她这种不顾大局、让政府难堪的做法感到无可奈何。

蒋介石的太极推手

在丈夫去世后,她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和几个孩子的未来。刘家虽然家大业大,但没有了刘湘这个主心骨,就如同风中浮萍,随时可能被政治的惊涛骇浪所吞没。

因此,在成都为刘湘举行的公祭仪式上,周玉书当着蒋介石特使的面,一边哭喊,一边提出了四个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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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要求,可以说是招招都冲着蒋介石去的。她要求国民政府追赠刘湘为陆军一级上将,并且要举行最高规格的国葬,所有费用由国库承担。这也算是对刘湘功绩的肯定,蒋介石方面比较容易接受。

第二点是,她要求在成都为刘湘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的陵墓,并且要建立一所以“刘湘”命名的大学,以作纪念。这既是为丈夫留名,也算是为四川争光。

前面这两条都还在情理之中,但接下来的两条,就让蒋介石感到非常棘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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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书的第三个要求是,让她年长的两个儿子刘世英和刘世哲,直接被授予少将军衔。她的第四个要求,也是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希望让她的儿子能够“子承父业”,继承刘湘在四川的政治和军事地位。

这最后两个要求,可以说是直接触碰到了蒋介石的底线。

要知道,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中国后,一直致力于削弱乃至消灭各地的军阀势力,实现真正的中央集权。刘湘在世时,他尚且多方掣肘,如今刘湘去世,正是他将四川军政大权收归中央的绝佳时机。他

怎么可能允许刘湘的儿子们继承权力,让四川重新回到“刘家天下”的老路上去呢?让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当将军,这在讲究论资排辈的军队里更是天大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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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周玉书的“狮子大开口”,蒋介石展现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他知道,硬顶回去肯定不行,这会激起川军的普遍反感,也会让外界指责他刻薄寡恩。

于是,他打起了“太极推手”。对于周玉书的前两个要求,蒋介石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他不仅同意为刘湘举行国葬,还批准拨款修建刘湘墓(就是今天成都的刘湘陵园)和筹建大学。

这些都是面子上的事,花点钱就能收买人心,何乐而不为?

但对于最关键的“子承父业”和授衔的要求,蒋介石则委婉而坚定地拒绝了。

他对周玉书说,孩子还小,应该以学业为重,未来成为国家栋梁,才是告慰刘湘在天之灵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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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军衔,等他们将来学业有成,投身军旅,自然会凭功绩获得,现在就破格授予,对孩子们的成长反而不利。

蒋介石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滴水不漏,让周玉书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最终,这场博弈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

四子女天各一方,结局迥异

刘湘和妻子周玉书共育有三子一女,分别是长子刘世英、次子刘世哲、三子刘康怀,以及女儿刘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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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湘去世后,这四个孩子的命运,也正如那句老话所言,“时也,命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最令人惋惜的是长子刘世英和次子刘世哲。这两个孩子,曾被母亲周玉书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继承父辈的荣光。周玉书向蒋介石提出给他们授衔,也正是这种期望的体现。

然而,历史并没有给他们机会。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生命是如此脆弱。刘湘去世后不久,随着时局动荡,家庭失去了最大的庇护,这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就不幸在战乱中先后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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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生命,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短暂而仓促,没能留下太多印记,成为了那个悲情时代的一个缩影。

与两个哥哥的悲惨命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子刘康怀。

刘康怀字济殷,或许是目睹了父辈在政治漩涡中的身不由己和最终的悲剧,他对从军和从政没有丝毫兴趣。

在父亲去世后,他选择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就是求学和经商。刘康怀非常聪明好学,先是考入了当时颇负盛名的四川大学攻读政治系。

大学毕业后,他没有选择留在国内发展,而是远渡重洋,先是在南洋一带闯荡,后来又去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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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刘康怀虽然没有遗传父亲的军事天赋,却有着敏锐的商业头脑。

他在海外商界打拼得风生水起,据说后来在美国洛杉矶的一家大型跨国公司担任要职,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界人士。

他彻底脱离了父辈的那个充满刀光剑影的世界,在美国娶妻生女,拥有了一个安稳富足的家庭。

从“四川王”之子,到一个在异国他乡靠自己奋斗成功的企业家,刘康怀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刘湘所有子女中转变最大的一个。

最后要说的是刘湘唯一的女儿刘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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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家中的小女儿,刘蔚文从小备受父母宠爱。她同样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毕业于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前身之一)哲学系,是一位知识女性。她的性格不像母亲那样刚烈,而是更加温婉娴静。

父亲去世后,刘蔚文的人生也和政治彻底绝缘。她选择了嫁人,过上了相夫教子的平淡生活。

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她的母亲周玉书带着家产移居海外,刘蔚文也随母亲一同离开,最终定居在了文莱。在那里,她和丈夫一起,将子女抚养成人,安度晚年。

相比于两个早逝的哥哥和远在美国打拼的弟弟,刘蔚文的人生虽然平凡,却也算得上是安稳顺遂,远离了尘世的纷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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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曾经权倾一方的“四川王”刘湘,他所留下的四个子女,两人早逝,一人成为海外商贾,一人定居南洋安享晚年。

他们没有一个人继承刘湘的衣钵,而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融入了时代的洪流之中,拥有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