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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RMB交易与研究）
2023年10月7日，当哈马斯武装分子冲破加沙边境围栏时，一段由袭击者自己用手机拍摄的视频震惊了世界。视频中，26岁的中以混血女生诺亚·阿加马尼（Noa Argamani）被两名骑摩托车的武装分子夹在中间，绝望地将手伸向一名同样被绑架的男子，哭喊着“别杀我”。就在几分钟前，她还在沙漠音乐节上跳舞，此刻却眼睁睁看着男友被拖走。
这不仅是恐怖的一幕，也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漫长、最精密的一场追杀行动的起点。
“NILI”：永不遗忘的誓言
10月7日的惨剧造成1200人死亡、约250人被掳，这被视为以色列的“至暗时刻”。在那之后的几小时内，以色列情报机构——辛贝特（Shin Bet）与军方组建了一支绝密的特遣部队，代号“NILI”。
这是一个古老而沉重的名字，希伯来语意为“以色列永恒者不说谎”。一百年前，一战时的一群犹太间谍曾使用这个名字。如今，它代表着一个新的使命：杀死或抓捕每一个参与、策划或协助了10月7日袭击的人。
这不是传统的战争打击，而是一场针对个人的“数字狩猎”。据以色列现任与前任官员透露，一份包含数千个名字的名单被建立起来。每当一个目标被清除，就会被用黑线划掉。哪怕是当天仅仅负责驾驶拖拉机撞破边境围栏的普通工人，也没有被放过。
两年后的今天，当哈马斯领导人埃泽丁·哈达德（Ezzedin al-Haddad）在5月16日被炸死时，名单上又少了一个名字。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埃亚尔·扎米尔（Eyal Zamir）冷酷地宣告：“我们将继续追击，追究所有参与大屠杀者的责任。”
像素中的死刑判决
这场狩猎之所以高效，是因为对手亲手留下了证据。哈马斯武装分子热衷于用GoPro相机记录暴行，并在社交媒体上炫耀。他们不知道，这些视频成了他们的催命符。
以色列的特工们坐在作战室里，像考古学家一样分析这些碎片：
面部识别： 通过视频截图，锁定每一个出现在犯罪现场的面孔。
信号追踪： 分析手机信号塔的数据，哪怕目标换了个地方开机，也难逃一劫。
审讯网络： 通过数千名加沙被拘留者的口供，交叉验证谁是凶手。
只要有两件独立的证据指向某人在10月7日犯下罪行，往往就意味着未经审判的死刑。
案例一：拖拉机司机。 以色列军方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司机在2023年10月驾驶拖拉机摧毁了边境围墙。近两年后，当他走在加沙一条狭窄的街道上时，头顶的无人机瞬间识别出了他。几秒钟后，空袭降临，街道化为废墟。
案例二：贝鲁特的会议室。 2024年元旦，哈马斯高级特工萨利赫·阿鲁里（Saleh al-Arouri）从土耳其返回贝鲁特。尽管真主党警告他不要使用手机，但他还是在开会时携带了联网设备。以色列导弹精准地贯穿了大楼，他与另外六名同僚当场毙命。
案例三：德黑兰的旅馆。 2024年，以色列甚至将触角伸向伊朗首都，通过在伊斯兰革命卫队宾馆房间内预埋炸弹，炸死了哈马斯政治局主席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eh）。
幸存者的悖论
对于受害者家属而言，这是一场复杂的内心博弈。
诺亚·阿加马尼在被囚禁245天后获释。她的父亲雅科夫说，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让身患绝症的妻子能在生前再见女儿一面。“上帝实现了我们的愿望，”他说。至于那两个在摩托车上带走女儿的男人后来被以军击毙，雅科夫淡淡地说：“复仇，我不知道它能增加什么。”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29岁的人质艾米丽·达米里（Emily Damiri）曾在加沙黑暗的隧道中被关押了近500天。得知哈达德死讯后，她在Instagram上写道：“他策划了绑架，把我关在地道里。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循环终结。”
但也有例外。64岁的阿维瓦·西格尔（Aviva Siegal）被绑架了51天，丈夫更是被关押了近500天。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她却说：“我还活着，这就够了。”她反对更多的杀戮。
无尽的循环
这种被称为“定点清除”的行动，在法律与道德的边缘游走。虽然国际法允许攻击战斗人员，但对于那些只是拍摄视频或驾驶拖拉机的平民是否算作战斗人员，始终存在争议。
以色列前情报官员沙洛姆·本·哈南直言不讳：“我们要传达的信息是，重新考虑这类恐怖行动的代价。”
但现实往往残酷。专家指出，这种高压杀戮可能适得其反。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塔哈尼·穆斯塔法认为：“在没有政治出路解决建国问题的情况下，杀戮只会催生更多的抵抗。这无关教条，而是关乎生存——要么反抗，要么死。”
即便在2026年的今天，加沙的停火脆弱如纸。哈马斯拒绝解除武装，以色列则继续划掉名单上的名字。只要名单上还有人，这场由10月7日那个血色清晨开启的“无休止战争”，就不会真正结束。
（编译自华尔街日报5月21日的长篇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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