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贞观108坊 图/网络
现在西安高新区那些气派的高楼，三十年前还是一片庄稼地，这事儿真不是开玩笑。
1991年秋天，西安西南郊那片地儿，几个人在田埂上拿着铁锹比划了几下，连个红毯子都没铺——这就是西安高新区所谓的“奠基仪式”了。旁边看热闹的村民直嘀咕：“这又是要折腾啥呢？”
他们哪知道，脚下这片庄稼地，马上就要变成西北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领头的那位，就是刚从北京“磨”来政策的副市长崔林涛。
现在回头看，这个从工厂车间走出来的干部，真给西安攒下了一份厚家底。
01
守着“金饭碗”，却要四处“化缘”
90年代初的西安，说起来挺憋屈。城里40多所大学、500多家研究所，军工实力在全国都排得上号，可这些好东西就像锁在保险柜里——看得见，摸不着。
崔林涛那会儿刚主抓市里工作，去西北工业大学调研。一位教授指着实验室的设备说：“这东西不比进口的差，可也就只能在咱这儿当个展品。”
这话扎心了。
更现实的是，市里一年到头也就不到10个亿的预算，发工资都紧巴巴，哪还有钱搞什么大建设？可眼看着沿海城市一个个风生水起，西安人心里能不着急吗？
“咱们这是守着金饭碗要饭吃啊。”崔林涛在会上说得直白，“再不把围墙拆了，西安真没出路了。”
02
去北京“要政策”：一场硬仗
1990年底，崔林涛带着人上北京了。目的很明确：给西安“要”个特区政策回来。
听当时参与的人说，他们在北京的招待所里连夜改材料，不光是写规划，更多的是诉苦——西安那么多科技人才，那么多成果，怎么就变不成钱呢？
“压力是真大，”一位退休的老干部后来回忆，“不少人都说我们异想天开，一个内陆城市也想学沿海搞特区？”
转机出现在汇报的时候。崔林涛没照着稿子念，而是讲了几个实在例子：西工大的技术怎么流到深圳去了，西安的工程师怎么被南方企业高薪挖走的……这些大实话，反而打动了人。
1991年3月6日，批文下来了。西安高新区成了第一批国家级高新区里唯一的内陆选手，最关键的是拿到了“省市级经济管理权限”。
文件到手那天晚上，崔林涛在办公室坐了很久。他对身边的人说：“现在政策要来了，可要是干不好，咱们就是西安的罪人。”
03
没钱？那就换个法子干
政策有了，可钱呢？市里只给了2000万启动资金，这点钱想搞开发区？开玩笑呢。
崔林涛想了个招：“钱少给点，权多放点”。他给了高新区管委会几乎前所未有的自主权——土地、规划、招人，很多事在区内就能拍板。
用人也更灵活了。高新区最早那批干部，有大学教授，有国企工程师，甚至有辞职的公务员。最特别的是，他们的工资跟招商成绩挂钩——这在当年可是需要点胆量的。
一位早期的管委会成员回忆：“那时候我们这帮人真是‘四不像’，可正因为‘四不像’，才没那么多条条框框，啥事都好办。”
04
那些被吐槽的，和被忘记的
高新区的事儿很多人都知道，可崔林涛干的另一些事，就没那么“光鲜”了，甚至还被吐槽过。
西安的老出租车司机可能都记得一句顺口溜：“西安有个崔林涛，修的二环没立交。” 这话听着像抱怨，但说的也是实情——90年代修的二环路，确实简陋。
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时候西安是真没钱啊。能把二环这个城市骨架搭起来，已经使了老大劲了。崔林涛是从工厂出来的，知道每一分钱都得花在刀刃上。在“修气派的立交桥”和“先把路修通”之间，他选了后者。
而真正显眼光的，是另一件大事——把黑河水引到西安。西安过去是“八水绕长安”，可到了上世纪后期，吃水都成问题了。崔林涛带着人到处找水源，最后选中了周至县的黑河。这水是从太白山流下来的，水质没得说，可要把水引到西安，那工程可不是一般的大。
在当时那个经济条件下，这简直是一场赌博。工程搞了好几年，克服了不知道多少困难，终于让太白山的雪水流进了西安人家里的水龙头。现在西安自来水水质在全国大城市里是出了名的好，泡茶特别香，连“农夫山泉”都在水源地附近建了厂——这好日子，就是当年那个艰难决定换来的。
有人只记得二环没立交的不便，却不知道让几百万人喝上好水有多难。如果说高新区是种了棵“摇钱树”，那黑河引水就是打了口“保命井”，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
05
都姓崔？这事儿真没关系！
高新区的地价涨起来之后，坊间开始有些闲话了。有人把高新区的红火跟本地一位叫崔荣华的企业家联系到一块儿，理由特简单——俩人都姓崔。
这真是想多了。崔林涛是陕西千阳人，从工厂技术员干起来的；崔荣华是黑龙江哈尔滨人，是自己创业做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俩人八竿子打不着，从来就没交集。
更重要的是，这种猜测完全没搞懂高新区是干啥的。崔林涛早就定下调子了：“高新区不是搞房地产的，咱们要的是能长出‘摇钱树’。” 他说的“摇钱树”，指的是那些有真技术的科技企业，不是靠倒腾地皮赚钱。
正是因为这种坚持，高新区才没走上那种“卖地来钱快”的短视路子。虽然一开始财政增收慢，但实实在在地把产业生态做起来了，这才有了后来三星、比亚迪这些大厂愿意落户的底气。这种长远眼光，可比那些捕风捉影的猜测实在多了。
06
时间证明了一切
现在看来，当年的坚持是对的。
2003年，比亚迪决定落户高新区时，王传福看中的不光是地，更是这里聚集的几千名汽车专业的毕业生——这都是多年攒下的人才家底。
2012年三星来选地方，西安跟成都、重庆争得厉害。最后能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新区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从材料到设计再到封装，配套很齐全。
现在，西安高新区用不到全市8%的土地，创造了近30%的GDP。更厉害的是，这里提出的“硬科技”概念——就是那些需要长期投入、门槛极高的核心技术——已经成了西安最亮眼的名片。
07
老书记回“家”看看
2021年，快80岁的崔林涛被请回高新区看看。站在锦业路的高楼大厦之间，他有点恍惚——这地方，当年可是他和同事们踩着泥巴路一步步量出来的。
座谈会上，年轻的创业者们聊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这些新鲜话题。崔林涛安静地听着，偶尔问几句技术细节。散会后他对身边的人感叹：“当年我们也就是搭了个台子，没想到现在唱戏的唱得这么好。”
当然也有遗憾。他本来希望高新区能长出更多西安自己培养的世界级企业，不只是吸引外面的巨头。这个愿望，只能留给后来人去实现了。
如今高新区的夜晚，灯火通明。软件园里还有人在加班，创业咖啡馆里年轻人聊得热火朝天。不远处，三十年前动过第一锹土的地方，现在立着西安最高的楼。
崔林涛这个名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了，但他留下的那种“敢想敢干、务实创新”的劲儿，已经融进了这座城市的血脉里。从最初的“科技一条街”到现在的“硬科技之都”，西安终于学会了把自家的技术“干货”变成真金白银。
如今，当大家开车行驶在已经改造升级的二环路上，或者在家里接上一杯清甜的自来水时，很少会想起那个到处都要用钱、却处处缺钱的年代，以及那个不得不在“面子”和“里子”之间做选择的书记。
而这，也许正是一位老书记最愿意看到的——功劳也好，埋怨也罢，都交给老百姓的顺口溜去说吧；而那些打下的基础、带来的实惠，早就融进了这座城市的每一天里。
中国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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