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北京那位搅动了整个二十世纪风云的大人物，毛泽东，与世长辞。
这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震动了全世界。
但在地球的另一头，南美洲的乌拉圭，有个叫萧子升的老人听到这消息后，只是长久地沉默。
对着窗外的蒙蒙细雨，他跟老伴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的话：“从此，我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对手了。”
这话听着怪。
一个是在世界政治舞台中心叱咤风云的领袖，一个是隐居海外、埋首书斋几十年的普通学者，怎么就成了“对手”？
这话说得太大，也太孤独。
可这事儿，就这么发生了。
七十三天后，这位名叫萧子升的老人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临死前只有一个念想，用那口半个世纪都没变的湖南乡音，告诉儿孙：“回湘乡，合葬。”
一个生命在东方的大地上画上句号，另一个在西半球的寒雨中落幕。
这横跨大洋的死亡，就像一个约定，把一段被时间埋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又给拽了出来。
他们的故事，得从湖南那条叫湘江的河说起。
回到1910年，那会儿的大清国眼看就要完蛋了。
湖南长沙东山高等小学堂里，来了一个土里土气的农村娃，叫毛泽东。
他穿着带补丁的衣服，看着就跟学校里那些富家子弟不一样。
在这里，他认识了萧家的两兄弟，萧子升和萧三。
萧子升家境好，人长得也精神，是那种标准的好学生。
一开始，俩人也就是点头之交。
可没想到，思想的火一旦碰上，就在湘江边上烧了起来。
那时候的年轻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想为这个破败的国家做点什么。
他们俩经常在江边上一边走一边聊，从天南聊到地北，从古人聊到洋人。
聊到美国那个解放黑奴的林肯，萧子升突然停下脚，看着江水问毛泽东：“润之，如果我们生在那个时候，是不是也该干出一番这样的事业？”
毛泽东没吱声，只是默默地捡起一块石头，使劲扔进江心，看着水花一圈圈散开。
他心里那点想法，就像这颗石头，虽小，却想搅动整个江面。
后来，俩人一起考进了湖南第一师范。
这下可好，成了全校最扎眼的一对。
校长杨昌济先生，就是后来毛泽东的岳父，特别欣赏他们俩，说他俩是“同窗亦可敌国”。
这话一点不假。
毛泽东性子烈，像一团火，能在操场上一边踢毽子一边扯着嗓子吼杜甫的诗，那劲头能把房顶掀了。
萧子升呢，性子静，像一块玉，能安安静静地坐几个钟头，在黑板上写一手漂亮的骈体文，引得一帮同学围着看。
就是这么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却成了最好的朋友。
1917年暑假，俩人干了件大事。
他们决定“身无分文”，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游学。
就带了一把伞、一个本子，从长沙出发，硬是靠两条腿走了上千里地。
钱花光了咋办？
就给人家写对联换饭吃。
在安化劝学所，他们敲开所长夏默庵的门，三个人点着油灯聊了一通宵。
临走时，夏老头出了个上联：“青草池中蛙句句”，这是在问他们，你们年轻人整天嚷嚷救国，到底是为了公家还是为了自己？
俩人想都没想，对出下联：“为公乎，为私乎”，既是回答，也是反问。
老先生当场就服了，掏出两块大洋非要塞给他们当路费。
这次“要饭式”的旅行，是他们友谊最光辉的时刻。
可对俩人来说，感觉完全不一样。
在萧子升看来，这是一次文人雅士的体验生活，特有范儿。
可毛泽东不这么想，他一路看到的，是那些在地里刨食的农民，那一张张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脸。
那些靠写字换来的粗茶淡饭，让他觉得，“救国”这两个字，不是在书房里说说就行的，它有千斤重。
真正的分道扬镳，是在1919年的北京。
那时候的北京，是全国新思想的中心。
蔡元培他们搞了个赴法勤工俭学，号召年轻人去法国开眼界，学本事回来建设国家。
萧子升是这个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忙得不亦乐乎。
他坚信，中国的问题，根子在老百姓脑子不开化，只要把教育搞好了，国家自然就强了。
他的法子，是“水滴石穿”，用知识和道理，一点一点去改变这个国家。
同一时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
在那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他找到了另一条路。
通过李大钊的介绍，他没日没夜地啃那本叫《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
什么“阶级”、“斗争”、“革命”，这些词像一道道雷，劈开了他心里的迷茫。
有一次，俩人在茶馆里碰上了。
萧子升递给毛泽东一支烟，慢悠悠地说：“润之，救国还得靠教育，得慢慢来，水滴石穿嘛。”
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老想法。
毛泽东把烟推了回去，摇摇头，眼睛里冒着火：“子升兄，俄国人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
这块叫‘旧中国’的石头太硬了，等不及水滴了，非得用炸药把它直接炸开不可！”
一个要“水滴”，一个要“炸药”。
这已经不是方法不一样了，这是要走的路完全岔开了。
1921年，当萧子升坐上开往法国的轮船，去追求他那套温和改良的理想时，毛泽东头也不回地扎回了湖南，开始秘密地组织共产党。
两条原本并排走的路，从这一刻起，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再也没能回到一块儿。
从那以后，世界就乱了。
1927年，国民党开始抓共产党人，国共两家彻底翻脸。
他们俩的书信也断了。
萧子升在国民党政府里干了几天，发现官场里那套勾心斗角他实在玩不转，心灰意冷，又跑去了欧洲。
最后，在1934年，他干脆带着老婆孩子，跟着一个国际图书馆搬到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乌拉圭，从此一头扎进故纸堆里，再也不问政治。
他说，“纸墨无害”，跟书本打交道，最安全。
可他躲得再远，也躲不开故乡传来的炮火声。
他那位曾经的好朋友毛泽东，正带着队伍，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走到长征的雪山草地，从延安的窑洞，打到解放全中国。
他真的在用“炸药”，把那个旧世界炸了个天翻地覆。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成立。
这消息传到乌拉圭，据朋友回忆，萧子升在报纸上看到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时，半天没说话，端着茶杯的手一直在抖。
那天下午，他一个人喝了一整壶浓茶，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只看见那杯子底的茶叶，一遍遍地被水冲起来，又沉下去。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方面曾经多次派人邀请他这样的海外学者回国。
面对那封盖着红章的邀请函，萧子升在填写个人信息表，“职业”那一栏，他握着笔，迟迟没有落下。
最后，他把信和表格一起锁进了抽屉。
他心里清楚，回不去了。
那个由昔日好友亲手建立的新世界，和他信仰了一辈子的东西，完全是两码事。
他没法面对，也不想面对。
1983年，一罐小小的骨灰，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湖南湘乡。
没有仪式，没有墓碑，只有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萧氏归”，插在他妻子的衣冠冢旁边。
没过多久，雨水就把那几个字冲刷得看不清了。
江水依旧，只是当年的少年，一个长眠于北京的心脏，一个魂归故里的荒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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