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四百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极为华美的时代，是走向统一、昌盛的时代。经学纵横这一时代，影响着时代文学——汉赋，不同时期的经学形态造就了不同文体风格的汉赋，古今中外的文人学者对汉赋的评价褒贬不一。对于汉赋的研究，应该站在时代之外、体会时代之内，客观地看待汉赋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局限。

同样地，作为一代文学，汉赋在文学的发展史上有着与唐诗、宋词、元曲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于汉赋的研究，不应固步自封、不应浅尝辄止，而是应该在尊重汉赋的基础上去品评和深入探索。

汉赋的诗化现象

1.汉赋诗化并非偶然，具备时代基础

汉赋的诗化现象在汉赋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文学史上由繁杂的赋向简洁的诗的重要过渡，让处于瓶颈时期的赋体文学重新找到了“春天”。

东汉末年，经学思想的瓦解和道家隐逸思想的复兴使得汉大赋失去了支持它发展下去的政治基础；铺张扬厉的手法、繁杂辞藻的堆砌使得不再以入仕为目标的文人失去了对大赋的研究与创作兴趣。

汉末正是《诗》学重新复兴的重要时期，许多赋作家将研究的领域扩展到诗歌，除了是汉赋作家外又兼有另外的身份，这让他们在创作以抒情言志为目的的抒情小赋时，不自觉地加入诗歌的元素，汉赋在抒情化的同时正朝着诗化的方向发展，这正是抒情小赋能够在汉末乱世中绽放光彩的原因。

2.抒情小赋兴起，融合经典《诗经》

汉赋的诗化现象促进了其抒情色彩的表达，让汉赋的发展轨迹迎来了又一次赋体内的变革——抒情小赋。抒情小赋的主要创作目的是为了抒情言志、表情达意，在抒情的过程中，赋作家将《诗经》中的诗句很好地运用到小赋创作中，将他们与汉赋相融合，使得小赋形成了抒情为主的特征。

自武帝时起，《诗经》就备受汉代人尊重，只是那时他们是作为经学的阐释与解读对象而在社会上流行的，文人们对《诗经》的重视存在于对其句式、内涵等相关角度的研习与解读上，也正是因为《诗经》作为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未脱离过文人的视野，才有了汉末抒情小赋对《诗经》中诗句的引用。

蔡邕的《青衣赋》中就有对经典的引用。“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UU。纵横接发，叶如低葵。修长冉冉，硕人其U。”这八句是引用了《诗经·卫风·硕人》中的诗句：“硕人其颀，衣锦U衣......领如UU，齿如U犀，嘤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在该赋中，还有类似“《关雎》之洁，不蹈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鲜希”这样的语句。

另外，其小赋《协和婚赋》引用了《周易》与《诗经》中的内容，如“考邃初之原本，览阴阳之纲纪，乾坤和其刚柔，艮兑感其脢腓。《葛覃》恐其失时，《摽梅》求其庶士。”蔡邕本人较博学，致力于经学的研究和解读，虽然几度遭受权贵宦官的迫害，对世事与政权失望，但他的经学素养是不可磨灭的，因此在他的小赋中有对《诗经》的引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3.句式结构渐变，偏重心境表达

汉大赋作为汉代的主流文学，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句式结构逐渐地被定型下来，形成了首段小序，中间为韵散结合、鸿篇巨制的大赋主体部分，最后以“乱曰”的尾巴终结以期达到讽谏效果的结构，固定化和模式化的结构使得文人在创作的过程中无法突破，造成了汉代赋“摹拟文风”盛行的局面。

这一结构模式不再适合追逐于普通市民生活和内心情感世界的抒情小赋作家的表达，对于不再受经学束缚的汉末来说，赋作家在创作时骈散的运用更加自如。同时以桓、灵年间的《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诗歌的复苏，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赋作家倾向于诗歌形式的进程，形成了抒情小赋句式结构上的诗化现象。

以赵壹的《穷鸟赋》为例，赋中言：

“有一穷鸟，戢翼原野。罼网加上，机阱在下......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氓......天乎祚贤，归贤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孙孙。”

赋中选用四言偶句，句式结构整齐、平实，与诗同类，读来朗朗上口且通俗易懂。

王粲的《登楼赋》中全赋使用六言偶句来写景抒情：“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在抒情小赋的句式结构中，以此二类四言、六言结构居多，使得小赋的句式结构整齐、诗意盎然，如此整齐的句式结构更与诗歌的音乐美、节奏美相似，抒情小赋更有了诗化了的情感基调。

汉赋于后世文学的影响

1.汉赋文体演化推动格律诗过程

汉代经学经过了长达四百年的发展后，终于以政治的衰落、自身的僵化和繁文缛节走向了衰亡。正如前文所述，政治的腐败使得文人很难再以“通经入仕”的方式进入上层社会，黑暗的政治让更多的文人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了世人，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开始走向了文学自觉。

除了汉末兴起的抒情小赋外，汉赋以外的如五言诗一类的其他文体形式逐渐走入了文人的创作中心，更多的抒情文学逐渐复苏，自《诗经》、《楚辞》之后的纯诗学开始崛起，最典型的代表要属《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实质上是汉末抒情诗的代表，它与《诗经》、《楚辞》的言情不大相同，它的言情带有浓郁的汉末色彩，很多诗篇中表达了世事无常的生命慨叹，这与经学的衰落有着不可避免的关联。

此时的文人尚未意识到也并未提出“文学自觉”这样的说法，但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开始关注个人命运、感叹生命无常，这是逐渐摆脱经学束缚后的写作题材上的转变，亦是文学风格的一种进步。

2.影响于文学功能：由政治服务改为生活服务

汉王朝覆灭、经学衰亡，中国在朝代变迁中迎来了魏晋南北朝这样的多文化、多思想、有着别样光芒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文学从经学的藩篱中逃离了出来，回归到了文学本体，文学自觉时代到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辞赋仍然占据着主流文坛，经抒情小赋后的衍化，有着诗歌色彩的骈赋登上了历史舞台，赋中的语句俨然都是诗中的诗句，诗与赋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脱离了经学这一意识形态，文学自觉使得文学创作时更贴近于生活、更能表达真实情感、更会引起共鸣。

文学不再为某一类特定的人服务，文人人格渐趋独立、文学创作更加自由，他们在汉赋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现实中感知的思绪及生活情趣，形成了骈体赋，这可以说是赋体文学摆脱了经学桎梏后的新气象。

在历史车轮前进的道路上，唐宋乃至明清，赋体文学都在创新中发展着，赋体文学由汉代的“大”到魏晋的“骈”直至唐宋以后的“律”，审美特征更加的明显、抒情色彩愈加的浓厚。脱离了经学走向文学自觉的汉赋以不同的形式填充着不同朝代的文学，虽不再有汉朝一代文学之地位，但也如星光点点般熠熠生辉。

汉赋发展于后世文学的局限影响

1.为达政治目的重讽谏，文学题材手法单一

据史料记载，历代文人学者在对汉赋进行研究时，均会就其“劝百讽一”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评价，似乎这成为了汉赋研究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到底是讽谏多于颂美还是颂美之余的讽谏一直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劝百讽一”尚未达到讽谏的目的，对于汉赋全盘否定，认为其没有文学价值、政治色彩过于浓重。

还有学者认为，虽然讽谏效果并不十分直接了当，但也起到了讽谏的功能。客观、全面的看待汉赋，它的“劝百讽一”称得上是时代赋予的局限性与弊病。对于汉赋的研究，不能仅仅看到他对文学史的贡献，也要做到可以正视它的问题，直面它的历史局限性。

2.过分讽刺引惹后世文人争议

最初对汉赋持强烈否定态度的当属汉代赋作家扬雄。扬雄的一生是带有传奇色彩的，早期的他致力于汉大赋的研究和创作中，摹拟司马相如等汉赋大家的作品，对汉赋推崇之至；晚年意识到汉赋无法改变其自身现状，对于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不能接受，认识到汉赋不能起到劝谏君王的效果。因此，断然走上了批评汉赋的道路。

无论是对汉赋的讽谏功能持有贬义还是对其保有肯定，不可否认地，讽谏的特征都是历代文人对汉赋研究的重中之重。对于汉赋的研究要客观，要站在历史之外、理解历史之中，联系当时政治，品评时代文化与文学，在看到汉赋对文学史的贡献时，同样地包容它的弊端和局限，劝百讽一是汉赋研究争论的焦点，汉赋也有时代赋予它的不足和缺陷。

总结：

回首看汉代的经学与汉赋，我们发现在封建统治时期，无论是思想还是文学，都与政治息息相关，思想为政治服务，文学同样地离不开政权的支持。我们对于汉赋的研究，能做到的就是将汉赋置于汉代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欣赏汉赋的美并发现它的不足，客观地去解读和评价汉赋，去深入的剖析汉赋的发展于后世的文学究竟有何影响。

参考文献：

《诗经》

《论汉赋的演变以及经学衰落》

《大汉四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