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经济政策重"与民休息"，却有流弊，故汉武帝行新经济政策改革之。然西汉末因对武帝政策之反动，汉初问题重现，王莽于是行经济改革。两者虽是重农抑商，但动机、内容和影响却不尽相同。

故现将此二人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比较如下︰

就动机而言

两人之经济改革均为解决当前之危机﹙尤其是抑压商人﹚而设。

汉初采取"与民休息"政策，轻徭薄赋，减低对社会的干预，故以"重农"为主，"抑商"为次，强调"农为天下之本"，增加生产力。文、景二帝任由经济自由放任，以加强农业发展，却使商贾势力迅速膨胀，成为真正受惠者。

文帝时贾谊上《治安策》，景帝时晁错上《贱货贵粟疏》，说明商贾之祸害，造成"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的现象。故武帝之经济政策，为的是振兴国家，打击商贾势力，开源富国，方便对外扩张——痛击匈奴、沟通西域、扩张领土，洗汉初颓风。

汉武帝

王莽之动机则异于武帝。篡汉前，着意根除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汉廷的改革未能解决豪强兼并。成帝时，出身商贾的丞相张禹"内殖货财。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贾。"至哀帝时，"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万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甚至出现"百姓饥馑，疾病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大臣师丹之限田办法却受到外戚反对，未能成功。

故西汉豪强横行，商贾垄断市场，土地兼并，人民失业，造成汉末的社会危机。故篡汉以后，推行以"重农抑商"为重点的改革，巩固政权，缓和社会矛盾，以求"齐众庶，抑兼并"。

王莽

就内容而言：

重农方面，武帝重劝务，延续汉初之重农政策。

武帝兴修水利，采郑当之建议，开六辅渠及白渠，方便漕运。又发明"井渠法"，从地下开水渠，加强农业灌溉。又以董仲舒之"限民名田"方法，统制粮食交易，以抑兼并。晚年实行军屯，在西域的轮台地区设屯田区，开垦土地，减轻内地对边疆军区的经济负担。

武帝又以改良耕种技术及农具为主，积极推广铁农具及牛耕，并长安、洛阳等地设置冶铁工场制造农具。晚年又行赵过创议的"代田法"及"新田器"，取代"缦田法"，更能保护地力，改良农业技术，增加农产量。武帝晚年颁布《轮台之诏》，指出以后要"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改变过去与民争利的纯粹抑商政策，转而重视农民，并以田千秋为相，赵过为搜粟都尉。武帝之重农措施烦琐，造成民褐。

而王莽之重农政策则是严禁买卖土地，实施"王田制"，企图重建周代井田制度，并且希望同时解决奴婢﹙私属﹚问题。

王莽把土地收归国有，不得买卖，一家男丁不满八口而拥有超过一井田地的，须把余田分给邻里乡党；无田者，由政府授给一夫百亩。又打击不事生产者，征收荒地税及强迫服役。凡荒弃或废耕的田地，甚至城廓的空地，均须纳税，以鼓励生产，不少商人因而被迫贱卖土地。又下诏无业游民每年须缴纳布帛一匹，即无业游民税，不缴者强迫服役，由官府供给衣食。

可是王田制仍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因王田本身设计问题︰土地公有制的推行，必须以"徭役地租"为前提，王田制所分配的田地必须由各氏族组织共耕，然官僚地主成为共耕的阻力，他们往往兼并土地使共耕难以实行。

因上述原因，王田制失败。王莽改奴婢为私属，目的是提高奴婢的社会地位，但不切实际。王莽的设想，不是废除奴婢阶层，让他们恢复自由，回到土地上耕稼生产，只是规定不准买卖而已，对社会而言无大意义。而且，其诏令全无宽限，使当时拥有大量奴婢的豪强商贾，大感怨恨，在政令颁布后，他们竞将奴婢以黑市出售，政府也无法禁制。

王莽逼于在三年后撤销禁止买卖奴婢令。莽之重农措施难以有效推行，造成社会危机日深。

鉴于抑商不足，武帝及王莽均有大量措施推行，补重农之不足。

两人之盐铁酒专卖政策大致相同，只是王莽将更多业务纳入专卖。

武帝鉴于富商豪强占山占海，采矿冶铁，或煮海制盐，垄断盐铁山泽之利，于元狩四年，由大司农颜异属下的大丞东郭咸阳及孔仅"领盐铁事"，与桑弘羊合作，策划将盐铁酒收为专卖。将煮酒、冶铁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补充赋税。由官府招揽盐户，主要费月由他们自己负担，政府供应煮盐工具。又控制盐、铁的制作、收购、运输和销售，私人不得占有或贩卖，违者严惩。在各地广设盐官和铁官，统筹及管制有关盐铁专卖事宜。

即使董仲舒及司马迁认为此举乃"与民争利"而反对，武帝仍一意孤行，不久即垄断煮盐冶铁权。天汉三年又行酒榷酤，酒的酿造、运输和销售权收归国营，严禁民间私酿、私卖酒类。专卖增加了国库收入，盐铁的生产规模得以拓展，抑制商人，剥夺盐铁商人的财源；却因"与民争利"，加上盐铁政策之官员管理不善，政府制造的产质量数低劣而反对者日多。此改革触动豪强地主、富商大贾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故在大臣霍光召开的盐铁会议中，御史大夫桑弘羊被猛烈抨击，汉武帝死后，他也被杀害。

元狩四年，武帝颁布算缗及告缗令，打击富商及高利贷者。算缗，是工商业者向政府缴纳的财产税，称"算缗钱"。对商人及高利贷者征收营业税，先由他们估计财产止报，然后每二千钱收一算，约百分之五。如不据实上报，除充公财产外，并须戍边一年。手工业者的营业税，一如商人，但税率减半，即每四千钱征收一算，约百分之三。拥有车、船者，亦须纳税。百姓拥有车一辆，每年纳税一算，船五丈以上者，亦收一算。商人则照例加倍。储钱不置物者，每一贯钱﹙一千钱﹚出钱二十。人民检举商人虚报或匿报资产﹙称"告缗"﹚，如判定属实，可分取被告一半财产。

政策实施以后，政府因而"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为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是。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加以，元狩六年汉廷以杨可专掌"告缗"，他屡兴大狱，搜捕犯人，结果"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害"。商人遭受彻底打击，然而商贾集团把资金转而投向政府并无注意的地方——农村土地，继续进行投机活动。结果，土地日益集中，私人商业资本不断流为土地资本。抑商政策收到一定效果，却仍给予商贾豪强生存空间，最后受害的，仍然是广大农民。

而王莽则设"六筦"，进一步推广武帝的盐铁专卖。政府将盐、铁、酒、名山大泽、钱布铜冶和五均赊贷六种业务，全部收归国营。盐、铁、酒由政策专卖；铁布铜冶由政府专铸；所有依赖名山大泽维生的人，均须向政府缴税，而五均赊贷全由国家垄断，私人不得经营。此政策防止商人垄断行业，投机牟利，并可以平均贫富。

王莽的问题在于他竟然起用薛子贵、张长叔等富商执行"五均"、"六筦"等平抑物价的措施，他们往往利用权势"与郡县通奸，多所空薄，府臧不实，百姓愈病……奸吏猾民并侵。"官吏富商勾结，榨取剥削，民不聊生，社会经济问题越趋严重。

两人亦推行多次币制改革。从币改政策的目的来看，汉武帝为提升西汉经济而行，而王莽的动机则旨在复古。

武帝鉴于西汉初年，郡国自由铸币，如吴王刘濞及文帝宠臣邓通都因铸钱而"富埒天子"，钱铸风气盛行，于建元元年，统一发行货币，废四铢钱，铸三铢钱，后复用四铢。元狩四年，发行白鹿皮币及银锡合金的白金弊，重铸三铢钱；五年，铸五铢钱。元鼎四年，收回铸币权，由上林宛三宫专责铸五铢钱，禁郡国及人民铸钱，通行的钱币一律销毁。

这次改革，中央收回了铸币权，垄断了货币铸造，并将铜材置于中央统一管理，伪币因为失去原料逐渐淘汰，根本地制止了伪币的流行。是次的币制改革，规定非三官钱不得行，货币得以"重如其文"，币值与实际重量一致，根本地制止伪钱的流行。三官五铢钱通行，使盗铸及伪币基本绝迹，稳定国家财政。

五铢钱

王莽以为币制必须复古，故进行四次改革︰居摄次年，铸错刀，契刀，大钱，连五铢钱并用。王莽称帝后，罢用错刀、契刀和五铢，另造小钱及大钱。

始建国二年，鉴于民间仍用五铢及私铸钱币，故定出"宝货"有轻重不同的差品，铸造了"钱货"六品、"布货"十品、"贝货"五品、"龟货"四品、"银货"二品﹙另黄金一品﹚共"五物"。另金、银二货分作二品，称"六名"，共计"百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天凤二年，废止大、小钱，恢复"货布"、"货泉"及大钱，六年后又罢大钱。王莽的货币改革，变化万端，种类复杂，千奇百怪，币制紊乱，造成金融大混乱。四易币制，每次都是以小易大，从中搜刮民财，故每次改制，总有无数人破产，"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自存"。

王莽“金错刀”

总结

总括而言，武帝的经济政策略有成效，体现中央集权及巩固皇权的精神，旨在打击豪人豪强，增加国家收入，却未能抑制商贾对土地的兼并情况，改善不了贫农之生计，贫富悬殊仍在，引发昭宣以后的社会危机。

而王莽的经济政策及抑商措施，本意良佳，却因他"泥古不化"，适得其反，导致"农桑失业，食货俱废"，政策繁离琐碎，不切实际；加上统制严苛，使官商勾结，百姓困苦，甚至爆发暴动，豪强也乘时崛起，王莽政权土崩瓦解，经济政策可谓完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