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学潮中艰难成立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中国公学的声名并不显赫,却有着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所重要的私立大学,中国公学有着梁启超“教育救国”理念的大胆实践,有着舒新城推行“新教育运动”,有胡适曾经缔造的黄金时代。在中国公学的教育史上,涌现出吴晗、罗尔纲、吴健雄、胡颂平等一大批颇有盛名的学生,在各自的领域取得瞩目的成就。
1905年,当时日本官方要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管理,遭到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陈天华在日本的蹈海自杀,更促成留日学生决心集体归国。在姚宏业、王敬芳、刘棣英、朱剑等人积极鼓吹和推动下,留日学生纷纷回国,努力筹划办学事宜。郑孝胥是在中国公学筹备期间,四处奔走,尽心尽力。
陈天华
1906年3月4日,中国公学在上海北川路举行开校典礼。姚宏业为中国公学经费困难的困境而蹈江自尽。他的死震惊海内外,社会各界纷纷起而援助中国公学。王敬芳拜会两江总督端方,积极争取官方高层的支持。在担任中国公学“财政大臣”期间,王敬芳四处求人,募捐侨商的捐款兴办教育事业。在各方的努力和支持下,中国公学得以勉强维持下来。
梁启超与“研究系”的苦心经营
在欧游结束后,梁启超就与张君劢等人洽商,决定回国后创办一所大学,组织学社出版杂志。
1920年3月,梁启超从法国抵达上海,在中国公学发表欧游感想的演讲。梁启超接掌中国公学,力图将中国公学办成“一流大学”的目标。梁启超选择张东荪出任中国公学教务长,主持日常事务,并着手升格大学的具体事物。梁启超坚持以中国公学的名义邀请罗素来华,希望借罗素的声名提高中国公学的影响力,将罗素的思想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
1922年秋,教育部令批准中国公学升格为大学。在张东荪主持中国公学校务期间,广延名师、不拘年龄,不分党派及政治背景,聘请好的教授,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自由研究的学风。
梁启超
1922年10月,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舒新城四处约聘新教员,包括叶圣陶、朱自清、吴有训等各地名师闻讯而至。舒新城最早引进教育试验,在中国公学大胆尝试新教育改革,打破年级制而用能力分组制。舒新城在中国公学中学部试行道尔顿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行五年的能力分组制及选科制,设分科教室,实行男女同校。
学校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自由选择科目自由地学习。中国公学招录女生,请来曾在长沙周南女学任教的陶斯咏女士担任女生指导。在舒新城等一批年轻教员的操持下,中国公学处处激荡着新文化、新思想的热潮。
胡适开创的黄金时代
1928年4月,胡适被推举为中国公学的校长,开创中国公学的黄金时代。早在1906年,胡适就在上海的中国公学求学,主编《竞业学报》的白话报,养成独立思考、大胆发言、自由表达的习惯,胡适一生坚持的民主、自由、自治等思想,发端于在中国公学的求学经历。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基本上是无为而治,校务工作基本交给副校长杨亮功处理。
胡适兼任中国公学文理学院的院长,为学生开设“中国文化史”课程,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和严谨务实的优良学风。胡适对求学定下两条“戒约”:要小题大做,注重证据,跟着事实走,“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明史大家吴晗曾就学于中国公学,受到胡适的指导,后来胡适向清华大学蒋廷黻举荐吴晗,建议其吴晗专攻明史。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大家罗尔纲在胡适身边,耳濡目染,学到不少治学的方法与途径。
“中国的居里夫人”吴健雄女士曾在中国公学“插班”就读,虽然读的是理科,她却花大量的时间阅读文科的书,成绩超群。胡适对吴健雄也栽培有加,当年对吴健雄评价为“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对清朝三百年思想史懂得那么透彻”。
在胡适、杨亮功的努力延聘下,中国公学云集大量教育界的精英,社会科学方面的高一涵、张慰慈、杨鸿烈、陈顾远、刘英士等人,中国文学系的陆侃如、冯沅君主持,聘请沈从文、白薇等人,英文系则有着梁实秋、叶公超、谢子尧等人。
1929年的“人权论战”,胡适对国民党政府的尖锐批评,提出“我们要一个规定人民权利义务与政府的统治权的约法。”国民党对胡适的“制裁”。
胡适
随着胡适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迅速恶化,国民党上海党部的陈德征迟迟不给中国公学立案,这是一招“杀手锏”。毕竟,对私立学校而言,一旦得不到政府的承认,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在社会上就很难找到工作。
为不牵累中国公学,胡适提出辞职,中国公学的学生极力挽留胡适。在1930年5月,蔡元培代表中国公学的校董会接受胡适辞职,马君武就任校长之职。
风雨飘摇的中国公学
马君武上任后,努力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务管理,支持新生的革命力量发展。他激励学生自强不息,担负救国责任。对于国民党势力对校政的干涉,马君武开除国民党籍学生,为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攻击马君武“包庇反动,压迫党员”列举其罪状。中国公学内的学生也分化为“拥马”“倒马”两派。
1931年1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教育部,切实查办中国公学校长马君武“袒护反动、污蔑本党”一事。
1931年的“一二八事变”之后,中国公学吴淞校区遭兵隳之灾,人心涣散、风雨飘零,独立大学的决策被政府掌控。1932年8月,劫后余生的中国公学校董会决定停办学校。
后来,虽经朱经农、邵力子、潘公展、蔡元培等人的复校努力,均告失败。
胡适说:“中国公学的“校史”,实在可以算作中华民国开国史和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的一部分,它的光荣、它的价值,将是不朽的、崇高的。”
弦歌已远,梦犹飘零,但中国近代学人关注中国早期高等教育的梦想,对中国大学的实践与追寻仍然激励着后人努力前行的方向。中国公学的命运,作为那个时代的生动写照,寄寓着一座大学的梦想,寄寓着一群学人的梦想,历久弥新,永恒不变。
马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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