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立国之初，太祖重典治吏、重刑治贪，其中最让人望而生畏的就是剥皮实草，即无论大小官员，凡贪污达白银六十两以上，就要被枭首示众、剥皮实草。

因太祖严惩贪腐官吏，故明初吏治卓然清明。但到了明中期以后，据太祖重刑治吏已逾百年，剥皮实草等厉刑早已不再实行。随着官威恢复、商品经济发展，贿赂、馈赠之风日盛。在淳安，这种风气也盛行，比如县官每三年要进京朝觐，为保住官职，往往“盛辇金帛以奉京官”。

为馈赠京官、保证进京用度，还要向里甲提前征收纸、笔、墨、米、鲞、拜帖等，将之贮存，等要进京时，“米可三十四五石，鲞可一百四五十斤，笔、墨、帖计数百，纸计数千”。

临行时，各里还向县官馈送礼物，见年里甲还需出数名船夫，“官又暗自纸赎中计取”，这样县官借朝觐之机，大肆盘剥民众以充囊槖，其馈赠之银皆来自民脂民膏。

故海瑞规定“旧例悉行禁革”，今后县官进京朝觐，只准备跟随人员的工食银，必需的路费和造册费，不可大肆劳烦百姓。海瑞更是身体力行，在两次朝觐时，“止用路费银四十八两，吏十二两，造册十一两七钱伍分，跟随皂快备原名工食外，量行加贴”。

以往县衙每遇到分守道、分巡道出巡查盘之时，都要向这些官员的吏书馈赠吏书银，以巴结上官。这些钱均来自里甲，多时高达十二两、少则五六两，且由来已久，俨然成为风气。海瑞每遇于此都“痛恨刑之”。

对于官员纵容吏员收取吏书银，海瑞要求禁止馈赠吏书银，严格规范下属，防止他们行贿受贿。所谓常例就是常例钱，即按惯例所收的钱，是官吏向百姓的名目之一，它没有明文规定而又前后相袭。导致常例银出现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即明代官员俸禄微薄。

明代无法从制度上改变俸禄微薄的情况，所以官员只好从其他方面寻找创收的突破口，常例就是方法之一。加之百姓不谙事体，为了规避风险、防止取祸，亦行贿官吏，这些都导致常例出现，并前后相习。

在处理政务中海瑞发现，如今的府县官吏愈益忙碌，追其原因并不是府县事物繁重，而是要经常送迎来往官员、参谒上官、重复文移所致。他认为“若减去一衙门则省一衙门伺候，省了一衙门文移”，因此主张精简衙门。

此外，为了节省官员精力，让吏员各安其职、有效率的完成任务，海瑞详细的制度了各房不同日月需要稽查的事项。他认为“比较各衙门日期开后，每月执簿稽查，一则不费上司事，二则吏员不能隐匿”。

比较各衙门的工作分为单月、双月、季终及年终比较四次进行，其中，“礼房”、“吏房”整年都不用进行比较，“兵房”、“刑房”也只需季终进行比较，而“承发房”则每月、每季都必须加以对比。

中国社会素来重视人情，官员之间的人情往来更是频繁。在淳安，常有上司要求县衙为他批送人情。上司常常让县衙将这些所谓的“无碍官银”送给乡官、举人、进士、岁贡生，有时还要求县衙给乡官、进士、举人、岁贡生等批送水手、长夫以作人情。

但实际上，这些送往的钱财和力役皆取自民间，实乃小民为上司所送的人情买单，而称之为“无碍官银”只是上司的一种巧妙措辞。故海瑞认为，以后“惟上司牌至，以其衙门纸赎应之，间于支应银内补足些须。其衙门无纸赎，寝阁不行”。

按旧例，年节之时县衙需得向府里馈送礼物，“府上送节礼物过多，下四衙并吏书皆有”。这些礼物虽送至府上，却未必是府官所需，容易浪费。故海瑞主张减少年节奉上。

每当遇到科举之年，里甲还要为生员提供科举路费和酒席银，海瑞规定以后为士子提供科举路费和酒席银的经费只能在支应银内取用，不再派里甲。若遇到上司派下的人情，都由“本县量将纸赎支应银充解”，而不派里甲。

淳安地处交通要道，驿馆和递运所支应过往频繁，所需费用极多，而这些费用最终都将摊派在百姓身上，导致百姓负担加。海瑞规定以后每丁只征收银二钱五分，这些银子主要用于支应过往和上司。

若支应上司的财费不足，则取纸赎银顶上，若纸赎还不够则不再支应。海瑞表示“若上司明百姓穷促，不以急继富，留意节省，二分五厘可足”。

而且他还对过往使客的船只、口粮、伙食标准也做了规定，对招待上司的标准也明确规定。海瑞认为通过张榜布告，既可便于社会监督、约束往来官员，又可避免负责接待的官员从中取利。

在淳安，不仅有二十二处寺庵道观，还有许多小神屋杂居山中。且僧道人数众多，“僧每寺院约有十余人，私居道士以数百计”。众多淫祠的存在和僧道人数的激增，既制约着社学的发展，又使劳动力减少，影响农业的发展和赋役征收。

虽早在洪武六年朝廷就曾下令只允许各府州县设一所大寺观，并严选教徒，但明中后期以来，各府州县寺观不断增多、膨胀。海瑞一上任就发现淳安因祠多、僧道众，超过洪武年间标准规定，故他要求“凡遇僧道，皆谕令还俗，禁斋醮以塞其得利之途”，并试图将寺院改为社学。

在《兴革条例》中，海瑞针对淳安社会弊端进行了一系列的除旧布新，其兴革的重点在于整顿赋役、肃清吏治、转风易俗，减轻小民负担。

海瑞的兴革内容都与民有关，这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海瑞是儒家民本思想的积极践履者，在这种爱民、惠民的思想下，其势必要与民兴利，而这又不可避免会得罪一些官员和豪强大户，但他并不在乎，因为在其心中自有他的尺度和标准，即符合“圣贤”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