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状元”一次大家都不陌生,现在大家都在追求“高考状元”“中考状元”,当然大家也都清楚,所谓“状元”便是封建时期科举制度下诞生的科举考试中第一名,而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被称为“榜眼”和“探花”。

曾经能够考取科举考试前三甲都能被授予极高的官职,一向被认为是光耀门楣,衣锦还乡。但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清王朝自身都难保的时候,进士们的命运也与往日有了许多的不同。

既然能够考入前三甲,学识自然不必多说。那么在最后一场科举考试,最后的状元、榜眼探花分别是谁?后来的命运又是什么样的呢?

最后的科举

科举考试的起源要追溯到隋朝的时候了,在中国存在了近两千年,不仅影响了日本、朝鲜、越南离我们较近的国家,甚至科举考试制度也影响了许多欧洲国家。

而就是这个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近两千年的考试制度,伴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和中国越来越多有志之士的思想解放,它也逐渐被时代淘汰,走上消亡。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有远见的清政府大臣便提出了改革科举,可惜当时并没有被重视。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辛丑条约》的签订让更多中国人觉醒,清政府已经成为了洋人“以华治华”的工具,我们要救亡图存仅仅学习希望的先进技术是不够的。

在此背景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合一千多名举人上书光绪皇帝,要求改变传统的“八股取士”,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创办西学。1898年也是光绪二十四年,光绪皇帝支持康有为变法,除了在政治方面的革新以外,还有便是“废八股,改科举。”

但是,众所周知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短短103天就宣告失败,戊戌变法中的大多数政策都没有实行下来,但是废除科举已经是大势所趋。

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上书光绪帝,要求废除科举考试,同时清政府公布了上一次科举考试会试的状元、榜眼、探花,他们分别是刘春霖、朱汝珍和商衍鎏。

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各省份所有的乡试、会试全部停止,至此科举制度在中国正式宣布消失,而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三人成了最后的状元、榜眼和探花。

不凡的命运

最后一位状元最高造诣并不在写文章上,刘春霖出生于1872年,他不仅是最后一位状元,还是近代的书画家。刘春霖极其擅长小楷,他的小楷好到什么程度?书法界有着“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

考取状元后,刘春霖被派往日本学习,进入东京法政大学深造。回国后也任了部分官职,在北洋师范学校工作等等。清政府覆灭后,在袁世凯、徐世昌和曹锟任民国大总统的时候刘春霖都担任着重要官职。甚至还两次代表徐世昌主持孔子大成节的典礼。

出生于1870年,从小家境贫寒,父亲早亡,但是朱汝珍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是著名书法家、文章家,朱汝珍在1904年考取榜眼,得了官职。

传闻当时主考官呈递给慈禧太后的名单中,朱汝珍是第一,刘春霖是第二,朱汝珍应该是状元,但是慈禧太后看到朱汝珍来自广东时,想起了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皆来自广东,心中便很不满,加之“朱”同音“诛”,“珍”又让慈禧太后想起了珍妃,心中越发厌恶朱汝珍,因此便将第一名和第二名调换了位置,朱汝珍也因此痛失“状元”之名。

身为第二名的朱汝珍和刘春霖一样,被派往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继续读书深造。归国后依然在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任职。辛亥革命爆发后,朱汝珍依然留在溥仪的小朝廷中,成为了“一品大员”但是那是的一品大员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不可当真了。

后来的朱汝珍从了商,自己开办过印刷馆,后来又南下去了香港定居,在香港创办学院,自为院长。

而商衍鎏出生于1875年,是广东驻防正白旗汉军人籍,书法造诣极高,是著名学者、书法家。商衍鎏成为清末科举探花后同样也去了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继续读书。

1912年,商衍鎏受聘于德国汉堡殖民学院做研究助理,1916年回国时清政府已经不存在了,商衍鎏因此在总统府继续任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南京。

才华和气节

日本人曾拉拢刘春霖前去伪满洲国任职,但是遭到刘春霖的严词拒绝,就因此事他收藏的书画珍宝还被日本人洗劫一空。除此之外,刘春霖的书法作品也成为他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而朱汝珍更是具有极高的家国情怀。在香港期间,日本人不止一次的给他送米送粮,企图拉拢他,但是朱汝珍坚决不收,后来更是直接搬回北平老家。

朱汝珍的家乡清远县多次发生重大洪涝灾害,朱汝珍年过花甲还四处奔波,亲自联系香港同胞帮助家乡,后来还捐款援助家乡教育发展,捐赠药品等,还领导编纂了当地地方志。

为了纪念他为家乡做出的贡献,广东省清远市政府建造了汝珍公园,其中还建造了朱汝珍的巨大铜像。

商衍鎏同样是著名的爱国人士,1927年,他看不惯民国统治腐败,毅然辞职以贩卖字画为生。九一八事变以后,他愤然写下诗词批判帝国主义的贪婪恶毒和反动派的卖国行为。

战争期间他写文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国民党的苛政。建国以后他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重要职务,后来又被周总理聘请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小结:

三人同时考取了功名,都擅长书法。同样都去了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读书,但是那是清政府已经是自身难保,归国后的他们选择不同的道路。

相同的是,尽管他们的道路不同,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并且都面临了日本方面的诱惑,但是他们都是选择了保持自己的气节。

即使曾经让他们辉煌一时的状元、榜眼、探花之名已成为过眼云烟,但是他们的才华,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中国文人的气概,同样使他们获得了不朽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