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颉刚的期刊编辑思想及实践

·顾颉刚

（1893-1980）

江苏苏州人

汉族

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

古史辨学派创始人

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摘要

1920—1940 年代，顾颉刚先后创办十余种刊物，积累了丰富的期刊编辑思想及出版经验。他崇尚自主办刊，倡导学术救国，并始终以读者和作者的需求为中心，着力协调刊物的学术性与通俗性，他善于培育刊物稿源，尤其重视奖掖青年作者。他的期刊编辑思想，对当今期刊编辑工作仍有积极指导意义。

顾颉刚　编辑思想　编辑实践　《禹贡》半月刊

顾颉刚（1893—1980），江苏吴县人，著名历史学家。1920—1940 年代，顾颉刚创办或参与创办了一系列刊物，如《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齐鲁大学国学季刊》《史学季刊》《禹贡》《文史杂志》《中国边疆》等，积累了丰富的编辑思想及出版经验，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其中，1934—1937 年间编辑出版的《禹贡》半月刊，尤以鲜明的办刊特色和深远的学术影响为人知晓。故笔者拟以《禹贡》半月刊为切入点，参以顾氏编辑其他刊物的理论实践，分析顾颉刚的期刊编辑思想，为当前的期刊编辑工作提供借鉴。

自主办刊独力运作

虽为著名历史学者，但一直以来，顾颉刚拥有浓厚的编辑兴趣和宏伟的出版抱负，在致信友人李书华信中，他说：“刚所长者为编辑出版之事，胸中颇有几个编辑出版计划，且亦有人才与物材可用，如能容我发展，当可对于学术界作一切实之贡献”。据尹燕研究，顾颉刚在北京大学等高校任教时，曾先后创办过数种刊物。但是，由于所办刊物大多挂靠于高校，每当他转赴他校任教时，之前所办刊物便被迫中断。因此，自主办刊便成为顾颉刚编辑刊物的根本愿望。

1934 年3 月1 日，顾颉刚摒弃当时大多数期刊纷纷挂靠政府机构的主流做法，选择凭借个人力量，编辑出版了《禹贡》半月刊，目的是“要避免机关中的厄运，让我用一个人的能力维持下去”。在民国时期多如牛毛的期刊中，此举彰显出《禹贡》半月刊卓尔不群的编辑特色。《禹贡》半月刊的民间私人运作方式，恰是顾颉刚自主办刊编辑思想的鲜明表现。

顾颉刚选择自主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固然避免了刊物因挂靠机构变动而被迫中断的结局。但是，这也意味着期刊的策划、资金、编辑、出版、发行等事务，需由主编顾颉刚等人全面负责运作。从历史来看，经过顾颉刚及编辑部同人的辛苦努力，《禹贡》的组稿、编辑以及出版发行诸项工作均逐渐走上正轨，惟有办刊经费一直缺少保障，以致所办刊物长期面临经费拮据的困境。作为刊物创办者和主编者，顾颉刚竭力筹集经费，以保障刊物的正常运作。

办刊之初，《禹贡》的编辑出版经费主要来自顾颉刚等人的捐助和禹贡会员会费。1980 年代，杨向奎回忆道：“出版刊物要有经费，而这些人是拿不出多少钱来的，主要是顾先生把他在北大兼课的薪水拿出做经费。” 然而，顾氏此举势微力弱，难济于事。1935 年，在致友人叶圣陶的信件中，顾颉刚苦诉其办刊所遇之经济困境，“我所办者，在稿件上决不感缺乏，而经费则大为周章。”受制于经费不足，《禹贡》期刊面对充裕的稿件，却不敢增加刊印篇幅，盖因“加增篇幅则经济力量有不足”。更甚的是，“刊物篇篇讲地理，却不能篇篇附地图”，原因即在于“铸版费太贵”。可见，经费不足严重影响了《禹贡》半月刊的正常运作与发展。

为筹集办刊经费，1934 年3 月，顾颉刚刊发《禹贡半月刊登载广告章程》，详细规定了广告价目和刊登要求。顾氏此举取得初步效果，“此刊自第三卷以来，不但收支足以相抵，且略有余存”。然而自1935 年下半年始，华北形势急转而下，广大学人无心治学，期刊“销路遂感滞塞”，办刊经费愈益紧蹙，顾颉刚为“谋永久维持之术”，“乃有募捐之意”。1936 年1 月，顾颉刚在《禹贡》第四卷第十一期刊登《募集基金启》，公布了办刊年度开支数额及开支项目，并向民众公开捐款管理方法，即“所有收到捐款，除存储银行生息外，当逐月报告，以征信实”。到1936 年8 月，“禹贡学会共收捐款4324 元， 其中顾颇刚所捐为880 元”。社会民众的慷慨捐助，使得办刊经费匮乏的难题得到一定缓解。

除此之外，顾颉刚还利用个人社会影响力，积极向政府机构和教育基金会筹集办刊经费。如1935年10 月，顾颉刚向教育部呈文请求资助，最后得到300 元办刊津贴。又如1936 年4 月，顾颉刚致信友人李书华和朱家骅，嘱托二人帮助向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办刊资金，当年6 月，中英庚款董事会同意给与《禹贡》半月刊15000 元的补助金，顾颉刚收到消息后“为之狂喜”。

要之，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半月刊开启了民间自主办刊的新模式。限于资源、经费等各方面之不足，刊物的运作和发展遇到办刊资金严重匮乏的难题，甚至危及到刊物的成败存亡。但是，顾颉刚等竭力筹集资金，并鼓励同人道：“我们应有自信意志的力量可以战胜物质的阻碍”。在这一精神鼓舞下，《禹贡》半月刊历劫重生，至办刊三周年时，“每期字数已由起初两万余字而增至现今十四万字，印数也由起初五百册而增至现今一千五百册”。

经世致用 学术救国

经世致用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更是许多历史学者的学术理念。在1930 年代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下，作为历史学家出身的编辑出版人，顾颉刚将学术期刊运作与国家局势走向结合，倡导经世致用、学术救国的期刊编辑思想。他极力主张“跳出空疏迂远的范围，而转向于经世致用之学术”，并将《禹贡》半月刊定位为学术救国之一平台，“愿藉此以激起海内外同胞爱国之热诚，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意向”。

顾颉刚本是“古史辨”派代表学者，故《禹贡》半月刊最初多刊发古代地理研究论文，被人视为“《古史辨》的历史地理部分”。但是，自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处境日益危险。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逼近和民族危机的层层加深，顾颉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现实关怀，倡导经世致用、学术救国。顾颉刚认为，“欲求经世致用救亡图存之学，其道固有多端，而于吾国地理之研究居重要之一”。“当这强邻狂施压迫，民族主义正在酝酿激发的时候，更应当有许多人想到考究本国的民族史和疆域史”。在顾颉刚的主导下，《禹贡》半月刊的编辑出版重点毅然转向边疆史地与民族宗教研究，力图“以民族史与疆域史之研究结果灌输于民心，而激发其报国保种之血诚，则此刊为不虚出矣”。

在学术救国思想指导下，顾颉刚一方面邀请著名学者撰写边疆问题论文，如顾颉刚嘱托黄文弼早日完成《新疆在中国文化上之地位》一文，“以飨读者，盖此等通论文字尤益振起人心也”。据彭明辉统计，《禹贡》半月刊的第五卷第五期、第七期刊登8 篇研究边疆史地的论文，第六卷第三、四合期有19 篇，第五期有13 篇，第八、九合期有13 篇，第十二期有17 篇，第七卷一、二、三合期有18 篇，第四期有33篇，第五期有7 篇，第八、九合期则有18 篇。另一方面，顾颉刚组织冯家晟等展开边疆地理调查，广泛搜集史地资料，“俾使精神国防益增巩固”，并先后编辑出版《西北研究专号》《东北研究专号》《南洋研究专号》《康藏专号》《察绥专号》等边疆史地研究专刊，吸引时人关注东北和西北边疆危局的目光。

顾颉刚还认为，民族问题与边疆问题同生共存，呼吁“要把我们祖先冒着千辛万苦而结合成的中华民族经过探索出来，使得国内各个种族领会得大家可合而不可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彼此休戚相关，交互尊重，共同提携，团结成一个最坚强的民族”。力争激起中华各民族共同奋斗的热情。因此，《禹贡》刊登了大量关于民族研究和宗教研究的论文。以回、汉民族为例，顾颉刚专门邀请回族青年学者白寿彝编辑出版《回教与回族专号》与《回教专号》，目的是“使回人和汉人明白，原来回汉是混合无间一家人，回汉在文化上、在种族上、在当前整个生存上，有绝对不可分割的关系”，即从历史与现实的双向维度，研究申明回汉融合一体、不可分离的血肉关系。

要之，在日本侵华危急形势下，顾颉刚倡导经世致用、学术救国的编辑思想，《禹贡》半月刊的学术研究被赋予爱国意义，由一份单纯的学术刊物，变成爱国学者学术救国的典型代表，在1930 年代引起了重大反响。

服务读者 造福学人

一直以来，顾颉刚秉持“以读者为中心”的编辑思想，表示“通俗化是我们的目的，而专门化乃是我们的手段”。为保持刊物的通俗性和学术性兼具，满足不同类型读者的阅读需要，顾颉刚不断调整刊物栏目形式与刊登内容，以求最大程度地服务读者、造福学人。

作为专业学术期刊，《禹贡》半月刊最初刊登的多是考据严谨的学术论文。晦涩难懂的文章大大限制了刊物的读者群，正如顾颉刚所说：“若永远板着脸说话，专收严整的考据文字，没有这方面兴趣的人必然是望而生畏的” 。考虑到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顾颉刚着力调整期刊的刊行内容，“此后每一期总当有一两篇地方记，作者各就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作一些不背事实的描写”。主张在期刊上刊登内容活泼、题材新颖、阅读性强的“通俗作品”。自此之后，名山秀水游记、边疆调查报告、国内地理消息等栏目板块依次开辟，选择刊登历史、人文和自然类文章，受到了普通读者的欢迎，也扩大了刊物的影响面。

顾颉刚认为，保持编辑与作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密切交流，有利于活跃群体间的学术讨论，增强《禹贡》半月刊的学术生命力，主张“《禹贡》中多刊关于讨论问题，报告研究状况及私人起居的通讯，并设法使研究范围相同之会员发生关系”。1935 年10 月，顾颉刚在《禹贡》半月刊上开辟“通讯一束”专栏，用以刊登学术通讯和学术讨论，并殷切地希望“同人多多通信，俾不负本栏的创立”。通讯专栏设立之后，《禹贡》收到了大量的来信。至1937 年7 月，《禹贡》在“通讯一束”专栏中，刊登了165 封作者通讯，其中不乏钱穆、张元济、赵元任、蒙文通等名家的参与。

《禹贡》半月刊的通讯专栏，不但成为顾颉刚办刊的一大特色，更成为编者、作者、读者之间互动的平台和窗口。许多作者、读者在来信中提议完善期刊栏目和内容，主编顾颉刚认真听取读者建议，择要添加按语、回复来信。这一举动，既丰富了顾颉刚的办刊思想，又提高了刊物的办刊水平。更关键的是，众多历史学者将“通讯一束”栏目作为学术讨论和争辩的平台，不但对《禹贡》所载文章进行点评，分享个人的学术心得，而且讨论学术研究发展趋向，起到了交流学术的功用，奠定了《禹贡》半月刊专业学术刊物的历史地位。

培育稿源 奖掖学子

对学术刊物而言，其地位的高低、口碑的好坏，与稿件质量有很大的关系。若稿件作者队伍强大，稿件质优量足，那么期刊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便有充分保障。拥有丰富办刊经验的顾颉刚，非常重视《禹贡》半月刊作者队伍的培育，除利用个人社会影响力，邀请学界名流提供稿件之外，顾颉刚格外爱惜、欣赏青年人才，耐心指导年轻学子走上科研之路，最终保障了期刊作者队伍的日益强大。

对稿件的“兼容并包”，是顾颉刚编辑期刊的重要思想。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时，明确指出“外面的投稿，我们一律欢迎”。此外，他还利用北平知名学者云集的地域优势，凭借个人学术地位和学界人脉，积极开展邀稿活动，帮助《禹贡》半月刊扩充潜在的作者队伍。据不完全统计，《禹贡》半月刊所载700 余篇论文，出自300 余人之手，包括钱穆、张国淦等学术名家，足见《禹贡》半月刊稿源之丰富、作者之多元。

顾颉刚还有意识地弥补《禹贡》刊文的结构性短板，希冀将刊物办成富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如针对《禹贡》作者群擅长考证、不善理论的局限，顾颉刚“甚望能作理论文字之人肯加入”。又如《禹贡》的刊文中，关于西南与南洋研究的稿件较少，顾颉刚遂邀请专门研究云南地理和南洋史地的丁骕、张星烺二人，诚恳邀请他们“写一篇论文在本刊发表”，并希望南下广州教书的谭其骧也能“寄些文字或新闻来”。此外，他还热烈盼望罗香林“就闽、赣、粤、桂人种问题，多写短文”，“无使本刊此一方面永在偏枯状态中也”。经过顾颉刚的不懈努力，《禹贡》的作者队伍结构合理、各有专长，“满洲则有冯家晟先生，新疆则有黄文弼、王日蔚两先生，西藏则有吴玉年、傅成镛两先生，而蒙古方面亦有杨次弓与侯仁之先生”。

顾颉刚素以爱才著称，其创办《禹贡》的初衷便是为青年学生提供学术训练平台，“希望他们（指青年学子）好”。在致谭其骧信中，他自叙办刊胸怀：“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与国家社会之不爱重人才，而欲弥补这个缺憾，我们便不得不办刊物”。他不但主动为每位学生拟定写作题目，还认真帮助学生修改、补充和润色习作，并在《禹贡》刊登青年学子的研究成果，“藉收观摩之益”。在顾颉刚这一思想影响下，《禹贡》半月刊最初主要刊登北大、燕大和辅仁三校青年学子的研究文章。

顾颉刚的这一做法引起当时部分学者的异议，他们认为青年学子的研究略显幼稚、缺乏积淀。顾颉刚回应说：“这是一班刚入门的同志的练习作品，说不到成绩和贡献，……我们正在开始工作，只要路道不走错，勇气不消失，又永远能合作下去，我们的前途自然有无限的光明，也没有受人菲薄或妄自菲薄的理由”。又称“我们能够聚集一班青年，唤起他们对学问的热心，使他们常常做练习，那么一时虽嫌粗疏或幼稚，到底必可做出些看得出的成绩”。事实上，顾氏此举激发了青年学子的学术热情，鼓舞了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回忆说：“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跃跃欲试。”许多著名学者的学术研究之路，如侯仁之、杨向奎、童书业等，便是从《禹贡》半月刊开始的。

综上可见，顾颉刚积有丰富的办刊思想和经验。在艰难困阻下，顾颉刚依然坚持独立办刊，在民族危机面前，则展现了赤心救国、不拘学术的风格，面对期刊读者与作者，他在学术与通俗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点，并全心致力于奖掖青年学子，造就学术研究人才。顾颉刚的期刊编辑思想和实践，对当今的期刊编辑工作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原文载于《出版科学》201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