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平模 /文、图
去“哈达村”——邛崃市高埂街道新民村（2019年12月撤乡并镇之前属邛崃市冉义镇）前，我在百度“邛崃吧”中读到了邛崃人发送的一则趣闻：今天一同事从拉萨旅游归来，给我们展示他在布达拉宫纪念馆购买的哈达，我发现商标上赫然印着“邛崃市冉义镇生产”，同事当场吐血，哈哈！
同样，长年行走藏区，我柜子里放着不少藏族同胞敬献的哈达，门把上也挂着在武侯祠横街购买的金刚结，却没想到它们多半就产自成都平原上的这个村庄。
十月中旬，我行走在新民村的田野上，寒露已过，秋收之后的大地上一片静寂，乡间小路上常常有蹬着三轮车的农夫与我擦肩而过，车斗里装的不是粮食蔬菜，却是印满经文、五颜六色的经幡。新民村的田野是典型的川西林盘，走近了，就会发现竹树掩映间的房舍是一间间工厂或作坊，都生产民族用品。老乡三轮车上的经幡就来自这里，领回家里缝纫成条幅后又交回到作坊，当地人称之为“打飘飘”。
据资料：新民村汇集了哈达、氆氇、佛灯油、酥油灯、龙达（经幡）、转经筒、玛尼石等生产厂四五十家，相关从业人员约两千人，业内人士估计年产哈达上亿条，是国内最大的民族用品生产基地。
而这一切，都缘起于一百多年前那条轻盈洁白的哈达……
▌仙乃日雪山下，玛尼堆上的哈达
第一条哈达
听说我要溯源新民村的第一条哈达，村上的马书记为我叫来了朱保清大爷。
74岁的朱大爷清瘦、温和、儒雅，头戴一顶黑色圆盘帽，身穿一件黑色呢绒大衣，不像农民，倒有些乡绅的风度。事实上，作为当地最早的哈达世家的第四代传人，他长期从事手工哈达的生产和销售，还一度是村里的副业大队长，确实没怎么干过农活。
朱家的第一条哈达出自于朱保清的姥爷朱有成之手。1896年，姥爷12岁时，被曾祖父朱连生送到了成都市沟头巷的一家哈达作坊当学徒。当时，成都平原几乎家家种桑，户户养蚕，剥茧抽丝，织丝成绸，是名副其实的锦官城，但哈达作坊却仅此一家。5年后，姥爷学成出师，回到同样养蚕产丝的老家自立门户做哈达，“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父。”独家生产的局面被打破了，师父撵到新民村，砸了姥爷的摊子。“大老爷啊，人要吃饭，我的娃娃学了手艺不让他做，未必喊他去抢人嗦？”身为武举人的曾祖父咽不下这口气，把官司打到成都府，师父输了官司，从此，哈达作坊就在新民村扎下根来。
▌传统哈达纺织工具之杠车
▌传统哈达纺织工具之线床
▌纺织哈达的梭子和丝线团
姥爷一辈子带了四五个徒弟（朱保清的父亲朱吉轩也是其中之一），徒弟又带出了更多的徒弟，新民村的哈达作坊就由一家发展到多家，由作坊辐射到家庭，渐成产业。
今天，如果你百度哈达制作的相关词条，会看到这样的资料：“据史料记载：（哈达）每年由四川邛崃、大邑等处，织造贩康，实贸易中之大宗输入品也”。在哈达分类中，四川邛崃哈达名列榜首，其次才是青海哈达、拉萨哈达、印度哈达等。邛崃哈达占了藏区80%的市场份额，据说八角街上95%的哈达都由以新民村人为主的邛崃人销售，新民村更被业内人士称为“哈达村”……可见这里的哈达制作渊源已久，广为流通，闻名藏区。
但新民村最古老的哈达世家却告别了哈达。当年，朱保清的父亲朱吉轩带出了5个徒弟，到了朱保清的子女一代，手工哈达竞争激烈，加上机械化的巨大冲击，四个子女或做副食干杂生意，或修摩托，或开砂石厂，纷纷离开了哈达行业。诞生了当地第一条哈达的朱家祖屋也于2015年8月被拆掉，朱家集中居住到了村上的新建社区，搬迁时扔掉了所有旧家具，包括哈达织机。
我和朱保清回到朱家祖屋的基址上，朱保清手捧一条洁白哈达，满脸的恭敬、谦卑和感慨。
▌手工哈达的最后工序：启分、叠齐、晾晒
▌晾晒着手工哈达的作坊
哈达之路
哈达制作出来了，当年是怎样到达藏区呢？在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与茶的输送相似，是挑夫们完成了这一艰苦的环节。
91岁的梅淑华老奶奶是当地为数不多还住在农村老屋里的乡民，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站在自家的院子里喂鸡鸭。她脸色红润，满脸皱纹间的眼睛清澈明亮，仿佛皲裂土地上的两汪秋水。她的记性很好，思路也清晰，说起当年丈夫挑哈达进藏的往事，历历在目。她的丈夫长期做挑夫，先是挑钢炭去成都，临近解放时又开始挑起哈达走康定。
梅淑华记得那时候新民村只有朱丝坊、王丝坊两家哈达作坊，解放后才增加到三四家，每家作坊下面都有很多农户为其编织哈达，待哈达累积到一定数量，丈夫就约上几个挑夫准备上路了。
家里穷得叮当响，有六七亩地要种，四五个娃娃要吃饭，梅淑华从来没给丈夫准备过一点干粮，也没去送过丈夫一次，憨厚的丈夫总是带上一点盘缠就到河那边去装哈达了。从俩口子的龙门阵中，她知道挑夫们的每付担子可以承载四千多条哈达，高逾一米，重达一两百斤。哈达在运输途中最怕沾水，一来坏了颜色，交货困难；二来增加重量，挑夫吃亏。因此担子必须精心包装：用长长的布带捆得牢牢实实，下垫多件蓑衣以防潮，上盖十顶斗篷以防雨。
新民村邻近最大的藏茶产地之一雅安市名山县，位于茶马古道起点处的一条支线上（今天的新民村距离川藏公路不到十公里），在这条古道上，别人背的是茶包，挑夫们的担子上则是洁白的哈达，茶马古道也是“哈达之路”。一路上，挑夫们人手一根带叉的木杖，歇息时用以支撑扁担：担子一端放在地上，另一端则悬在空中。“那个时候真是苦啊！冬天二郎山上下大雪，他挑着２００多斤重的哈达，穿着草鞋在雪地里走，脚上是密密麻麻的伤口。”梅淑华的话里透着对丈夫的心疼。
往返一趟康定需要足足一个月，康定之后，哈达的运输交由马帮来完成，丈夫拿着三四个大银元踏上归途。长期的劳累让丈夫“整出了内伤，吐过血，得了痨病。”30多年前就去世了，享年70岁。他不会想到，今天的邛崃与康定之间已有高速公路相通，可以当日往返。
▌工厂车间里晾晒着的哈达
▌工人们在整理包装哈达
重生与复兴
梅淑华的丈夫前后大概跑了十多趟康定，直到1958年前后因为西藏动乱，村里哈达停产，他才停下脚步。再后来，各种运动不断，哈达被视作封建迷信的符号，长期被禁，直到文革后恢复宗教信仰自由，哈达生产才随之渐渐恢复。
1976年，关心时事的朱保清在《红旗》杂志上看到文章，提出要恢复民族地区的生活习俗，哈达因“对促进民族大团结有重要意义”而被解禁，他预感到民族用品行业的春天又要来了。1978年，朱保清当上了村里的副业大队长，便立即向村委提出大规模恢复哈达生产。
此时，姥爷带出来的第二代哈达师父已经六七十岁了，但还可以制作哈达；工具被毁掉了，朱保清召集木匠们又做出了岳子、杠车、纺车、织机……一位乡民取出藏在铺盖芯子里的哈达，在老师傅指导下，大家参照着织出了新哈达。
恢复生产相对容易，但二十年过去，流通渠道、销售方式已经发生巨变。为了开拓市场，朱保清带上一名社员来到成都，他们先是来到人民商场的民族用品专柜，继而顺藤摸瓜找到了位于金鱼街的四川省民贸公司，之前正好甘孜州民贸公司来省里进货，民贸公司将订单给了圣灯丝绸厂，谁知半年过去，丝绸厂却一筹莫展，于是民贸公司对朱保清说：可以给你们做，你们先拿样品来。朱保清找到东方红丝绸厂的严师傅重新设计了哈达，回到村里发动群众生产，为哈达配上了包装，将样品拿到民贸公司，签下了合同。于是，在中断20年后，新民村重现处处纺车转动、梭子飞舞、哈达飘飘的景象。最兴旺的是1980年代初，“我们家叔辈九兄弟，家家都在做哈达。”村委会的王奇祥说。
大约1980年代末，机器设备开始进入哈达制作行业。先是木制的半机械机器；后来是川棉厂淘汰下来的纺织机；再后来出现了较先进的建安机，生产过程中需要人工喷水；近年采用的水喷机是最新一代全自动机器，自动喷水，大大减少了对人力的需求。机械化生产对手工哈达带来了致命打击，大约1993年前后，手工哈达制作便全面告停，直到2012年，由于部分人群的特殊需求才得以小规模恢复。
机械化固然对传统带来冲击，但也大大拓展了藏区市场。有了成熟的市场和畅通的渠道，新民人抓住商机，扩展产品门类，经书、经幡、氆氇、酥油灯、转经筒、佛灯油、金刚结、玛尼石……各类生产厂（作坊）在村里纷纷涌现，大体上覆盖了藏人精神生活的主要方面，新民村也由“哈达村”成长为“全国最大的民族（藏族）用品生产基地”、“ 民族用品生产特色村落”、“天府南来鱼米乡，民族用品第一村”。
▌朱保清大爷手捧哈达站在自家祖屋的基址上，一脸的恭敬和谦卑
手织哈达今犹在
告别了朱保清大爷，村委会的王奇祥骑上电动车带着我在村子里四处转悠，逐户拜访企业（作坊）。从纯手工的传统织机到飞速转动的现代化庞大机器，新民村的民族用品生产兴旺发达、令人眼花。
与朱保清大爷一样，58岁的王奇祥家也身出哈达世家，从曾祖父一辈开始起家，爷爷那辈四兄弟都做哈达，有十多架织机；到父亲一辈，九兄弟都在做，规模大小不一；到王奇祥这辈，几十位堂兄堂妹，有一半做过哈达；到了下一代，王奇祥的四个子女都离开了这一行业，只在部分侄甥辈儿女中得以传承，侄女王素芳就是其中一位。
哈达制作的纺织环节与织布类似，可以分散到一个个家庭，完工后再交货到作坊，由作坊统一完成后续的浆染等工序。迄今，新民村的手工哈达制作依然延续了这一模式，因此哈达作坊往往没有纺织机房，在这里看不到一群织女同织哈达的集体场景。
王奇祥带我来到街上的一个现代化小区，在新农村集中居住的单元楼上，53岁的王素芳正坐在织机前飞梭走丝织哈达，让人颇有些穿越感。王素芳12岁时，适逢哈达重生，她开始学习做哈达，先是给大人打杂：打岳子、绞杠车、牵丝线……两三年后才上了织机织哈达，一直做到1993年，机织哈达将手工哈达逼入绝境。
又是十多年过去，市场再次呼唤手工哈达，却是因为一种特殊的用途：藏人天葬时，需要将死者放在多层洁白的哈达之上，由天葬师肢解肉身后，将沾了血的哈达焚烧，秃鹫才循味而来，带着逝者的肉体和灵魂升天……由于机制哈达多使用化工涤纶丝，不吸血，燃烧后的异味令秃鹫敬而远之，必须使用蚕丝哈达。蚕丝纤细易断，难以使用机器生产，手工哈达就成了惟一选择，呼唤着传统的回归。
因长年弃用，新民村90%以上的纺织工具或进了灶膛、或被扔掉，有一套还被建川博物馆收藏。所幸王素芳家的还留着，2006年翻出来，依然骨架硬朗，灵活自如，王素芳再次坐到了织机上，使用从丝绸厂购买的丝线纺织哈达。
王素芳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每半小时可以织出一匹哈达（每四条为一匹），每天大约可以产出15匹、60条哈达，除去原料钱，每条哈达可挣得手工费1元，一天勤勉的劳作可以给她带来60元收入（2016年数据）。这样枯燥而廉价的工作是年轻人难以接受的，她家下一代已经没人做了。
▌哈达工厂里，一位女工正在接线头
▌王素芳在织机上编织哈达
王素芳织出来的哈达孔眼很大，如渔网般粗放，它们被交给开作坊的陈建军进行后期加工。由于手工哈达成本高、利润薄，现在新民村只有两家手工哈达作坊，陈建军的是其中一家。
我们来到陈建军的作坊时，院子里的竹竿上正晾晒着洁白的哈达，看上去硬邦邦的，厚实如毡。陈建军说，这些哈达从织机上完工后，先要用加碱的开水漂洗，以去除蚕丝上的油污，之后晾干；然后用玉米粉浆染，使之更加洁白密实挺括；浆染后就这样十五匹一叠（计60条）地悬挂晾晒。
秋风习习，秋阳温和，傍晚时分，哈达已晾晒至八成干，陈建军和媳妇荆八玉将哈达取下，放入大铁盆中，喷水渥放，使其均匀柔润。次日天刚蒙蒙亮，他和媳妇便来到作坊，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将哈达一条条启开，拉伸叠齐，抖落多余的玉米粉，再次搭到竹竿上晾晒，待完全干透后取下，叠好包装，一条手工哈达就完工了。
离开时光缓慢的手工哈达作坊，王奇祥带我来到堂侄女婿陈文华的旭宇民族用品厂。走进哈达生产车间，18台电动提花织机和一台电热切边分条机整齐排列，铿锵轰鸣，飞速运转，令人眩晕。偌大的车间只需几个人管理，其中两个女工正在一台机器前一根根地接线头——别的工序全机械化了，仅这一道还靠人工。隔壁，一排女工正在叠装哈达，靠墙的一个个编织袋已经打好了包，写着“临夏 XXX160匹”“昌都 XXX 240匹”的字样，等待发货。如今，这样的现代哈达工厂是新民村的主流，据资料，该村与相邻的火星、英汉、延贡三村共有哈达梳织机、牵丝机、卷纬机359台（2016年数据），年产哈达数千万条，其效率与陈建军的作坊完全是天壤之别。
▌现代哈达原料为涤纶丝，由机器完成牵引经线的工作
▌现代化的哈达工厂
▌现代哈达工厂
一条哈达连汉藏
“这个民族用品养活了好多人哦！”在新民村，我常听见村民们这样感叹。或许基于这样的感恩之心，或许因为他们生产的都是正能量的民族宗教用品，我接触到的村民无不淳朴、友善，对藏人藏地颇有好感，尽管他们不一定信仰宗教，对藏文化也一知半解。
一个实例是：前些年原料和人力成本一再上涨，令利润微薄的哈达生产更加困难，但冉义厂家总是尽可能不涨价或少涨价。“我不想那样做，因为哈达是藏族同胞宗教活动、生活礼仪的必需品。如果我们出厂价涨一点，到了经销商手上再涨一点，加上运费，到消费者购买时就会负担很多。”鹏飞哈达厂的80后厂长胡鹏飞这样说：“不到绝境我绝不提高出厂价，哪怕为藏族同胞荷包里节约一分钱，我也觉得值。”
有了上百年的商贸往来，尽管少有直接接触，不同文化之间免不了互相感染和影响。比如朱保清大爷就说，虽然他对藏人的信仰一知半解，但从内心里很尊重他们，体现在日常生产中那就是：哈达和印有经文的纸张都不能踩、坐，不能从上面跨过，废弃了也不能乱扔。这也是新民村人形成的基本职业素养。
年轻时，朱保清常去拉萨卖哈达。如今，他的女儿长年在西藏昌都做生意，跟藏族房东“处得跟亲人似的”，朱保清到了昌都，房东都会请客吃饭；房东来成都看病，朱保清也带上礼物前往探望。他家的经历和故事，是藏汉民族之间和谐共处、团结进步的缩影。
▌新民村的一些作坊就设在农家院落，图为一家制作经幡和金刚结的作坊
▌酥油灯作坊
▌印制经幡的作坊
▌新民村的转经筒作坊
图、文 | 邓平模
主编 | 晨曦
责编 | Jamie
美编 | Bir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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