鹭客社：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4日下午，读胡适《容忍与自由》一书，有感！胡适是我国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改良主义者。其言论，自有其深刻意义。时隔百年，读来仍然发聋震聩。《容忍与自由》一书第一篇即《容忍与自由》。文中最让人动容者，是那句：“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重要”。

很多人对胡适有印象，主要倒是书里的另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此篇中，胡适提醒国人，不要空谈主义，不要空谈好听的主义，不要空谈外来的主义，不要偏向纸上的主义。胡适认为高谈主义非常危险，主义是应时势而起。在某种社会，某个时代，受了某种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会有一些思想者观察后提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便是主义的缘起。胡适认为，主义只是一种救济的法子，当时的中国问题多得很，要根据社会需要多研究些问题。

空谈主义，确实会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清楚看到这一点，所以他说“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耗子就是好猫”。“只管白猫黑猫”便是空谈主义，“研究如何捉到耗子”便是多研究些问题。事实证明，多研究些实际问题，多解决些实际问题，这个思路是对的。改革开改后的四十多年里，中国把人民的需求放在首位，一步步解决着面临的各种问题，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如今，在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同时，我们可能会忽然感觉到有点主义不自信，或者说文化不自信。殊不知，这种不自信是正常的，其反而就是我们的成功之处。这说明，我们有足够的灵活性，足够的朝气，我们是在解决问题中发展主义，而不是依据固化的教条落实主义。这条求索的道路要一直走下去，因为，这正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使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一直都不乏各种宗教，本土的或者外来的，然而，从来没有一种宗教可以长期主导我们国家，使整个国家成为宗教国家。这归功于我们有一种历史极为悠久的中道理性。

当前，我们再次回归中道理性，选择以问题为导向的务实之路，这是外来主义融入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化传统融合外来主义的必然。特别是在亚洲这种主义、宗教、种族多元复杂的广袤地区，唯有真正落实求同存异的理念，允许各个国家依自己的现实情况选择自己的合适道路，才能建设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新亚洲。我们曾经因为空谈主义导致人间浩劫，并吸取了足够的教训。没有理由为了与美欧国家接轨而全盘接受他们的主义。中国既然能跳出某一种主义的偏执，就不太可能再陷进另一种主义的偏执。这是执政智慧成熟的体现。没有一种主义，没有一种体制是绝对完美的。作为民众，完全可以接受一个并非完美的体制，只要它能采取相对宽容的政策。今天，美国以意识形态为由，发起围堵中国的新冷战，这种做法是过时的，也是不正当的，他们忘记了当年被英国欺压时的情景，也让我想起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以汝为名！”

为了防止误解，胡适在《多》文中指出：他并非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主义，学理是工具，没有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种种学说和主义，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在《宽》文中，胡适提出非常有名的容忍即自由的观点。胡适认为，一些社会之所以会产生不宽容的现象，是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一种绝对“正义”感，而被视为“异己”的力量有朝一日获得这种绝对“正义”感时，又会重新催生不宽容现象。为此，胡适举了个例子，如十六世纪基督教新教领袖高尔文活活烧死了敢于批评他的新教条的宗教学者塞维图斯，而高尔文之所以会起来革新宗教，恰恰就是因为罗马旧教的不容忍。在《宽》文的最后，胡适写道：“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百年光阴，弹指之间，“宽容”两字，承先生之指点，已铭刻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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