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清浅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胡适曾向陈独秀、李大钊问过一个问题，问他们好不容易从穷困潦倒走到安居乐业，跻身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为何要自毁前程，甚至不惜连累妻儿老小去改造社会？对这个问题，李大钊当时就给出了回答，但八个月后的回答更宏伟，而陈独秀也在八个月里想明白了胡适之问。

1919年6月，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前夕，陈独秀把胡适、李大钊叫到家中喝酒，言明要广泛印发《北京市民宣言》，发动民众抵制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此时倾向于签订和约的北洋政府已对游行学生采取逮捕、关押等强硬措施，而且很想抓到领头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却因没有确切证据不敢轻举妄动，若陈、李真到街头上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无疑风险很大，一旦被北洋政府现场抓获后果是严重的。

胡适坚决不同意他们这样做，说士讲究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有家国情怀，修齐治平。现在修身，他们一直在做，齐家，他们的家也齐了，治国平天下是统治者的事，他们表表态、提提意见就行了，并问“二位好不容易从穷困潦倒走到现在，如今呢，也算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了，可是为什么非要自毁前程，甚至不惜连累妻儿老小，我真的不明白你们在干什么？”

李大钊早在此前就跟胡适辩论过不能只顾小家，要顾大家，尽管他们确实都过上了安稳的好日子，可整个放眼那时的中国像他们这样的能占到多少呢，当即回答了胡适——我觉得人不能为了自己而活着。你到长辛店去看看那些破败不堪的工棚，你去津浦线去看看那些饿殍千里的难民，你再去前门大街去看看那些沿街乞讨的乞丐，我们难道不该为他们干点什么吗？你难道要求我们像你一样光鲜亮丽地活着吗？当时的陈独秀或是为顾及好友胡适面子，或是还没有彻底想明白胡适问的问题，或是自知很难一时改变胡适，而眼下急需做的是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为团结内部也就没有回答，很快把两人拉回到散发传单的正题上来。

八个月后的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到京师警察厅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送至天津，让陈独秀从天津出发去上海。路上，陈独秀和李大钊谈起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要抛妇别雏，抛家舍业，东躲西藏，甚至会丢掉身家性命，他们到底在追求什么？

这些问题让李大钊想起去年六月，他和胡适在陈独秀家喝酒时胡适问的问题，并借此机会问陈独秀想明白没——他（胡适）说咱们都已经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了，为什么要抛妻弃子，我们究竟想要什么？仲甫兄，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你搞清楚了吗？陈独秀说“我想我已经想明白了。”李大钊也说“我觉得我也想明白了。”

李大钊的答案是——咱们这个国家，曾经创造过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文明，可是鸦片战争之后呢，咱们这个国家迅速沉沦，速度之快、惨烈之巨，闻所未闻，不过八十年的时间，咱们这个国家，就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贫穷、最没有尊严的国家。军阀混战、盗匪横行，百姓流离失所，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我们呢，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文化人，文化人就是文明人，文明人就应该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负责，我们有责任带领人民进行抗争。我们要用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我们要建立不被外国人欺负，不受统治者压迫，没有贪官污吏，人人能够当家做主，人人都能生活在幸福平等生活的美好社会。仲甫兄，我觉得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担当，我们谁都不能把它辜负了。

上一次李大钊的回答，着眼点是北京长辛店等地及人，而这一次却立足全国和历史，更显大气磅礴、气壮山河。陈独秀十分认同李大钊说的，不过对于要靠什么来完成这份责任和担当则还没想明白，李大钊认为他们应该要有一个能够凝聚力量的组织和领导核心，并认为这件事应该提上议程了。本来说要好好地筹划一下建立组织的事的陈独秀在目睹难民之凄惨苦难后，当即痛下决心要建立起一个先进政党。

若不是陈独秀问那位照顾着奄奄一息的孙女的老人是来自哪里，可能他想象不到对方是来自安徽凤阳，因为凤阳是个好地方，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听完老人的话才知道凤阳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凤阳老人说凤阳闹灾荒、闹瘟疫、闹土匪、闹军乱，啥都闹，没法活了，就逃出来了。本来一家人想去济南投奔亲戚，可没想到一路都在打仗，到处都是难民，亲戚没找着，这就顺着大溜来到了天津卫。陈独秀、李大钊目之所及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难民哪儿都有，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安徽……其中，山东今年闹大灾，出来逃荒人最多。

如果说凤阳老人代表的是那时的难民的苦难，那么那个放河灯的老人则代表着无数难民对腐朽政权的控诉。他在为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放河灯，放了很多河灯。那些弟兄死了小二十年了，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恨北洋政府这样腐朽的政府，还大骂哪见过这么浑蛋的政府，他们什么时候关心过老百姓的死活呀，一年三百六十天，哪天不是满满当当的灾民哪，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八国联军杀进来的时候，这海河上到处漂的都是中国人的尸首，有的没了头，有的四肢不全，有的女子光着身子，可怜哪……

凤阳老人、放河灯老人不过是当时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普通百姓中的一个缩影，这让陈独秀痛哭不已，决定建立一个有坚强的领导核心的组织，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一个可以把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能够过上好日子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为什么，“为了他们（指着河边上的难民）能够像人一样地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生。”铿锵有力的宣言划破整个黑暗的天空。

如果胡适如李大钊说的到长辛店、津浦线、前门大街，到陈独秀、李大钊宣誓的地方看看，或许他未必会不惜连累妻儿老小的风险去改造社会，但至少不会问出那样的问题“为什么非要自毁前程，甚至不惜连累妻儿老小，我真的不明白你们在干什么？”

幸好有陈独秀、李大钊这样“自毁前程”的先驱，不然还不知道得有多少凤阳老人、放河灯老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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