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30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出了一个小分队，到日本山形县酒田市对石原莞尔进行取证工作。
开庭后，法官开门见山的问石原：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国际军事法庭说的？
石原回答：有，我想说的话堆积如山。
法官说：好，你说。
接着，石原莞尔对法官说出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话，他说：好，你听着，“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莞尔，但我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就不符合逻辑！”
法官继续问：听说你和东条英机是对立的，是这样吗？
石原苦笑一声：东条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和没有主见的人怎么会发生意见对立？
法官发现这个老头很难对付，就制止了他的发言：注意，证人请不要说与询问无关的话题，只需要回答yes或者no！
检察官又继续追问：你知道，满洲事变给中国造成了多大的损害吗？
石原却回答：请法官大人教我一下，这个问题如何用yes或者no来回答？
就这样，法官问询了2天，也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
为何这个老头却拼命地为自己争取战犯资格？庭审后记者们很感兴趣地问石原莞尔：你为什么说东条英机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
石原则轻蔑地说：那个上等兵，他应该当会计军官，让他管10挺机枪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10挺以上就不知道了。
要知道，战败时的东条英机可是集首相、陆相、外相于一身，可是到了石原的口中却成了一个小小的“上等兵”。并且，战败后的日本军界人人自危，都想逃避审判，但石原莞尔却成为一个异类，已经逃脱审判的他却又为自己争取战犯资格。难道他真的是因为作恶太多想要忏悔？
石原莞尔从小就是一个“异类”。他的父亲石原启介曾经当过当地的警察署长，因此他幼年就被送到陆军幼年学校学习。学习期间，他常年不洗澡，还把从身上抓到的虱子放到铅笔盒中欣赏。当学校安排作战绘图课时，他上交的作业让任课老师目瞪口呆，上面画了一个男人的生殖器，并且还在下面写了一行小字——我的宝贝，十一月一日画于厕所。他认为，学校从老师到学生都是一帮死读书的人，而他是和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人。
石原莞尔的确有骄傲的资本，他在陆军幼年学校毕业后就考入了被称为日本精英中的精英的摇篮——陆军大学。在陆大，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怪异风格。日本亲王检阅陆大，石原为了故意给陆大抹黑，故意不穿正式军装。他学习不是很努力，但是成绩却非常出众。他本来是那一届毕业生的第一名，但第一名要在天皇面前发表御前演讲，学校怕他做出出格的事情，才把他降为第二名。不过，陆大的全体师生都一致认为，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大最杰出的大脑，陆大培养的最好的学生。
从陆大毕业之后，石原莞尔被派到中国汉口。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份受到排挤才获得的工作，不过石原却一点都不在乎，他甚至还有一点高兴。石原对中国有着非常奇怪的感情，这里必须要介绍一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刚好住在朝鲜的春川。当他听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后，竟高兴地喊出：中华民国万岁。然后，他带着手下的一小拨士兵来到一个小山头，开始对天空鸣枪庆祝。当时的石原认为，中国和日本的命运是一体的。如果有色人种只有日本一个的话，肯定会被西方列强消灭掉。如果中国也像日本一样崛起了，那么日本就会有一个同种族的依靠了。
不过，来到汉口后，他的这种想法开始发生动摇。他在从事间谍活动期间，走遍了湖南、四川、南京、上海等地，足迹遍布半个中国。在此期间，他的中国观受到了冲击。他认为这个国家的官员是贪官，民是刁民，兵是兵痞。总之就是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对中国的失望之余，石原对日本民族产生了一种油然地优越感。他认为，中日虽然同文、同种，但你不行了，那就应该由我领导，我来带领你们改变你们的命运。
在此期间，石原还结识了同为参谋的坂垣征四郎，坂垣后来成为石原任关东军参谋时期的“最佳拍档”，也是策动“九一八事件”的协作者。1921年，石原回国任陆军大学教官，主要教习战争史方面的内容。次年，又以优秀人才的身份被派往德国留学3年。这次留学成为其历史观和战争史观成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他花费大量时间研究欧洲战史，对战争的发展规律和日本今后可能进行的战争进行论证，其研究成果还得到了日本天皇的亲览。直到1925年，石原结束其留学生涯又回到陆大任教。
1928年10月，石原顶着日本关东军中佐参谋的头衔再次来到中国。此时的石原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他已经出版了那本至今仍让日本人津津乐道的著作《最终战争论》。这本书主要阐述了石原的一个构想。他认为，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展其特长和特点，不断进步，而最近两三个世纪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时至今日，这两个文明已经发展到隔着太平洋相互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发展到一定时期，将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从而创造最后的最高文明，使人类文化进入黄金时代。这场人类之间的最后大战，将以日美为中心的真正世界大战，即世界最终战。
在《最终战争论》中，石原还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理论。他认为应该先把中国东北拿到手，然后以此为基地征服苏联，再南下征服中国，最终代表整个黄种人世界，与美国进行一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决。
石原的战争观颇有历史深度，这使他的理论卓然同时代的其他日本将校。石原预测，即将到来的战争形势为总体战。就士兵的数量而言，目前是所有适龄男性参加战争，而下次战争不光是适龄男性，男女老少将全部参战。就战术变化而言，历史上是从开始的密集队形方阵变成了横队，然后变成散兵，再变成战斗群的战术，即从点到面的发展。而下次战争将是三维一体的战争。
石原提出了以战养战的理论。他认为战争一旦不能迅速取胜，必然会被拖入持久战。那么，就必须向对方国家收集战争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以战养战的核心就在于占领对方国家的领土，控制主要的战略资源，并有计划的从事资源采集工作，为军事工业提供资源。
1930年，石原开始积极筹划“满洲事变”。他提出由里向外占领满洲，先借机占领奉天，进而侵占整个东北。当时，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却有44万人。日本国内嘲笑关东军手中的军刀只是竹刀，但石原却对此不屑一顾。石原夸下海口说，两天之内必定平定奉天，结果“九一八事变”中日军仅有了不到12小时就占领了奉天。
接下来就是逐步摄取东三省的土地。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石原便已经开始布置日本驻吉林特务大迫通贞在吉林制造骚乱，然后以护侨为借口要求派兵。大迫通贞指使日本浪人枪击日本人集聚地的商店，然后向关东军报告，900多名日侨处于危险当中。于是，在石原等人的劝促下，关东军司令以拯救吉林日侨为借口，下令进军吉林。与此同时，素有亲日倾向的吉林边防军参谋长熙恰主动与日军接洽。9月21日，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吉林。
10月5日，石原升任关东军作战课课长。关东军随即扩大侵略的第二步计划，轰炸锦州，攻击齐齐哈尔。这次，石原亲自乘坐飞机指挥12架日军轰炸机轰炸江北边防公署和辽宁省驻锦州的两个行署，还袭击了打虎山和沟帮子车站。
10月下旬，石原积极准备进攻黑龙江的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地处松辽平原，易攻难守，只有嫩江可以作天然屏障。中国守军马占山部队为了防止日军的进犯，将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炸毁。日军便以江桥为借口，在伪军的配合之下，向嫩江进犯。但这次的战事却没有像石原想的那样顺利，日军的两次攻击都被中国守军以正面抗击和侧翼迂回的战法击退。
为了挽回面子，日军增调2个步兵营到达江桥，对嫩江北岸的大兴车站发动进攻，但仍遭到中国守军顽强抵抗。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马占山决定放弃江桥和大兴阵地，将部队后撤到三间房阵地。就在石原计划直逼三间房的时候，关东军司令部给他发来电报，命令他立刻返回参谋部。
原来，围绕关东军出兵东北问题，关东军与日本国内产生了巨大分歧。前者坚决主张攻占齐齐哈尔，而后者因顾忌苏联而主张把战火控制在南满地区。不过，因为木已成舟，石原并未受到任何的惩罚。在伪满国成立一个月后，石原莞尔顶着凯旋将军的名头奉命回国，得到了裕仁天皇亲授的金鸡勋章。一时间，这位“满洲英雄”红遍整个日本列岛，成为日本少壮派军官的榜样。但同时，也为他日后遭到排挤留下了伏笔。
1937年，石原转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后，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成为他的顶头上司。石原从不掩饰他对东条的轻蔑，他认为东条顽固愚蠢，能力不足以胜任其职位。东条当让不能容忍，双方的矛盾也随之急剧升温。
石原在关东军任职期间，坚持逐步侵华的主张，而东条却主张对中华一击论。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东条认为事变是千载难遇的好机会，并认为中国的抵抗绝对不会超过一年。在东条的督促之下，关东军“蒙疆”兵团于8月29日攻下了张家口，又于9月13日攻陷大同。
在战略层面，日军始终在北进还是南下中徘徊。石原认为，日本暂时无力与美国一战，必须养精蓄锐准备对苏作战，迫使苏联放弃远东地区。待这一步落实之后，日军方可考虑南下。然而，东条却认为，北方的边界比较安全，并无后顾之忧。日军应该趁此机会全力攻占中国，并对“蒙疆”地区实施占领。这两个人的侵略意图虽然一样，但在策略上可谓是针尖对麦芒。
东条对对石原在工作上的指手画脚也非常不满意。在一次部长会议上，东条公开指出，石原应该专心在作战、兵站关系方面辅佐参谋长，而少插手“满洲国”的相关事宜，作为参谋长得自己才是一切决策的核心。石原自然也不肯示弱，于是双方始终处于僵持的状态。最终，石原被排挤出关东军自然也在意料之中。
1938年，石原出任舞鹤要塞的司令官。1939年，石原被升为中将，但调回日本国内，任京都第十六师师团长。 1939年10月，石原在东京成立了所谓的东亚联盟协会，积极鼓吹东亚联盟运动，该运动一度受到部分日本和日伪政权的追捧。石原称要以王道为指导，要求日、“满”、中三国坚持以下原则。
1、国防：防范白种人的侵略，保卫东亚天地，为此必须建立满洲国。
2、政治：日、满、中分别根据本国的特征，政治独立，不干涉内政。
3、经济：以共存共荣为目的，谋求一体化。
4、文化：日、中两个民族应该相互尊重对方的文化，创建以道义为中心的东洋文化，并吸收西洋文化，实现人类的最高文明。
显然，石原提出提的原则仍然要践行之前提出的逐步侵略中国理论。对于石原个人而言，他也想通过东亚联盟运动构建自己的政治资本，以求与东条英机等人进行抗衡。不过，1940年7月，东条英机出任陆军大臣。次年，在东条英机的极力促使之下，内阁宣布东亚联盟运动是一项非法的政治运动。接着，干脆免除了石原的一切职务，转入预备役。在日本军界，被编入预备役基本意味着军旅生涯的结束。石原退出军界之后，出任立命馆大学国防研究所所长，讲授《最终战争论》，继续兜售他的理论。但东条英机仍不放过他，甚至动用宪兵对其进行监视，最后迫使其离开大学。
这场政治斗争中，石原之所以会输，根本原因还是要怪他自己。石原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中校中佐，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他迅速成为大佐，后来又被提升为将军。在他的身后还有无数个像他一样的得中佐，都想模仿他的行为建功立业。和平时期的军人是不能立功的，石原此时提出逐渐侵略中国，就等于堵住他们的上升通道。于是，石原才被自己的模仿者们抛在一边，一路被边缘化。
由于政见不同，石原一路被排挤，最后不得不退出战争。他还主张日本应该彻底放弃抵抗，俨然一个和平主义者。也正是因为如此，石原没有在战后被东京审判追究责任，甚至成为指控战犯的证人。因此有很日本人肯定他的理论，他们认为日本的失败是因为对石原思想的背离，如果按照石原的构想走下去，日本就可以避免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惨败。但我们应该清楚，石原与东条只是战略方向不同，其侵略本质是没有变的。
石原之所以要争着当战犯，并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原因之一是军国分子之间的攀比心理，他最看不上的东条英机都被定位甲级战犯了，难道自己还不如那个上等兵？其二是因为，将死之人的破罐破摔。此时的石原已经得知自己得了膀胱癌，反正自己也已经活不长了，还不如“舍生取义”成为整个民族的英雄。
2年后的1949年8月15日，日本投降4周年纪念日当天，为没有当上战犯而抱憾终身的石原莞尔在山形象高濑村的家中，死于因膀胱癌而引起的尿毒症。在其去世前8个月，和石原一起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同谋，坂垣征次郎和另外7个甲级战犯，被送到远东军事法庭处死。不知道，当时正在在家中因为膀胱癌而气若游丝的石原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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