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产生很偶然。它本来是20年前面向北大研究生甚至博士生的一门文学史课,预计人数也不过十几二十人,最后却坐满了教室……
讲课的正是北大中文系的老先生洪子诚老师,学文学的同学想必都听过他。当时,别说出版成书了,他甚至觉得愧对这么多听众。
在他看来,“去读一本有趣的书,听自己喜欢的音乐,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坐在未名湖边发呆,是不是更好……”
20世纪90年代,洪子诚在北大课堂
不过,还真不一定比听洪老师讲课更有意思,即使是在20多年后的今天。这本书自出版后行销不衰,豆瓣评分始终在9.0+,给业余读者带去感悟和启发,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更是当做案头必备的“红宝书”。
Problems and Methods
前面那段自我怀疑颇能反映洪老师的风格,他总是能在他人不疑之处提出问题,并尽可能不带成见地进行抽丝剥茧的工作。
这一切又用一种很平实的语言讲述出来,自然得就像在讲述“常识”一般,但这种常识已超越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观念,这就给人以无声处起惊雷的感觉。
不冷漠的旁观
找到你自己的“问题和方法”
洪子诚老师后来曾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不那么冷漠的旁观者”,不是那么冷漠,就不是完全的旁观,也有自己的判断和情感。毛尖老师对此有个更生动一点的说法,叫做“一个正派的情人”。
上洪老师的课,你从不会觉得他淡漠,他会跟你细腻地谈论他的喜好、观点和陈年故事,然而这些又不致于影响到他理性的判断,他能在问题和材料之间游刃有余。事实上,二者常常相辅相成,让人看到做人和做学问相统一的境界。
1959年1月,《新诗发展概况》编写组在中国作协和平里宿舍楼前(左起依次为:殷晋培、刘登翰、洪子诚、谢冕、孙玉石、孙绍振)。
他常常有“自我反省和调侃”,流露出的则是对自我和学术的真诚。他说到1983年刚刚跟上朦胧诗的步伐,朦胧诗已被宣告“过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提到自己如何在“他人引导”下熬成教授,以此说明纯粹“自主性”的可疑……
“不由得想起这样的话:
‘自主性是一个被映照出来的面具。’”
而这背后,无不是更深刻的文学、历史学的问题,例如“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叙述”背后的隐蔽目的,即便是“事实”又是哪些“事实”被彰显、遮蔽、变易,当人们做出评价时候依据什么标准、尺度和参照……
洪老师总是从问题看似结束的地方,引导着读者开始展开独立的思考。例如他提到当代文学一般从1949年开始,转折和断裂就被自然化了,其实这之前就有着文艺界各种力量的对比、组合、调整、冲突等。
20世纪50年代,大学时期的洪子诚老师
再譬如,他指出许多人对于“概念”和“理论”的偏好,有时候容易把它们孤立起来抽象化地谈论,然而所要做的并不是彻底抛弃它们,而是重新建立这些词语、主张和“语境”之间的联系。
他还引导我们,重新思考和探索现有的一些历史叙述,不把它们看作是本质化的、不言自明的东西,而是把它们放在历史语境中加以分析,探讨这些概念、评价体系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中产生的,它们的具体含义、限度是什么。
“所有的叙述,都有一种隐蔽的目的在引导。”
这就要求我们要能够“入乎其内并出乎其外”,既要能够“通过对象内部把握它来达到否定它的目的”,又要能够跳脱出来加以评价,既要避免因“理解”而丧失批判精神,又要避免冷漠客观地去套理论框架,这其实正是一种两难。
这些方法和态度帮助我们在面对阅读和复杂世界时,保持清醒、独立和深刻。
历史和审美地阅读
发掘文学的诸多打开方式
作为一门文学史课,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作家和作品的分析,洪老师娓娓道来而又常有新见,他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但是从不把它普遍化,相反他总是在自我反思的同时,告诉我们其中的诸多可能。
例如提到曹禺的《北京人》,研究专家往往会指出这部剧中的袁任敢父女缺乏血肉,我们现在看来也许会觉得艺术性不高,洪老师则不掩饰曾经对他们的喜欢,自嘲当时审美的不成熟。但是他也引导我们思考艺术的圆熟就总是好的吗?是不是有的时候需要一种抽象和粗糙来破坏具有腐败气息的圆熟?
他当然不是反对艺术敏感,例如他提到艾青的短诗《鱼化石》,就指出了它的致命“缺陷”,即在感慨命运复杂之余阐说意义,“凝视一片化石,/傻瓜也得到教训:/离开了斗争,/就没有生命”,洪老师表示读到这里“非常失望”,生活的具体性和体验的复杂性就这样被按捺不住的概括肢解、简化了。
鱼化石
动作多么活泼,
精力多么旺盛,
在浪花里跳跃,
在大海里浮沉;
不幸遇到火山爆发
也可能是地震,
你失去了自由,
被埋进了灰尘;
过了多少亿年,
地质勘探队员,
在岩层里发现你,
依然栩栩如生。
但你是沉默的,
连叹息也没有,
鳞和鳍都完整,
却不能动弹;
你绝对的静止,
对外界毫无反应,
看不见天和水,
听不见浪花的声音。
凝视着一片化石,
傻瓜也得到教训:
离开了运动,
就没有生命。
活着就要斗争,
在斗争中前进,
即使死亡,
能量也要发挥干净。
上下滑动查看艾青的诗歌《鱼化石》
图为1929年艾青在法国巴黎
他还提醒我们,对于文本的评判既不能离开历史,又不能过分地被历史所左右,例如《日瓦戈医生》曾在西方国家被奉为“一部不朽的史诗”,在苏联却被称为“一株毒草”,以致于不管赞成还是反对者都把它当做一部“政治小说”。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苏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小说《日瓦戈医生》闻名于世,该书因批判了苏联体制,长期被列为禁书。
洪老师则认为,很难把它看成是一部“政治小说”,它在写到战争、俄国革命时,有批判和质疑,但是基调是严肃而忧虑的,是从革命对人的精神生活和人性建设的层面来思考这一问题的,并不是直接表现政治对抗意图。
此外,洪老师也分享了他和我们一样的“怯懦”,那是在50年代他曾经“年轻”过的时候,读到了《带阁楼的房子》等俄国文学的作品,当时觉得很有气势、才华横溢的东西,后来却因为害怕失望而拒绝重读,害怕心里头好的记忆都没有了。他也提醒我们要警惕这种怯懦。
走进文学内外
既不退让也不追从的态度
通过文学,我们能够洞察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反过来,文学作品也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鼓励我们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周遭的世界,并在面对挑战时保持独立和坚持自己的信念。
比如如何看待顾城的诗歌成就和他后来的人生悲剧,这二者能够截然分开吗?洪老师分享了他自己的观点,他指出顾城的诗歌的情感和想象的“资源”,来自和现实保持距离的敏锐心灵。
与此同时,这种激发虽有着炫目的光彩,但必定是短暂的,他意识不到这种写作处境的内在的悲剧性,他愿意生活在幻觉中。这对我们看待文学、人生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都有启发。
1990年,顾城(1956—1993)、谢烨和李英在激流岛。
比如,如何看待现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争论呢?为什么左翼文学对“现代派”采取激烈否定的态度呢?洪老师点出了问题关键,二者背后其实是不同的历史观。
现实主义秉持一种“理性主义”的、信奉历史进步的历史观,那么现代派的“颓废”自然就显得不合时宜;而现代派则注目于现实的荒谬和伪饰,试图用艺术矛盾的“形式”去惊醒读者。在艺术的表现和现实意义上,二者其实各有千秋。
现实主义电影《复活》和现代主义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洪老师指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对表现我们生存的社会,对表现人的境况和体验,都是重要的“资源”。
比如,对于人们寄予作家之于时代的厚望,洪老师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作家写消遣娱乐的作品无可指摘,不过有的作家既想担当,但又没有做好牺牲自己的利益的准备,没准备好承担很多的痛苦,当代许多作家的矛盾就出现在这里。
总而言之,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既是对现实的反映,也是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它帮助我们在面对现实的困境时,找到心灵的寄托和思想的力量。
也就是说,文学不仅是一种艺术表达,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洪老师的文学感悟和阐发,告诉我们在复杂的人生旅程中,如何既不随波逐流也不轻言放弃。
洪老师的观点给你带来什么启发
你还读过洪老师的哪些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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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
洪子诚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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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学术作品集
洪子诚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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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参考: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
转载及合作请发邮件:scb01@p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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