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5日，毛主席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合影（前 排左一：谭平山 ）

长期以来，提起中共建党史，人们津津乐道的多是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重要创始人，而大众对诸如李书城、谭平山、李季等人在建党中的作用和贡献，却了解甚少……

01

谭平山：提出建立新型政党的标准

谭平山 （1886－1956年） 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民主革命家。在中共早期党员中，他最早提出了政党问题，并阐述了政党的内涵。

他的政党思想不是停留在对各国政党的观察和分析上，而是开始从俄国“布尔什维克派”这个新型政党的发展趋势中，阐释自己对建立新型政党的主张和看法，并开始探寻所要创建的政党的标准和模式。

谭平山对于“政党”的解读有自己的一番见解。他极力主张摒弃旧政党，与一切旧政党划清界限。他强调，组织政党必须“以主义为结合中心”；只有政党成员的志同道合，才能形成合力，政党组织也才能长久存在。

谭平山指出，如果今日的政党仍依赖军阀、官僚、巨绅、资本家这些“不正当的势力”做靠山，“势必变成拥护军阀、官僚、巨绅、资本家等机关”，变成他们的走狗。主张应将“含有学术性质”和“破除阶级制度”列入政党组织内容。谭平山主张，今后成立政党，在政党内部，“不可不设有政治研究的团体，而予党员以政治素养的机会”。

1920年，谭平山从北大毕业回广东，在高等师范学校任哲学教授，并与已转居上海的陈独秀等联络，在广东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广州共产党支部建立时，谭平山成为首任书记。

广州共产党支部成立旧址

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时，他因事未能出席，而让陈公博做代表赴沪。1922年“五一”节，他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书记的身份，发动起广州10万工人群众举行大游行，他本人举着红旗走在队伍最前面。当时，党内有“南谭 （平山） 、北李 （大钊） 、中陈 （独秀） ”之说。

1924年，国民党进行改组，谭平山因有同盟会员资格、是广东名流，并有共产党推荐等多重优势，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1927年夏，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并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的实际主席；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间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此后，他发起组织第三党，1948年初参与创建民革。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的主张和影响为民革和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协商建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谭平山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直到1956年病逝于北京。

1948年10月，首批抵达东北的民主人士，前排左二为谭平山。

02

李季：翻译《社会主义史》功不可没

李季 （1892—1967年 ）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5名成员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他主要埋头翻译海外社会主义思潮论著，著名的《社会主义史》就是他翻译的。

李季

1915年，李季进入北大英文科学习。因替辜鸿铭将一篇英语文章译成典雅汉文，李季深得辜氏的器重，在其加意扶持下，英语大进。在毕业时，李季已是不折不扣的英语人才，只可惜口语并不标准。“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季深受影响，努力从“小我”中挣脱出来，转而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确定我的趋向”。

这个时候，他开始钻研社会学。当时国内的书刊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于是，他开始直接阅读英文原著，“看了三四个月新思想的书”。

这阶段，李季遭遇了社会主义思潮。他首先从历史下手，为了弄清楚风行国际的社会主义思潮之来龙去脉，开始着手翻译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

初事翻译，李季并非单打独斗。他曾接受过曾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名教授胡适，以及留校任教的张申府等人的指导和帮助。

在社会主义知识荒的当时，《社会主义史》在勾勒社会主义发展史方面功不可没。1921年初，法租界曾查抄《社会主义史》。蔡元培为《社会主义史》作序，此序竟为“上海各学校并选为国文读本”。

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

毛主席在延安时期追忆自己在1920年看了3本书，其中就提到《社会主义史》。他说：“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凡此种种，足以表明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在当时的震撼力。

新中国成立后，李季担任国家出版总署特约翻译，译有《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现代资本主义》等。1967年2月，李季在上海去世。

03

李书城：以特殊身份力促党的诞生

李书城 （1882—1965年） ，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反清将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驱、辛亥革命的元勋和武昌首义的元戎，在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和国民革命中都有崇高的地位和惊天动地的表现。 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支持和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出过特殊的贡献。

李书城

建党之初，亟待建立一个稳定的活动场所以推进革命运动，李书城毫不犹豫地将寓所变成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中心，使党的活动紧紧围绕这一中心而不断扩展。他的弟弟、上海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李汉俊，就是以李公馆为中心，向国内传输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资讯的。

当时党的早期党员是在极其黑暗的反动军阀统治的条件下，来筹备组织召开中共“一大”会议的。

之所以在李书城家中召开，原因之一就在于李书城在民国社会中崇高的政治声望。有这样一个特殊关系，在李公馆开会比较安全。

当年，法租界警察确实搜查了中共“一大”会场，但只是履行了搜查程序，对于至关紧要的“会场散落的文件”，“警察们并没有翻动”。对于楼上住人卧室均未作任何搜查，甚至连房门都未要求打开。对于楼下李汉俊卧室到处散落的中共重要文件也未细看，匆匆而入，匆匆离开。

中共“一大”会场旧址

在中共诞生的那个时代，倘若没有李书城这样具有显赫政治地位的民国元勋、民国政府的高级顾问、高级将领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力，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的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在1949年筹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事之时，周恩来曾指出： “他（李书城）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又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他家里召开的。”

李书城一家

为此，周恩来派薄一波找李书城谈话，并对薄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谈，说要委任他为农业部部长。”

正是因为这一历史情结，李书城成为了新中国政府的一位重要成员。就这样，李书城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出任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农业部长。1965年，李书城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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