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剑》里曾有这样一个情节。魏和尚被黑云寨杀了,李云龙集结部队,要去剿灭黑云寨土匪谢宝庆。孔捷拦着不让去,说已经收编了这股土匪,并向该部派了政委和政工干部。
请大家注意派政工干部这个细节。这段剧情背景是抗战时期,按当时的史料看其实并不严谨,至少在当时并不普遍。
为什么这么说呢?抗战初期我八路军确实收编过部分民间抗日武装,甚至包括一些反正投诚的伪军、土匪、义勇队、决死队等等,但当时我军曾经定过一个原则,不要急着向收编的武装派政委和政工干部。
在军队中设立政委、政治部和政工干部,乃是我军建军一大特色和传统,为什么抗战初期要暂缓这种做法呢?
要了解其中原委,还要从八路军抗战初期的困难处境说起。
一、鬼子来了
八路军115师344旅政委黄克诚,真切地感受了当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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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大捷,日军虽然搂头挨了一闷棍,但是对华北八路军并不放在眼里,一边收拾国民党军,一边憋着劲往南打,力图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平津、保定、济南、郑州、徐州、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入敌手。黄克诚和徐海东搭档,率344旅不断袭扰进攻日军后方。
黄克诚开始进入一种很尴尬的境地:高度近视。
他当时才三十多岁,眼镜却已好几百度,离开眼镜,几乎就看不见东西。尤其晚上,在昏黄的油灯下连地图都看不清。
作为一个指挥员,目不能见物,这很要命。黄克诚在军事指挥上不得不更多依靠旅长徐海东,以及徐的继任者杨得志。
有的老战友背后戏称黄克诚是黄瞎子。黄克诚为人随和,听了之后,也就哈哈一笑,不以为意。
但接下来的困难,比他的近视要严重百倍!
黄克诚当了一年多政委后,逐渐发现压力越来越大,什么压力呢?来自于敌人的压力。
日军对八路军主动进攻的频次越来越高——以往日军对八路不屑一顾,专拣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打,进攻地点也越来越靠近我军后方根据地,但日军单次进攻的兵力数量却呈下降态势,基本都在2000人左右,有时往往只派千余人、甚至几百人。
这种打法对我军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伤亡。
从细微变化中,探寻背后规律性的东西,是黄克诚的强项。眼睛近视,可心亮得很。他判断,日军的进攻策略必定发生了根本变化。
果然没过多久,中央发来了相关指示,证实了黄克诚的判断,鬼子往华北增兵了。
1938年10月,日军相继攻占武汉、广州后,感到兵力严重不足,不能继续蛮拼硬打,于是决定调整策略,把进攻矛头对准华北八路军。
当时侵华日军在山海关内的主力共约85万人,侵华的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把关内日军主力的近一半人马,都调到华北,集中力量进攻八路军。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二卷之记录,日军投入华北的兵力,有3个军、10个师团、11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共40多万人,数量惊人。
日军的进攻很有针对性,概括起来说有这么几个特点:
1.由点到面,扩大占领面,加强对华北占领区控制。
2.以分散对分散,把40多万人拆分到各个县,和八路军进行贴身肉搏。
3.破坏八路军根据地,使八路军无法喘息、补充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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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方面也跟着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阎锡山丧心病狂地派兵进攻八路军。
这个精明的老军阀不敢和八路军主力打,专拣后勤部队捏,竟然袭击了115师独立支队的后方医院,杀害八路军伤病员200余人,史称12月事变。
黄克诚到344旅不到一年,就亲眼见证了我军的惨痛伤亡。
据他给中央的电报说,征战一年多,老的战斗骨干和干部伤亡过半。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黄克诚开展了扩军工作。
二、三四四旅分兵扩军
乱世中之,不贵斗力,而贵在智。黄克诚心明眼亮,虽然只是个小小的旅政委,却站在方面军司令的角度考虑问题。
344旅只有5000多人,以前的优势是,船小好掉头,打完就能跑。日军大部队根本抓不住我们,所以344旅能一直生存下来。
现在呢?
比机动速度,日军有汽车,快得多。
比集结速度,日军驻扎相对集中,比八路军反应还快。
比火力,2000人的日军,火力足以顶得住八路军一个正规旅。
日军今天派2000人来咬一口,明天派2000人来咬一口。虽然我们能保持对等杀伤,但我们打不起消耗仗,就是一个拼一个,整个八路军都拼光,也打不完华北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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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调整策略,我们该怎么办?
黄克诚大胆提出以散对散的战法。
344旅当时共有3个团,687、688、689团,黄克诚的意思是,各个团分散开去,以团为单位行动,缩小目标,进一步增强灵活性。
当时中央的总体战略也是分散行动,115师挺进山东,120师在山西,129师打进河北。
但三个师实际上只是战略性分散而不是战术性分散,目的在于扯开华北日军的注意力。但在师以下层面,按我军历来集中优势兵力作战的传统,反而需要相对集中兵力。至少一个旅的部队要集中在一起。
何况,八路军一个旅本来也就5000多人,再分散,部队就太弱小了,将有被敌人各个歼灭的危险。
黄克诚提出化整为零、团自为战,在延安招来一些议论,这样分散下去,恐怕我们的正规军会越散无小、散到没有啊。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同意黄克诚的想法,中央只负责安排战略,至于一线怎么行动,要充分相信一线将领,想分散就分散去吧。
请示了中央,还要说服下面的同志。要把正规部队分散开,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打硬仗的能力,部队打不了硬仗,就没法缴获武器。大家肯定会有想法。
有人不免会问,八路军时期,我们不是有黄崖洞兵工厂吗?不能自己制造吗?
黄崖洞兵工厂是1939年9、10月间才建立起来,在这之前,八路军武器来源很大程度上靠杀敌缴获。
侵华日军泽昌利所著《留给子孙们》一书,曾提到过八路军的武器状况。
这个泽昌利是个兵器委员,负责武器弹药的统计、保管、分发。他所在的大队在1939年7月进攻长治,战后缴获了一批八路军武器。泽昌利在统计这些武器时,发现八路军并非像日本官方宣传的,获得了大量苏联援助的武器。他们所用的大多是土枪、老套筒(汉阳造)、青龙刀、长矛。
泽昌利也发现了一门炮,不过炮身上居然写着“大正X年大阪兵工厂制造”,原来是从日军手中抢走的,现在又被日军夺了回来。
这种现象非常多,以至于日军戏称这种现象为“兵器争夺游戏”。
可以想见,八路军部队对打硬仗、缴获武器的需求之强烈。
需求有多大,阻力就有多大。
黄克诚开会研究部队行动问题,有的干部找各种借口不来。黄克诚不急不躁,先从旅长杨得志开始做工作。
杨得志实际职务是副旅长,刚刚接替徐海东,以副旅长身份代理旅长职务。
杨得志比黄克诚小八岁,很尊重黄克诚,听完黄克诚的想法,坚决赞同。而后,黄克诚又向团一级干部讲明了分散行动的意义:
1.把鸡蛋放到不同篮子里,避免被敌人一窝端。
2.分散开去打游击,积小胜为大胜。
3.开辟根据地,扩充兵员。
团以下干部人太多,来不及逐个谈话,开完会统一思想,344旅的几个团便迅速分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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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思想疙瘩也得执行,先执行了再说。
黄克诚虽然是个文弱书生的样子,但执行起命令一向很坚决,谁也拗不过。
三、不急于派政委
但究竟各团执行得怎么样呢?黄克诚其实也有点没底。尤其是和他有一些疙瘩的687团团长田守尧。
之前旅长徐海东因为生病,向上级请求辞去旅长职务,回延安治病。当时朱德正在344旅,当场接受了徐海东的辞职请求,朱老总问谁能接替旅长职务,徐海东和黄克诚都推荐687团团长田守尧,他作战经验很丰富,指挥能力也强,是个值得信赖的好干部。
黄克诚提出,田守尧当时还年轻,资历不够,直接提升为旅长于理不合,不如先提升为副旅长,暂时代理旅长的职权。
朱老总也没多想,当即同意。他让344旅把这个请示逐级上报,请八路军总部党委研究决定,按权限任命干部。
有人不免又问,朱德是八路军总司令,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国民党军中,集团军司令任命一个旅长,太小意思了,当场拍板当场上任。但我军不同,不管多大的官,也没有权力直接任命谁当什么官,而应由各级党委任命。朱老总也是非常讲政治、讲原则的,所以必要的程序必须走。
田守尧非常高兴,还没等正式任职命令下来,便进入了副旅长状态,许多同志向他道贺。
谁知道后来出了点小岔子。
毛主席和彭德怀都接到了这份请示,出于防范小山头主义的长远考虑,一个旅的军事主官不能接连在内部产生,而应在不同旅之间交替任职,没有同意田守尧升任副旅长,而是命令115师343旅685团团长杨得志,跨旅来接任副旅长。
田守尧当时才20多岁,年轻气盛,爱面子,很下不来台,闹情绪。徐海东离开344旅时组织欢送聚餐,田守尧赌气不参加。后来开党委民主生活会,黄克诚半是提醒半是批评地对田守尧说要服从组织安排,谁知田守尧从此对黄克诚有了意见。
这次部队分散,黄克诚还命令687团抽出一个营单独行动,本来,这是黄克诚对687团以及田守尧的高度信任,但还是有一些人背地里说怪话,认为黄克诚有意针对田守尧。
不过田守尧在大事上并不糊涂,分散行动后作战很勇敢,接连打掉了好几股土匪、伪军和反动帮会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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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守尧夫妇
被打垮的一些伪军、土匪,有的向八路军靠拢,希望被收编为正规军。
国民党军收编土匪和伪军,一般会给首领一个团长或师长头衔。我军则首先向收编的部队派政委、政工干部。
就像开头提到的孔捷收编黑云寨土匪,派政委和政工干部。
但一线的团长们容易搞过火,搞出问题来。
田守尧率部在博爱县接连干掉了两部土匪和恶霸武装,其中有一支比较大,没有全消灭,残部说愿意接收改编。
687团政治部主任李雪三率领的一个独立营,在获嘉县还打服了一支伪军大队,大约有300人枪,该大队长邓文魁愿意反正。
黄克诚听说687团想派政工干部到新收编的部队去当政委,还准备立马儿和八路军一样,在土匪恶霸伪军武装里建立起党组织。
这些部队都不熟,都是我军新到新打新收编的,黄克诚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听说下面部队想这么干,不由得有点着急上火。太年轻,太冲动了!黄克诚赶忙电令他们,赶紧把政委和政工干部都追回来,等摸准情况再说。
部队听说了很有情绪,好不容易打服了,不赶紧派政委接收,部队一转移不就浪费功夫了?
黄克诚定了个原则,除非是中共领导的、比较可靠的抗日武装,那些反动帮会、伪军甚至土匪,不要硬派政委和政工干部。
黄克诚这种原则,大概是基于两种考虑:
第一,出于统战需要,国民党也在争抢这些伪军、土匪武装,八路军搞得太过火,太招摇,容易引发矛盾。
第二,土匪、恶霸、帮会、伪军,与八路军差别太大,不适应政治工作制度,贸然派过去政委和政工干部,容易引起他们反感,反而不利于吸收。
四、从一个旅扩到一个师
黄克诚是否过于谨慎呢?还真不是。山东八路军部队就发生过类似事件。
当时115师343旅685团进入微山湖以西,开辟根据地。当时湖西沛县原有一支国民党军,被日军打垮,国民党的沛县县长冯子固率领残部留在沛县。
685团迅速打垮了一股伪军一股土匪,把他们大部分都收编成八路军,派驻了政工干部。还有一股帮会组织“杆子会”,属于乡民自保的武装,暂时没动。
这些部队对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很抵触,适应不了,有怨言。
国民党县长冯子固便利用这个机会,挑唆被收编的伪军和土匪,还哄骗“杆子会”,说八路也瞄上他们了,早晚也派政工干部来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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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当时湖西我军的根据地内部产生了一些矛盾,内外矛盾集中爆发,冯子固联合杆子会发动反共摩擦,包围打掉我军一个独立连,造成200多人死伤。
太过激进地推行我军制度,在特殊情况下会适得其反。
黄克诚将军叫停派驻政工干部,不是说不信任这种制度,他自己就是政委,是八路军的老组织部长,他能不明白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吗!
就连中央也曾暂时让过步,为了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受了国民党的条件,一度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取消了政委。一时不用,那是策略。
那么暂缓派政工干部,黄克诚又用什么办法对付土匪、恶霸武装和伪军呢?
黄克诚的办法是,建立外围部队。
也就是说,只要愿意共同抗日,先不追求编制统一,你可以继续打你的番号、旗号,部队长官也不换。
获嘉县打垮的那一支国民党县大队,300人枪,就是先让他们继续打国民党武装的旗号。但暗中接受八路军的领导,一起抗日。
这是当时大多数伪、匪部队的接收模式。
但也不能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啊,好不容易赤化了,如果长期游离在我党我军之外,再度黑化了怎么办?
黄克诚采取的是渐进的办法。比如这个获嘉县大队,黄克诚找了一些中间人,利用获嘉县开明士绅段永和,逐渐联络这个大队和八路军的感情,在充分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再慢慢往里面派政工干部,但名义上就是协助工作,而不大力发展党员,不搞激进式改变,尊重他们原有的部队习惯。
就这么慢慢熏陶,慢慢转化,这个国民党大队最后实现了彻底改编,整体加入了八路军,成为687团的正规部队。
黄克诚的一套办法,都是做得慢工作。
在当时兵力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能够拿出这么大的耐心,靠的是黄克诚足够长远的眼光,足够全面的考虑。
正是在黄克诚强大的政治工作统领下,344旅扩军工作取得巨大成效。
344旅原本只有5000人,但到1940年4月,已经扩充到2.5万人,是原来的5倍!
一个旅的编制已经远远容不下这么兵员了,中央决定,344旅扩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并打算让大功臣黄克诚担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
所谓纵队,与115师的规模相当,其实就是一个师。但当时蒋介石只给了八路军三个师的编制,为减少矛盾,我军只好改用纵队的称呼。
黄克诚向中央提出辞让,不敢当司令员。他说,自己身体虚弱,眼睛又高度近视,不适合当军政一肩挑的主官。
功成而不居,这是多么可贵的革命家品质。
延安对黄克诚交口称赞,一时传为佳话。后来中央让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当了一阵子第二纵队司令员,让黄克诚任政委。待时机成熟后,中央又命左权回总部,让黄克诚自己干。黄克诚再辞,并提出让杨得志担任纵队司令。中央于是批准。
对于那位受了点小委屈、对自己有点小怨言的687团团长田守尧,黄克诚也毫不介怀,反而不忘继续鼓励他,向中央推荐田守尧接替杨得志,当344旅的旅长。中央也照准。
田守尧其实心里也有数,知道黄克诚当年并不是有意针对他。这次黄克诚帮他补齐了当年的遗憾,他心里很感激。不过年轻人要面子,没好意思当面说出感谢。
据黄克诚回忆,后来直到去了苏北,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田守尧既为黄克诚军政兼通的绝顶本事所折服,也深深感受到黄克诚坦诚待人、光风霁月的光辉人格,终于尽释前嫌,成为肝胆相照的革命战友。
田守尧后来于1943年3月18日在与日寇的作战中牺牲,时年28岁,令人痛心疾首。黄克诚亲自为他题写了挽联,哀悼这位英勇战将。
回顾黄克诚扩军中的政治工作,不得不为他赞叹。黄克诚在八路军最初的六个旅政委里面,年龄最大、政治工作修养最深厚、革命资历也最深,但他从不以身份、位置为意,一门心思投入实际工作,这种大境界、大格局是最令人钦服的。1955年授衔为大将,可谓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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