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确是一个令人热血涌动的时代。
那个过程很像是清晨走入了松林，开始是几株蘑菇，采着采着，就漫布林中了。其实，最初的改变是自发的，北京在前三十年后期已经有了一些赚钱的小名堂，比如，养上一窝长毛兔，可以去收购站换钱：那时的温州人算得上是中国的犹太商人，《温州一家人》拍的很真实，温州人早早就开始了家庭小工厂，那时叫资本主义尾巴。
北京在那个时代与今天一样，老同志多，体制情结多，对私人投资深恶痛绝，不断向上打报告，感觉中国的天都要塌了。现在有人给民营企业主贴资本家的标签，真的不算什么，与曾经的时代比，太温和了。
那时的民营经济土的掉渣，纯属老百姓的小打小闹；也就是换个鸡蛋、擦擦皮鞋什么的。
那时，肯定不存在什么“私人资本恶性扩张”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经典理论，雇佣八个人才能定义为资本家，七个人不算。为什么是八个人？七个人就不是资本家，就不是剥削了？就没有剩余价值了？这些理论上的界线，一旦进入到了具体的经济管理，就有点迷茫了；这种财账是没法做的，对经济也没什么指导意义，问题留给１４４０家马列学院的学者吧；办企业的，不能考虑这些。
如果有哪位企业主致力于减少雇佣人数，一定不是为了给自己的剥削赎罪，而是为了降低用工成本，提高利润率。就这一点而，万恶的资本家们，将努力削减活劳动，代之以智能机器人，通过技术创新，这样就与二百年的经典理论和解了，谁也别剥削谁，谁也别被谁剥削了。
但是，资本家还是企业家，还是遭遇到了意识形态的猛烈冲击。
安徽傻子瓜子成名很早，雇了十几个员工，果然，有人举报了。
邓公问了社科院的于光远，雇八个工是资本家的说法从哪来的？于光远含糊其词地说好像也没查到这个说法，邓公说：“你不用查了，这不合情理嘛”。
这就对了，一个不合情理的定义，当然也不是永恒的。
邓公一次去农村考察，村干部又给了他另一个剥削公式，农民只能养三只鸭，邓公十分不解，为什么只能养三只鸭？村干部说这是规定，养三只鸭是社会主义，养四只鸭就是资本主义。你还别笑，这种思维模式当初满天下都是。
我很希望遭遇到反驳，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七个工不是资本家？为什么八个工就一定是资本家？如果这个定义成立，那么，以后工商注册一定要做一个体制性质的分类，公司或企业员工超过八人时，一律注明是资本家企业。
对待理论与现实的冲突，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永远是批判的，邓公当初的选择是搁置，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去证明理论的真理性。
理论永远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理论的价值首先要能够无死角地解释现象，比如，办了一个无人超市，一个工也没雇佣，算不算资本家？又剥削了谁？如果不是，凭什么他先富起来了？如果是资本家，且间接剥削了广大劳动者，是不是应该干掉？不允许再搞什么无人商场、什么工业４．０、物联网、ＣhatGPT。我们一起返朴归真吧。
任正非说，他的工厂１８秒生产一部手机，车间里几乎没有人，那么，他是算大资本家，还是小资本家？每一部华为手机的售价中，又有多少属是于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这也太累了，把这些烧脑的问题交给马列学院的教授吧。
现在又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历史似乎又开始了转折，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企业家与资本家，是不是可以先搁置争议？让资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面包比主义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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