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博所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是什么意思？|宋神宗|文彦博|王安石|百姓

文彦博所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是什么意思？

文彦博为什么讲这句话？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说此话的背景。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召在地方任职的王安石到京出任副宰相，要求他牵头组织变法。王安石便开始提出改革方案，组织班子，颁布新法，推动改革。熙宁三年（1070），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王安石提出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如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保马法等等，这些改革在全国大面积铺开。

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就是这个时候与宋神宗君臣对谈时说的。

理解文彦博这句话，有一个问题要明确，就是文彦博的意思并非说只要贵族官员的利益，而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文彦博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孔孟之徒，他的爱民与忠君在思想上是一致而并不矛盾的，同时，他在老百姓利益方面，与王安石改革初衷也不矛盾。但是，还有个前提，即孟子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也是文彦博奉为圭臬的孔孟之言，根深蒂固的统治思想。

他的意思是，你作为皇帝，是与劳心者一起治理老百姓的，而不是与老百姓一起治天下，治天下是皇帝和士大夫的事，老百姓高不高兴、答不答应并不重要，但改变祖宗法度，士大夫不乐意了、不高兴、不答应了，说明你这个事做得不对，所以，改革是错误的。

文彦博，字宽夫，号伊叟，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书法家。他在宋朝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政治方面，他的观点和行动对宋朝的政治架构和治理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彦博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观点，最早记录在《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中，这一观点反映了宋朝时期君臣关系的特殊形式，即皇帝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国家，而不是直接与百姓共治。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文彦博对宋朝政治架构的理解，也反映了宋朝时期特有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

文彦博的观点在宋朝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决策过程，也成为了后来研究者理解宋朝政治架构的重要视角。文彦博的这一观点，连同他的其他政治实践，为理解宋朝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成为研究宋朝历史的重要资料。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句话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记载，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91年）三月，神宗在资政殿召见大臣王安石和文彦博议事，讨论变法。

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说：“祖宗定下的法制都在，没有必要改动，免得失去人心。”

神宗说：“变法的话，对士大夫们来说确实会不太高兴，但对百姓却没有不方便啊。”

文彦博答：“陛下您是和士大夫们一起共治天下，不是百姓一起治天下哦！”

神宗回：“也不是所有士大夫都认为变法不利，还是有认为应当变法的人在。”

接下来，王安石和文彦博继续在神宗面前就是否应当变法，如何变法做讨论。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并没有反驳文彦博的说法，而是指出士大夫里也有支持变法之人。这变相说明——神宗皇帝是认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一理论的。从利益来说，皇帝自然会和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层一起管理国家。

苏轼“乌台诗案”就是由御史们发起的针对保守派的一场政治清洗，台谏力量在朝廷上往往会因为各自的立场和党派不同而相互攻击弹劾，此外针对皇帝的权力和政令也做出了诸多的限制，他们往往通过纠弹建言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宋神宗在推动变法时表现的过于专断，便招来群臣的反对说“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恐喜怒任情，善恶无准，此乃致乱之道”。也就是说皇帝一言九鼎的权力正在失去效力，“多出陛下亲批”反而容易成为“致乱之道”。

文彦博提出非常著名的观点：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也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同一意思。这个民心其实并不是说平民百姓。《孟子·离娄上》明确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认为桀纣失民心故失天下，而欲得天下必得民心。得民心的方法在于满足民之所欲而杜绝民之所恶。这就是韩非子批评的“得民之心”的治国理念。在孟子看来，民之所欲就是“民心”，统治者必须满足民之所欲，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实现长治久安，所以这是政治正当性的基础。针对孟子的观点，韩非子针锋相对地回应：民心所欲与所恶，难道就一定具有正当性吗？百姓总是想着自己的个人私利，鲜能关注公共利益与长远利益。在国家治理层面，韩非子就意识到百姓心里所思所欲，未必会符合政治领域特别关注的长远利益与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