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朱良才旧病复发，头疼难忍，他深知自己这种病不是短时间能治好的。想着“自己是正职，因病不能多抓工作，对军区的工作有影响，怎么办呢？响应中央的号召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来干吧，我休息治病，病好了再出来工作。”
当时的朱良才只有58岁，不属于必须退休的年纪，完全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治病，但是他从大局出发，在1959年1月20日，提出了免职休息治病的请求……
朱良才被关36天获得自由
朱良才，原名朱姓明，字少时，号振声，1900年湖南省汝城县外沙村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是个私塾先生，他的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在他周岁的时候，父亲病逝，家境开始衰败。
14岁时，背着母亲和兄长，跑到了县城考入了县高小。高小毕业之后，又背着家里考入了衡阳的诚德中学。南北军阀混战的时候，他不得不回乡。
1925年，朱良才参加了朱青勋回乡发动的农民运动。1926年，朱良才等人组织民众支援北伐军，成为了汝城县党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他根据农民呼声最强烈的“耕者有其田”、“打倒土豪劣绅”的要求，从打土豪入手开展工作。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要求县政府和县党部，停止一切革命活动，听候处理，但是汝城党支部，决定发动群众，扩充革命武装，与反革命斗争到底。
1927年8月15日，汝城遭到了敌人的袭击，朱良才等人被抓住。开始的时候，敌人没有发现他们的真实身份，不料却在一个同志身上搜出了农协会的大印，而被关进了监狱。
在监狱中，看守审问：“你叫个甚？”
“朱良才！”
“你这贱骨头，是什么良才？”
朱良才狠狠瞪了他一眼，心里暗暗下定决定：自己是革命的良才。自此以后，他把原来的姓名、字和号都扔了不用了，干干脆脆就叫朱良才。
抓捕他们的敌人国民党第16军军长范石生亲自审问了朱良才等人，范石生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是干农户的。旁边的土豪朱义聘却大声嚷嚷：“他们是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
范石生却说道：“不要大惊小怪的，就是鲍罗廷也没事。”
朱良才感到非常意外，感到了他反共也不是那么坚决。就开口道：“范军长，把这些松松，太不方便了！”
没想到范石生直接答应了：“好好，去掉，不要。”
朱良才后来才知道，范石生和朱德是朋友，很同情共产党。
36天之后，朱良才重新获得了自由，还从16军政治部宣传部长赵传薪那里得到了“对革命不要灰心，一个革命者入狱不算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革命一定会胜利！”
1927年，朱良才在何日升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就高兴地说：“在我被捕的时候，差一点被敌人当作共产党员杀了，接过今天真正做了共产党员，做共产党员死了也甘心，死了也光荣。”
1928年，朱良才被派到了朱德的军中，会师之后，朱良才在第四军任秘书。
临危受命出任红五军，艰难的36天东归之路
1936年，朱良才出任西路军教导团团长，随部队西渡黄河作战。
1936年底，西路军撤离永昌城向西进发。但是马家军发现之后，派骑兵紧随不舍，由于敌人行动迅速，一路跟在西路军的后面打，导致西路军损失惨重，部队搞得非常疲惫。
这天部队来到了一个叫做梅家营子的地方，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王树声兼任第9军军长，原军长孙玉清调任红三十军。总部则继续西进向红三十军靠拢。
这天晚上，他们听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那就是红五军在高台县兵败。
红五军在高台奋战了七天七夜，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军长董振堂等3000多名指战员都牺牲了。
红五军的覆灭，进一步加剧了西路军的紧张。
这天，陈昌浩找到了朱良才，对他讲：“如今形势危难之际，你去红五军当政治部主任吧！”
朱良才心里奇怪：红五军都已经不存在了，我还去当 什么主任呀。不过虽然他心里这么想，但是他还是接受了任命，回答道：“好吧！”
由于红五军当时只剩下了几百人，最后这几百人也补充到了其他的部队，建制撤销，朱良才又被调到了红三十军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
红三十军打了几仗之后，依旧没有改变困难的局面，部队伤亡很大，情况十分危急。在石窝的时候，指挥部开会将剩下的2000人分成了左右两路。朱良才虽然是红三十军的人，可是却分配到了右路红九军这里，协同王树声指挥。
然而部队很快就被打散了，他的身边只剩下了李聚奎、方强、徐太先和十几名战士。
他们十几个人在祁连山里与敌人周旋，没有粮食他们不得不杀了战马充饥，没有水，他们就吃雪。
在山里转了好几天之后，深知不能再在山上待下去了，就走出了树林，下山查看情况。
结果他们被搜山的敌人发现了，就在这个时候，旁边不远处响起了枪声，搜山的敌人赶紧朝着枪声走去，他们则是趁机逃跑了，不幸的是他们也跑散了。
朱良才单身一个人，不知何去何从，看着茫茫的祁连山，最后他决定寻找部队。
朱良才孤身一个人，不敢走大路，只能走小路，在途中，他遇到了一个挖煤的工人，对方非常同情他，就将自己的衣服换给了他。
经过化妆之后，朱良才就开始向陕北的方向走去……
这天，朱良才刚刚走进了一个村子，敌人也从村子的另一头进来了。朱良才急忙躲进了一户人家，直到敌人走了之后，他才走了出来，还向主人家买了一双鞋，主人家同情他的遭遇，还送给他一些馒头干。
就这样，他再次上路了。
这一天，他正走在小路上，远远看见一群敌人迎面走来，碰巧的是旁边有一个牧羊人，看出来他是一个红军，便脱下了身上的羊皮，披在了他的身上，让他伏在羊群中，才脱离危险。
这天，朱良才正行进在野地里，却突然遇见了一群打兔子的敌人。他赶紧跳进了旁边的小沟沟里面，结果有一只受惊的兔子也跳进了这条沟里面。敌人紧随而来，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就在这个时候，那只兔子又跑了，敌人紧随兔子而去，这才没有发现他。
朱良才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躲，好不容易才在距离兰州不远的地方，向一位老者打听去背树的路线。
当时那位老乡看了看他，然后说道：“你是红军！不能往前走了，抓住要杀头的。”
老人家将朱良才叫到了自己的家中，在吃饭的时候，对他说：“青树那里有马家的兵，过不得。”
吃完饭之后，朱良才按照老者的指点，走向了一条小路，翻过了一座小山之后，绕过了敌人的关卡，来到了兰州黄河边。
黄河大桥上面的敌人警戒非常的严，对于来往的行人都要盘查，朱良才难以通过。
朱良才就站在附近观察情况，等待时机。
这天，一个国民党军官带着几个卫兵向着桥头走过去。他就大摇大摆地跟在后面，卫兵以为他与那个军官是一起的，就没有敢阻拦。
朱良才侥幸通过了兰州黄河大桥。
过了兰州，朱良才继续东进，历经千辛万苦，历时36天，终于到达了甘肃镇原，找到了红军“援西军”。
当他找到援西军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步履阑珊的老头，又黑又瘦的，还有着又长又乱的胡子，身上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羊皮，一只手里还端着一只破碗，另一只手里则是拄着一根棍子。
由于过度紧张和突然之间的兴奋，朱良才只说了一句话，就吐血倒了下去。
后来经过宋任穷的建议，朱良才被任命为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开始了收容西路军失散干部战士归队工作。
1937年之后，朱良才被任命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秘书长，对外称吴秘书长，主要任务是了解失散的西路军干部战士的情况，而后设法使他们归队。
兰州城中有一所私立医院，院长叫高金城，河南襄城人，性情耿直，因不满国民党的政策，抗战以后来到兰州，开设了这所医院。
朱良才找到了他，向他讲述了红军的宗旨和任务，以及红军发展壮大的过程。
高金城听后非常感动，看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条件非常简陋，将自己家中的桌椅、床等都送给了办事处。
高金城以看病为名，了解失散人员的情况，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传递各方面消息。后来又经过他的手，送回了大批的流散红军回延安。
在此期间，朱良才营救了许许多多的红军流散人员以及被俘人员，为西路军战士回到延安作出了无数贡献。
1937年5月，朱良才回到了延安，参加中央党校学习。
1949年8月，朱良才调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但是由于他多次负伤，身体虚弱，加上长期劳累没有得到休息，他的额骨发炎，头痛不已，彻夜失眠，不得不住院治疗。
经过数月的休养，好不容易有些好转，抗美援朝战争就爆发了，他不等病情治愈，便不顾医护人员的阻拦，回到了军区，投入了繁重的工作中。
不过繁忙的工作再次令他旧病复发，不得不再次休息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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