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13日，锦屏县敦寨乡长刘书善，起了大早，尽管昨天的高烧并未消退。正当他准备洗脸时，发现身后传来异常的响动。刘乡长转过身，只见一把明晃晃的匕首朝他刺来。
三个月前的1月12日，解放军驻镇远军分区司令员曾宪辉在锦屏召开群众大会，他向社会各界代表郑重宣布锦屏从此解放。
贵州锦屏县地处黔东南，自古是苗、侗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国民党时期，锦屏县是著名的“模范县”。解放前夕，原县长龙俊生，亲自跑到贵阳请示省长谷正伦。
锦屏县地形
早在1949年1月，谷正伦曾飞往南京。面对昔日的宪兵司令，蒋介石为谷制定出一套“应变计划”。当面对来访的龙俊生，谷当即面授机宜“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上山打游击”。离开贵阳时，谷正伦还亲自送给龙俊生一把手枪，鼓励他们要抗战到底。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第五团正式进入贵州，11月4日解放天柱县。天柱与锦屏县接壤，随后我军又拿下远口。远口是锦屏县著名的水陆交通要道。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龙俊生只得将毒牙暂时隐藏起来，混在群众中，高喊和平解放。
1950年3月13日晚七点，在两个班兵力的护送下，县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相继从锦屏县城撤离。锦屏县城一半靠山，一半靠水。要想安全撤退，最好走陆路。他们商议撤到大凉亭，那山上有一座碉堡，山下则是通往天柱的交通要道。
山路崎岖，路上湿滑，一路下着小雨，大家走得并不轻松，每人身上都背有大量的人民币和银元。
四天前，即土匪叛乱前的3月8日。二十多名国民党旧官僚，齐聚锦屏中学。制定了“江西留、北方杀”的反革命策略。他们决定把天柱匪首罗义忠、湖南匪首方世雄联合起来，方便配合一起攻打锦屏县城。
随后锦屏县周边乡镇，相继发生土匪暴动。3月12日，来县机关上班的工作人员，发现很多商家大门紧闭，平常这个时候，早已人潮涌动，顾客如织。偶然碰到街上的行人，无不对政府工作人员投来异样的目光。要知道刚解放那会，百姓的眼神是热情的，现在是冷淡。还有部分好心群众，偷偷过来劝说，要他们赶紧离开锦屏。
分配到锦屏县地方工作人员一共51人，除13人留在县城工作，还有38人分配到锦屏各乡镇，另外还有2个病号留在县机关养病。一听到土匪要暴乱的消息，大家首先想通过电话，通知在各区乡的工作人员。
然而电话却打不通，通往外界的电话线已被土匪提前切断。情急之下，大家商议以县长张武云的名义，邀请锦屏县城内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特别是那些没有参加叛乱的地方士绅。向他们宣讲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告诉他们反革命暴乱只能是自取灭亡，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被灭就是最好证明。
另一方面，大家商议将锦屏县土匪叛乱的情况向上级部队报告，不仅向邻县天柱县委写信，还向驻扎在远口的五十师一四九团上报情况。
考虑到留在锦屏县，只有两个班的兵力。面对匪徒大军，大家只好选择暂时避其锋芒。在撤离县政府时，大家把带来的400元大洋和几十万的人民币纷纷埋在县政府背后的猪圈里，还有部分则由工作人员随身带着，最后将剩余公款由专人送到船上，将它们统一运到卦治乡隐藏。
3月14日，拂晓时分，雨终于停了。县长张武云打算打先下山，据昨夜放哨的士兵反映：夜里除了零星听到枪声外，并没有发生意外情况。为以防万一，警卫员龙某决定陪同县长先下去，如情况正常，大家再一起回县政府办公也不迟。谁知当他们走到山脚，被正在巡逻的匪军发现。警卫员急忙带着张县长往山上跑。
离锦屏县城约70里远的敦寨乡，一场刺杀行动正在进行。行刺当地区长刘书善的人叫张老毛，是当地有名的土匪。鲜血一滴一滴往下掉，嘀嗒、嘀嗒，幸亏刘及时护住胸，才避免悲剧发生。不过右手却被张刺伤。刘大喊，希望能找来同伴。谁知他刚扯开嗓子，埋伏在房间周围的匪徒，已将他拦腰抱住。众人兴奋叫嚷着“捉住了共产党的大官”...
现在敦寨镇地形
刘书善昨晚就预感到不对，昨天3月12日，正值敦寨乡赶集，作为当地新任区长，刘不顾自己发着高烧，向在场的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直到天黑，才回到住处。他和一名通信员，以及一名乡工作人员共同住在蟑螂坡上的碉堡里。深夜不断传来啪、啪的枪声，由于实在太累，加之感冒。刘并未出去查探情况。
敦寨美景
得亏刘书善没有出去，不然迎接他的将是匪徒的子弹。原乡长龙景昌已将碉堡包围得水泄不通，匪徒们你一枪我一枪，试图用枪声引诱住在里头的工作人员现身。一旦他们上钩，趁机将其杀害。
随后刘乡长被押送到县城监狱，这道命令是匪首龙俊生亲自下的。3月14日，天柱匪首罗义忠、湖南匪首方世雄，指挥约一千三百多名土匪向我军扑来。因寡不敌众，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朝天柱的高酿方向撤退，晚七点他们才到达中共区委所在地。
两天后的3月16日，“黔东南绥靖区司令”龙俊生在锦屏县召开“光复会”，委任王止善为锦屏“县长”。王先前担任过国民党团长、参谋长，曾与龙一起上贵阳，接受省长谷正伦亲授“口诀。”
和刘书善一起关监狱的还有李荣亭，李被分配到平略乡工作，职位是区委副组织委员。3月13日，李荣亭去八洋征收公粮，完成工作后回到乡公所时，被埋伏在路边的土匪杨胜英、杨再辉袭击被捕。
时平略乡已于3月12日深夜，被匪徒占领。同一天晚上，沦陷的乡镇还有大同、卦治等，叛军主力主要来自原锦屏保警队，一支拥有10挺机枪，400多人的队伍。土匪叛乱的统一口号均为“粮油涨价”。
李荣亭被匪徒足足折磨了三天，因李不肯屈服，被土匪认为是“共产党的大官”，故被押送到县监狱。
锦屏沦陷，百姓再次陷入苦难的深渊。天还没黑下来，县城内的商家便早早地关了门；第二天营业，日上三竿，大家都不敢随便开门。因城内的国民党“官老爷”，要向他们讨要各种费用，今天这个匪徒要“安家费”，明天那个要“服装费”，后天又不知从哪冒出的队伍说要“兵源费”。
让百姓困惑的不仅是各种乱七八糟的费用，还有县里的“官”实在太多，“司令”成群，“支队长”、“中队长”则多如牛毛。至于县长基本上一个月换一个。
最先是王止善当县长，不久后，他被龙俊生赶走，龙自任县长。大概当了一个月的县长，因怕自己的“军权”旁落，便吩咐王选才当。8月1日，军统特务王仁杰，勾结黔东大匪杨锦标，把龙俊生赶出县城，先是自当“县长”，后又把位置让给龙运涛、龙天衢等人。
3月20日，匪首龙俊生下令处死刘书善、李荣亭。此前刘、李两人备受匪徒酷刑的摧残。酷刑之余，刘书善不忘向“同情共匪”的“狱友”，鼓舞士气。向他们宣传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
面对刘、李俩人的宣传攻势，匪县长王止善、匪司令龙俊生很害怕，他们共同商量对策。
一天县监狱大牢里进来一批女学生，她们个个手拉风琴每天给大家演唱国民党“党歌”，有时给大家讲“三民主义救中国”。她们正是“政工处长”文启凤找来的学生，是对付刘书善、李荣亭的“法宝”。
结果“法宝”不奏效，让匪首龙俊生气急败坏。于3月20日，宣布处死刘、李两人。在行刑当天，他俩不断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匪徒听到此起彼伏的喊声后，个个吓得脸色惨白，慌忙用一根长约30公分、粗如鸡蛋的木棍横捆在刘书善的嘴上，随后用一团烂布死死塞进李荣亭的嘴里。
那驻守在附近的人民解放军呢？
离锦屏最近的部队为五十师一四九团，他们原本驻守在远口镇，离锦屏县有近70里路，当天收到县长的求救信后，急忙往锦屏赶。当他们到达茅坪时，得知工作人员已成功撤出县城，便回到驻地。
1950年3、4月份，贵州匪乱达到高潮，当时全省较大的股匪有460余股，武装土匪达到十二三万人，机枪在千挺以上。我军仅能守卫几个重点区域，以便保护当地交通运输、防止土匪袭扰，虽机动部队时有击溃土匪，但很少全歼，这导致他们在黔境内到处流窜，与当地土匪势力结合，组成新的匪帮。
事情发生转机是在1950年9月以后，西南军区分别从川东和川西两军区调来186师和31师。各军区共同参加清剿，实行统一指挥，全省共进行8次大的合围战斗，黔东南的大股匪杨锦标部被全歼。
在1950年12月18日，锦屏县终于获得第二次解放，解放军共消灭土匪约2000多人，龙俊生、王止善、王仁杰、龙运涛等一大批匪首相一个都没能逃脱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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