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曾经在冀东地区拥有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由两位开国上将指挥，举行了规模庞大的暴动，参与人数几乎是初期八路军的四倍。这支力量基于八路军第四纵队，称为冀东抗日联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随后日军进一步侵入华北。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条约，导致华北地区逐步落入敌手。
鉴于华北形势严峻，毛泽东和其他中央军委成员决定在敌占区的冀东地区建立根据地，连接华北和东北的抗日力量。毛泽东注意到冀热边区的灵雾山地形适合游击战。在洛川会议期间，他指示中共冀东地区代表李运昌带领精兵强将开辟新根据地。
1938年5月，随着华北的进一步沦陷和国民党势力的溃败，冀热辽根据地的建立提上了日程。当月下旬，天津法租界召开了华北人民武装支委会总会的首次会议，确定在冀东建立新根据地。
同时，八路军总部决定将第120师雁北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的一支队合编为第四纵队，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李钟奇任参谋长，纵队下设第11、第12支队和独立营、骑兵大队，共计5000余人，宋时轮和邓华均是资历深厚的开国上将。党中央对冀东暴动极为重视。
天津会议一个多月后，冀热辽边特委再次召开会议，确定了六个总队的编号，并决定7月16日统一举行暴动。
冀东发动暴动有许多有利条件，其中之一是民间枪械极多，达20万多支，足以武装起义队伍。
然而，日伪军得知了起义计划，并准备发布缴枪令，收缴民间武器。同时，日伪军派出侦探捕捉共产党员，甚至差点抓到领导人高志远。
日伪军的行动使得冀东党委非常紧张，决定提前发动起义。不知道的是，八路军第四纵队已经潜入冀东，但由于通讯工具缺乏，冀东抗日领导层对此一无所知。
日伪军的行动令冀东党委处于极端紧张状态，因此他们决定提前发动起义。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八路军第四纵队已经潜入冀东地区。通讯工具的缺乏导致冀东的抗日领导者无法获知这一关键信息。如果他们知道这支力量的存在，就不会仓促行动。
1938年7月6日晚，即七七事变一周年前夕，300余名武装的抗日战士在滦县港北村开启了冀东起义的序幕。起义的组织者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团政委李润民。起义的枪声一响，整个冀东地区响应起义。
7月7日，李运昌和胡锡奎在北宁铁路以北的迁安县岩口镇组织暴动，并建立了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第二路军司令部和第四总队。7月8日，洪麟阁和杨十三在建立了第一路军司令部和第一、第二总队；7月9日，王仲华和高志远则建立了第六总队。
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和农民走出家门，手持工具和武器加入了抗日联军。许多学生和知识分子放下笔杆，拿起武器。短时间内，冀东抗日联军建立的总队数量迅速增至48个，远超最初计划的6个总队。冀东地区的民众遭受了日寇和汉奸的极大苦难。
国民党的蓝衣社天津站副站长朱铁军也响应号召，在多地发动起义，建立了规模达两三万人的中央直辖忠义救国军第七路军、第九路军。
不到两个月，参与冀东起义的人数达到了20多万，几乎是昔日八路军总数的四倍。就在此时，宋时轮和邓华率领的八路军第四纵队恰好到达，为起义军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建立起来后的抗日联军迅速行动，兵分多路，接连攻克了乐亭、卢龙、玉田等县城。几乎每天都有收复失地的消息传来，冀东的大部分城镇都被解放，北宁铁路遭到破坏，交通陷入瘫痪。
随后第四纵队与冀东抗日联军的各部队负责人在铁厂会合，并举行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上决定，由于冀东抗日联军缺乏军事和政治训练，需要进行整训。因此决定成立冀热辽宁军区，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任副司令员，李钟奇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
当冀东抗日联军和第四纵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新根据地时，日军的反扑迅速到来。冀东
起义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日军主力当时正深陷武汉战斗，无暇分兵。然而，随着夏末秋初武汉的陷落，日军开始有能力反扑。同时，由于冀热辽地区靠近东北，关东军与伪满洲国军的实力非常强大，构成了对我军的巨大压力。
对日本而言，保持满蒙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因此，对冀热辽军区的反扑力度空前。华北日军从武汉调来一个旅团，并在长城沿线部署了十多万关东军和伪满军，对我军进行了严密的包围和进攻。
此时我军面临的问题极为严重。首先，宋时轮和邓华发现灵雾山附近无法养活大量部队，因此决定攻占北部的都山。然而在前进过程中遭到了关东军和伪军的顽强抵抗，部队损失惨重，多数是经验丰富的老兵。
其次，秋收后，冀东平原的遮蔽物已被砍伐，部队失去了隐蔽屏障，无法进行有效的游击战。
因此，宋时轮和邓华认为，应将第四纵队和冀东抗日联军撤至平西地区进行整训，保留少数游击队在冀东坚持抗战，待机会成熟再回归。后来，宋、邓二人将此提议告知聂荣臻。
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得知第四纵队和冀东抗日联军计划西撤的消息后，极为焦虑，坚决反对。八路军总部认为宋时轮和邓华过分高估了敌方力量，忽视了己方的优势。他们相信只要找到正确的策略，八路军一定能在冀东平原稳固阵脚。
几天后，宋时轮、邓华再次电告中央，敌人已经分七路向我们进攻，部队必须紧急西撤。10月8日，中央再次复电宋、邓，指出让大部队西撤将面临巨大困难，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应将主力撤至白河以西。
见到“万不得已”的表述后，宋时轮和邓华判断，现在已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刻，日军小林旅团已逼近。
对此，李运昌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尽管抗日联军的战斗力不足，但可以通过多次短期整训来弥补；尽管敌情严峻，但我们完全能通过建立基层抗日政权，发动群众来稳固阵脚。即使没有遮蔽物，有广大农村的掩护也足以进行战斗。
他认为，应将部队分散，与敌人周旋，采取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术。如果将整个抗联都拉去平西整训，十多万人暴露在平原上，容易遭到
敌人的截击、堵截及轰炸，必将造成巨大伤亡。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李运昌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接下来的平西大撤退成为了一场悲壮的军事灾难。10月中旬，抗联和四纵开始了大规模的西撤。为减少目标，部队精简了一些人员，集中了大约5万人。
但一出发就暴露了问题。首先，暴动队伍是临时组织的，缺乏稳定和纪律，不适合长期行军；其次，装备和粮食未能充分准备，士兵们穿着单衣，沿途没有根据地依托，只能沿途取食，条件艰苦。
此外，许多起义群众是第一次离家，缺乏足够的训练和坚实的党组织，政治训练不足，因此开始出现逃散现象。
#深度好文计划#就在这时，日伪军发动了全方位的攻击，前堵后追，天空还有飞机的威胁。到达蓟县时，战况已经无法挽回，抗联三路副司令陈宇寰牺牲，他率领的三个总队几乎全军覆没。在高里，冀东抗联昌黎支队司令丁万友壮烈牺牲，部队损失惨重。
李润民的抗联第五总队被敌军打散，李润民和政治部主任高培之逃至北平，结果被日伪识别并逮捕，惨遭杀害。
随后日伪军严密封锁白潮河，李运昌、李楚离的部队只剩下六千余人。如果继续西进，必将全军覆没。李运昌果断命令抗联立即返回冀东，保持力量，重新发展。经过一番辗转，李运昌的部最终回到迁安柳沟峪，仅带着130人。
至于高志远的部队，他们也遭遇了连续的敌人袭击，部队成片散去，到达平西根据地的人数不足1000人。
经历了悲壮的平西大撤退后，曾经是八路军四到五倍的冀东抗日联军以失败告终。原本有20万人的军队，撤回冀东的加上原驻平西的部队仅剩2000余人。在李运昌的领导下，他们继续进行游击战争。
冀东暴动的失败由多方面原因造成，包括日伪军的过强实力、冀东平原的地形不利于我军作战，以及部队领导层意见的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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