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初的一天清晨，身为四川军区后勤运输部部长的杨宗胜刚刚起床、正准备洗漱之时，却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吸引了注意。
他短暂的迟疑了一下，抬头望向墙上挂着的钟表，只不过才六点多一些。
“这大清早的，又有什么事情？”
轻声嘀咕了两句，杨宗胜便放下了手中的脸盆，三步并两步打开了房门。
门刚打开，一名年轻人便急不可耐地说道：“杨部长，贺司令员刚刚派人打来电话，让你过去一趟呢”。
闻听此言，原本还睡眼惺忪的杨宗胜当即精神了起来。
要知道，军区司令员大清早找自己，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作为有着几十年戎马生涯、早已将“服从命令”这句话刻进骨子里的他又怎会携带。
杨宗胜点了点头，说了句“一会儿我就过去”，便回到屋中收拾了起来。
在路上的时候，杨宗胜便一直在琢磨，司令员找自己究竟所为何事，可就算他想破了脑袋，也没能想出个所以然，索性也不再考虑，只是透过车窗、静静地欣赏着沿途的景色。
不多一会儿的功夫便赶到了军区总部驻地，杨宗胜径直来到司令员的办公室，刚推开门便直截了当地问道：“司令员，有什么事情电话里说不久好了嘛”。
此时，身为四川军区司令员的贺炳炎见是杨宗胜到了，连忙放下手中的文件。
两人是多年的老搭档、老战友，彼此之间极为熟悉，也都习惯了对方耿直的脾气秉性，所以对于杨宗胜这般看似唐突的行径并没有表露出不满，反倒站起身主动迎了上去。
“有些事情电话里说不清楚，还是见面聊比较好”。
一边说着，贺炳炎拉着杨宗胜坐了下来，沉吟了片刻后才面露难色地说道：“宗胜啊，马上就要授衔了，军区里给你向总政治部上报的是中将军衔，只不过……”
话音到此戛然而止，贺炳炎的眼神则紧盯着对方的脸庞。
而杨宗胜自然也明白其中的意思，自己的军衔恐怕要比预期的低一些。
原来，早在建国之初，身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的罗荣桓就曾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提起过，要在全军范围内进行军衔方面的评定工作。
可后来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军衔评定工作被迫暂停，直到1955年2月才得以重启。同时，为了化繁为简，总干部管理部还要求各军区提报各级军衔的推荐人选，而杨宗胜则被四川军区推荐为中将军衔。
然而，由于杨宗胜在革命年代犯过错误，与中将军衔失之交臂，最终只落得个大校军衔。
那么，杨宗胜究竟犯了什么错误？面对如此巨大的落差，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杨宗胜的功绩和资历，毕竟军区肯推荐他为中将军衔，必定是有原因的。
1930年6月，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在湖南平江县一带击溃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后，便决定乘胜追击，攻打长沙。
可由于对此地敌人的兵力部署不清楚，红三军团的将士们起初是有些担忧的，毕竟稍有不慎便会落入敌人的陷阱。
就在大部队途经一处名为“七口塘”的地方时，一名20岁出头的年轻人竟自告奋勇给他们做向导，他便是杨宗胜。
对于有如此勇气和魄力的年轻人，彭德怀十分欣赏，便好奇地问道：“你就不怕我们是坏人？”
话音刚落，杨宗胜便扬起脑袋，自信满满地回应：“你们是打军阀的，既然打军阀，就肯定是好人”。
闻听此言，彭德怀赞许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询问道：“那你想不想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呀？”
杨宗胜瞪大了眼睛，止不住地点头。
他是穷苦出身，从小便看到父母受尽地主的欺压，立志要为广大穷苦老百姓讨个公道。
而眼下机会就在眼前，他又怎会不好好珍惜。
就这样，杨宗胜参加了当地的赤卫队，凭借作战勇猛、头脑机灵，很快就被提拔为队长，并在不久之后加入了共产党。
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杨宗胜扎根于湘鄂赣苏区，跟随战友、同志们对抗反动派的侵袭。
在一次战斗中，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杨宗胜毫不畏惧，沉着冷静地指挥着一个营的兵力奋起抵抗。
隆隆的炮火声不绝于耳，炸弹扬起的尘沙遮天蔽日，他熟练地拉栓上膛、瞄准射击，并对着身旁的战士们怒吼道：“同志们，咱们都不是孬种，千万不能让敌人夺了阵地！”
然而，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了，战斗从早上打到傍晚，阵地上早已经弹尽粮绝。
而此时，敌人再次集结，随时准备发起新一轮的进攻。
看着战士们绝望的模样，杨宗胜认为不能再这么坐以待毙下去，于是拉来副营长说道：“我带一个连的兵力冲下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你们留在阵地上制造声势，动静闹得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还不等副营长做出反应，杨宗胜冲着身后大手一挥：“一连的战士们朝我集合”。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70多名战士便整整齐齐地站在他的面前，其中近一半人都是伤员。
虽然大家胳膊上、腿上、胸膛上都是被鲜血染红的绷带，但脸上坚韧的神情却丝毫不减，这让杨宗胜颇为满意，当即宣布了作战任务。
“我杨宗胜带出来的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咱们一连这次不守了，打过去，杀一个不亏，杀两个就是赚了！”
一席话说完，阵地上当即响起一阵喊杀声，那嘹亮的口号直冲云霄，回荡在山谷久久不能消散。
如此大的声势，自然令山脚下的敌人胆战心惊，纷纷猜测是不是红军的支援部队赶到了。
就在他们疑神疑鬼之际，杨宗胜带着一连将士们便冲了出来，而副营长则带着二连、三连留在阵地打掩护，同时命令几名司号员不间断地吹响冲锋号。
看到如此阵仗，反动派部队被吓破了胆，他们果真认为红军的大部队杀了回来，连武器辎重都来不及运走，便纷纷朝着后方逃窜。
凭借这场战斗的出色表现，杨宗胜的名号很快在部队里流传开来，人们都称他是炼狱里走出的“活阎王”，露个面就能把敌人吓破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已经身为359旅南下支队第6支队队长、兼湘东军分区司令员的杨宗胜接到命令，要他火速率部北上，与359旅主力部队会合。
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杨宗胜抵达目的地之后，周边的国民党反动派就发起了突然袭击，虽然部队得以突围，但他的儿子杨应九却不幸中弹牺牲。
中年丧子对于杨宗胜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在之后连续几天时间里，他终日以泪洗面。
为了替儿子报仇，杨宗胜谢绝了上级首长让他“暂时回乡休养”的好意，而是选择只身赶赴延安，势必要与反动派斗争到底。
抵达延安之后，他先是担任晋绥吕梁军区后勤部政委，后来又调任西北军区后勤军需部部长兼政委，主持大西北以及军区的建设工作。
1930年从军，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路，抗日战争时期便已是军分区司令员，杨宗胜的资历和战功是毋庸置疑的。
也正因如此，当新中国授衔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并且总干部管理部要求各地军区上报推荐名单时，四川军区司令员贺炳炎便给杨宗胜报了中将军衔。
然而，由于最初拟定的中将名额只有175人，而各地军区上报的中将人数却是190人，也就是说，有15个人的军衔需要被降低。
经过一番考量，最终杨宗胜被列在了拟授少将军衔的名单中。
对于此次变动，杨宗胜虽然心情有些失落，但还是表示理解的。毕竟授衔这件事也不只看资历，职务也很重要。
当时杨宗胜担任四川军区后勤运输部的部长，在190人中职务算是最低的，被降级也算情理之中。
可出乎他意料的是，仅仅过了几天时间，贺炳炎再次找到了自己，颇有些愧疚地说道：“宗胜啊，这次授衔……你或许是大校……”
此言一出，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偌大的房间内显得格外安静，只能依稀听到墙上钟表发出的“滴答”声。
杨宗胜恍惚了，但军人的素养还是驱使着他说道：“司令员，我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那么，杨宗胜的军衔为何被一降再降呢？到最后竟然连将军的门槛都没摸到。
原来，杨宗胜在革命年代曾犯过严重的“原则性错误”。
那个时候，由于敌人经常搞突袭，部队便会不断转移，这也导致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组织上失去联系，后勤补给也就中断了。
所以，杨宗胜不仅要负责部队的军事指挥，还要想办法解决战士们的粮食、穿衣、住宿等后勤问题。
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免不了和当地的富户、甚至地主打交道，其中很多人家为了结个善缘，通常都会慷慨解囊，这也使得战士们免得饿肚子。
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让杨宗胜意识到，地主也不完全都是坏人，对待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那些善良人家，尤其是支持革命的地主，应当给予对方一些关照。
于是当他奉命回到湘阴老家主持土地改革工作时，对于那些口碑较好的地主家庭通常会网开一面。
可就是此事，影响了他日后的军衔评定工作。
有些人认为，杨宗胜在湘阴老家主持土改工作，却任人唯亲，甚至包庇当地的土豪劣绅，这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问题。
对于这番谣言，杨宗胜百口莫辩，最终只被授予大校军衔。
授衔仪式杨宗胜缺席了，后来工作人员把肩章、勋章，以及一套崭新的大校军装送到了他的家中，可杨宗胜并没有佩戴，而是转手放进了柜子中。
对于军衔一事，杨宗胜心中是苦闷的，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他遇到了昔日的老首长王震，便坐在一起痛饮起来，酒过三巡后不免提起了这件伤心事。
当时王震身兼西北局委员、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军区代理司令员等诸多职务，在听过杨宗胜诉苦后也连连叹息。
可是木已成舟，为了宽慰这个老部下，王震决定将他调到自己身边来，彼此之间也能时不时追忆往昔。
1956年，杨宗胜便接到了调令，要他前往新疆担任生产建设兵团副参谋长一职。
扎根大西北的那些岁月里，杨宗胜和手底下的战士们同吃同住，天亮便一起扛着铁锹到茫茫戈壁滩上劳动，直到傍晚时分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营区。
王震曾调侃道：“跟我来西北受苦了吧，在四川你可不用每天种地啊”。
每当听到这种玩笑话，杨宗胜总是毫不示弱地回应道：“种地怎么了？谁家不是农民出身啊，我从小就是个和泥的好手嘞”。
话音落下，两人便四目相对、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杨宗胜从授衔的失落中走了出来，但那套大校军装和肩章却被他一直锁在了柜子里，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再也没有穿过。
1981年初，元旦刚过，刺骨的寒风依旧在窗外呼啸，街头仍是一片寂寥之色。
此时，已经年过七旬的杨宗胜躺在病床上，眼角闪起一丝晶莹的泪花。
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重病缠身之下，就连翻个身、说句话都显得极为奢侈。
但看着身旁家人们关切的目光时，杨宗胜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才断断续续地用微弱的声音说道：“不管……什么军衔，我都不在乎……我……我只在乎还能不能继续为国家做点事情，现在看来……是做不了什么了……”
不久之后，老将军杨宗胜便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享年75岁。
作为老一辈的革命者，他那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高尚的品德值得每个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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