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钱钟书先生清华毕业时，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亲自通知其被破格留校研究西洋文学。但钱先生不以为然、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
也有说法称，此话是钱钟书在西南联大时说的。不过，钱夫人杨绛先生曾专门澄清过这个事情，说钱钟书不曾说过此语。
鲁迅去世后，上述传言中、因为懒而被钱钟书批评的叶公超，把鲁迅所有作品找来、通宵达旦地阅读，然后写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和《鲁迅》两文发表。其所谓“非战士的鲁迅”，是指从事学术研究和从事小说创作的鲁迅，是对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士一面的补充。
按照叶的看法，鲁迅的杂感不是谩骂、就是嘲弄，没什么价值，并由此而不认可鲁迅的人格，但他十分赞赏鲁迅的散文，认为其成就超过好友胡适、徐志摩。这让胡适严重不满，抱怨道：“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
叶公超，原名崇智，字公超，英文名乔治（George），祖籍浙江余姚，1904年10月20日出生于江西九江，其父叶道绳曾任九江知府，清末名士叶恭绰是其叔父。
叶公超南开大学毕业后，曾先后留美、留英、留法，1926年回国后开始教学生涯，先后任教于清华、北大、西南联大，14年里培养的桃李满天下；说几个有名的吧：冯文炳（废名）、梁遇春（秋心）、钱钟书、卞之琳、杨联陞、季羡林、常风、王辛笛、赵萝蕤、李赋宁、杨振宁、穆旦、许渊冲、曹葆华、吴世昌……
叶公超的教学是个传奇，方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就大喊：“Stop！”然后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大家继续依次朗读下去，直到下课。偶尔有人有问题，他就狮吼一声：“查字典！”有时会有学生说字典里没有，他就作会进一步补充：“查《牛津大词典》！”
1926年春，叶公超参与创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徐志摩任主编，其活跃分子、即为新月社成员。新月社是俱乐部性质，非政治团体，成员有胡适、梁实秋、叶公超、闻一多、潘光旦、余上沅等，这些人接受的都是英美教育，对苏俄的共产主义文艺政策、和亲苏的上海左翼作家都看不惯，所以就用《新月》来“对抗他们”。
十四年的教育生涯后，叶公超投笔跨界、登上政治舞台，开始了一段以“外交”为主的生涯。1948年冬，叶公超眼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就提前把外交部全部档案运到台湾；从清朝到蒋介石退居台湾，这段时期内所有和外国签订的条约、协定等重要文献因而得以完整无缺地保存。这让蒋介石非常满意、甚至佩服。于是，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总统”时，叶公超就得以留任。
此后，叶公超为蒋介石政权做了两项大事儿：一是于1952年4月签订“中日和约”，为中共与日本接触制造了一大障碍；二是于1953年12月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为台湾此后三十年的稳定奠定基础。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接下来、杜鲁门公开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当时的蒋介石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希望美国人帮他守台湾；另一方面，他看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就是意欲分裂中国。经过反复思考和权衡，他下定了决心。
6月28日，经蒋介石授权，叶公超发表声明、接受美国关于台湾防务的计划，同时特别指出这并不影响国民党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之立场，“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
据说，当毛主席看到叶公超这个声明后，说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不想分裂中国，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接下来，随着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攻势逐步开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出现两次建交高潮，建交国家达50多个。叶公超这个“文坛巨子”和“外交雄才”，不论其才能如何不俗，终究无法改变不了台湾“外交部”成“断交部”趋势。
叶公超的一位下属当时曾说：“我们是开殡仪馆的，到处断交闭馆，料理后事而已！”略举一例吧。1965年，中法建交，台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席代表陈源（即陈西滢，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有一句“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他是其中的学者之一）赖着不走，后被法警扶持、强迫出馆。
老南京有句歇后语叫“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用这句话来表达当时台湾的“外交”局面非常妥帖。有人不明白，把责任归罪于叶公超；比如国民党元老、“总统府”国策顾问钱公来。就曾骂叶公超办“外交”，“只知道办丧事”、干的都是“丧权辱国”的丑事。
最让叶公超伤心的，还是1961年、被蒋介石免职“驻美大使”。从此后，他结束了政坛生涯，转而进入了书画界。这一切的起因，都在蒙古国申请加入联合国。
1946年，蒋介石政府其实已经承认了外蒙古独立，但败退台湾后，他又以“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由反悔、拒绝承认蒙古国独立，故而在“中国地图”上一直都包括“外蒙古”。
叶公超（左一）全家福。左起：继母赵寿玉、大哥叶崇勋、大妹叶崇德、父亲叶道绳
1961年春夏之交，联合国为蒙古国入会问题，征求叶公超的意见，并希望他不要使用否决权。叶公超为扩大国际生存空间，就同意了。结果，激怒了蒋介石，质问他：“是做‘美国大使’还是做‘中华民国大使’？”然后一个急电，把叶公超召回。
开始时、叶公超还蒙在鼓里，带了几件衬衫、领带，提起皮包就飞回了台湾。可是到了台湾后，一直等到第三天、才得到一个不必回任的传谕。叶公超请求回美国收拾行李，也都未被批准。
叶公超引起蒋介石不满，此前已有一定时间了。比如，他常教育下属，“要有听而不轻信的辨别能力”，并打比方说：“有些人大唱反共八股，一开口就是共产党明天就要崩溃了，我们后天就可以回大陆了……你相信吗？”
1958年8月金门炮战，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蒋介石会谈后拟发表《联合公报》，稿上涉及“光复大陆”的段落里有“而非凭借武力”六字，有人建议叶公超去掉此句，以免使人误以为台湾“光复大陆”的信心有所动摇，但叶公超坚持不改。后来，蒋介石单独召见叶公超要其对此做出解释，两人谈了许久，谈话结束时叶公超的面色相当凝重。
这应该和叶公超的个性有关。他自视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常给人恃才傲物之感。比如，对于台湾当时极度敏感的话题“反攻大陆”，他就也一直缺乏信心，并且毫不掩饰。有一次，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问叶公超，若当局“反攻大陆”，美国会将作何种反应？他就脱口而出说：“如果事先没有获得美方谅解，第七舰队会出动阻止我们。”
这是一般政客都不愿说出的、肯定得罪当局的话，但豪迈坦荡、言行无忌的叶公超认为，不说假话是其“有道德勇气”的表现。
叶公超的婚姻生活也是一言难尽。1931年6月30日，他与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生、贵州女子袁永熹喜结秦晋之好，当时被人称为神仙伴侣、佳偶天成。但潜心攻研物理的袁永熹，是位荆钗布裙、洗尽铅华的学者，她不愿夫婿拜相封侯，更不习惯台湾繁文缛节的生活，选择了长期在美国工作。
叶公超长期海外奔波，生活漂泊不定，不能赴美与妻相伴，俩人分居近四十年。袁永熹只在双十节回台一天，参加完酒会就远走高飞。这对叶公超来说，内心自然会有寂寞与痛苦；于是，一些为这位既具文学家修养、又具艺术家气质的外交家倾倒的女子也就有了机会。据说，叶公超的“红粉知己”至少有四位。
知名华人陈香梅女士（其外公的二弟是廖仲恺）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双橡园主人的风采，使华盛顿的上流社会，既尊敬又愿意亲近他。“多少双纤手为你磨墨、添香，多少颗心曾为你似醉非醉。生命里的春天，任你陶醉。”
“双橡园”位于华盛顿西北部，占地18英亩，因屋前有两株美丽的橡树而得名。这里曾经是台湾几任“驻美大使”的官邸，后成台当局用来招待美国名流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里面极其豪华，台湾政府每年都投入大量金钱进行布置。
叶公超被解职后，昔日好友部属多不敢探望，客况萧条、且无家室之乐。有传闻称：他在台北住博爱宾馆时，曾打算通过熟人、找媒介色情业的名女人何秀子，帮自己找个高级妓女陪伴，但未果。
叶公超的最后二十年以书法和绘画打发时光。1981年11月20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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