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运转离不开控制，社会不能失控。但社会控制的思路一直都在变，没有一劳永逸的社会控制术。在古代，统治者对社会的控制可能是通过暴力和强制。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控制不再主要通过暴力和强制手段，而是通过技术和消费文化来完成。这是什么意思呢？
19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技术发展迅猛。这种技术进步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更是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工厂中的流水线生产当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更使工人变得机械化，丧失了创造性和自主性。工人被技术所支配，变成了技术的附庸。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工业生产流程中，还体现在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中。例如，客服人员需要严格按照预设的流程回答客户问题，任何偏离流程的行为都被视为低效和不专业的。这样一来，人的个性和自由都被压抑了，在现代技术逻辑中被当作缺陷克服掉了。
在这样的逻辑下，不光是工人，西方的职业政治家也难逃政治技术化的诱惑。现代西方政治被技术理性所主导，真正的民主和公共参与被弱化，政治活动内在价值被剥夺了，被当成一种工具。政治问题因此就成了技术和效率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丧失了对公民德性的期待，对理想社会的想象力。
不仅如此，1960年代工业时代的技术还通过与其伴生的消费文化来对人的闲暇进行控制。广告和媒体制造出大量的消费需求，这些需求并非来自人类的基本需要，而是被人为制造的虚假需要。人们总是渴望更新一代的产品，家里没坏的东西好端端的也会过时，人会去强迫性地升级拥有的东西。消费文化的扩展不仅限于物质商品，还包括娱乐和信息的消费。人们总是渴望阅读到更多的“新闻”，更多的“猛料”。
电视新闻和大众传媒往往使用极简的语言和图片快速报道复杂的社会事件，观众得不到全面的信息，无法形成自己的批判性观点。观众只能看到事件的表面，无法理解其背后的复杂性。严肃的东西被简化为信息商品，通过耸人听闻的标题和爆炸性画面来赚取注意力。生活在资本社会中的人们总是看个不停，很少考虑看到的东西究竟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益处。
回头审视当下，我们今天的生活很多都是虚假需要所推动的。有的人今天买一款手机，明天就要买下一代芯片的手机，买到PRADA的包，还要去买Hermès的包，生活就是一场打怪升级。实际上，只要稍微冷静地思考，就会发现纯粹的“买买买”不可能是生活的全部。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当我们物质高度匮乏时，当然需要“买买买”。但在今天，许多人实际上面临物品过剩，物欲过度的问题。
在一个商品高度繁荣，甚至高度重复的社会，要让每个人不停地购买，就必须打造“符号消费”。我们买东西不再是为了满足真实的需要，而是满足一种成为某种人的感觉。拥有某个商品就代表拥有某种人生，某种优越感和特权感。我们生活里也充斥着这种符号性消费广告，比如穿上某个品牌的衣服，就仿佛能拥有精彩的人生，仔细一想，这真是一件挺荒诞的事。但资本场域中，它都能成立，资本有扭曲意义空间的能力。马尔库塞说过一段话，当然，这话听着有点刻薄，他说当打字员的女儿也穿上了雇主女儿一样漂亮衣服的时候，她真以为自己和他们是一路人了。言下之意，这就是个幻觉，商品无法抹平他们身份的差异。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作为一个社会控制术，或者叫意识形态，还在于它从根本上构思了一个技术乌托邦。很多人眼中理想的未来，就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其中每个人都能依靠技术得到无尽的资源，每个人都坐着飞行汽车跑来跑去，每个人的生命都被无限延长。技术战胜了贫穷、饥荒、疾病、坏人和坏政治，世界从此一片祥和。通过制造这种“遥远”的未来意向，人们忽视了资本通过技术话语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可以忍受日常生活的异化。
如果说技术会造成人的异化，那人文艺术会是一个对抗技术的解药吗？毕竟文艺活动是最为即兴的、冲动的、个人的、不受控制的，似乎能够保留一种维度。把文化分为“高层文化”（High Culture）和流行文化。高层文化指的是那些被认为具有深刻思想性、艺术价值和社会批判性的文化形式。它包括古典音乐、文学、哲学、戏剧、视觉艺术等。高层文化的高不是说它多高级，而是说它保留了与现实的一种必要的“距离”，因为这种距离，所以可以不讨巧，不逢迎，它没有被裹挟进入文化工业里，还能保有很强的否定性。这类作品通常读起来没有那么爽，需要逐渐进入，他们通常以挑战现有的社会秩序、表达复杂的思想和情感为目标。高层文化可以帮助人们从社会的“一维性”中解放出来，即从被压抑、被操控的单一维度的意识形态中解脱。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高层文化的解放潜力常常被“同化”或“吸收”到消费文化中，失去了其原本的批判性。大众文化力图破除距离感，文艺作品老要“接地气”。社会中一些人的苦难被当作一种奇观来兜售给大众，称为“非虚构写作”，写作模块化，有固定套路。这样的作品本来很精彩，但很快就会有大量的套路化写作涌现，成了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产品，失去了原有的思想深度和社会批判功能，难以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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