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句俗语，叫“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是单薄的，要想把事情办得更好，一定离不开大家的帮助。
明朝明朝张居正和清朝名臣曾国藩一生干了那么多事业，办成了无数大事，是因为他们个人能力十分突出吗？当然不是。是因为他们有三头六臂，能以一当百，甚至以一当千、以一当万吗？当然也不是。他们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在身边团结了很多能人志士，拥有一个庞大的朋友圈。
在张居正的朋友圈里，位置最高的当然是他亦师亦友的恩师徐阶。徐阶当了6年内阁首辅，权倾一时，对张居正的提拔、帮助自不待言。此外，还有当了7年内阁首辅的高拱。高拱是河南新郑人，此人个人能力十分突出，可堪大任。不过，他有一个性格缺点，即气量小，容不得人，唯我独尊，脾气暴躁。严嵩被扳倒后，徐阶当上内阁首辅，对张居正提拔重用，却得罪了高拱。高拱开始与徐阶争斗，没有成功，反而被迫提前退休，回家养老。张居正知道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便在恩师徐阶退休后，极力说服皇帝，将高拱调回来，当上内阁首辅。
张居正
那么，张居正为什么非得把高拱调回来呢？原因很简单，在张居正心里，始终把高拱当成志同道合的朋友，都在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属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张居正的做法是正确的。高拱担任内阁首辅期间，办事效率极高，在选拔官吏的办法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为张居正后来的万历新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张居正作为一名位高权重的大臣，其心胸是宽阔的，其为人是大度的，真正称得上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他深知，要推动自己的改革措施，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派别，甚至包括自己不喜欢的竞争对手，比如说大太监冯保。
冯保是北直隶真定府深州县人，在嘉靖年间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后来又负责管理东厂，权力极大。不过，他并不满足，还想当司礼监掌印太监，管印把子。不过，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高拱的反对。冯保无奈之下，找到了张居正，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冯保
张居正不喜欢冯保，一是因为他的太监身份，二是因为此人贪得无厌，公开收受贿赂。可是，在古往今来的官场，都信奉一个原则：没有永远的朋友，但是有永远的利益。张居正固然有一万个理由不喜欢冯保，但只要有一个拉拢的理由就够了，那就是利益。在明朝，内阁权力很大，但地位不高；而司礼监权力不大，但地位很高。如果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试问在朝廷内外谁能够抵挡？于是，张居正接受了冯保的邀请，帮助他当上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则利用自己对万历皇帝的影响力，帮助张居正当上了内阁首辅。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双赢”。
曾国藩有一个超级强大的朋友圈。在京城里，有恭亲王、文祥等王公大臣的大力支持，在地方上，有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总督巡抚的鼎力协助。没有这些人的支持和协助，他恐怕难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曾国藩
在为人处世上，曾国藩确实有一套办法，“化敌为友”四个字，着实让他玩儿得明明白白、透透彻彻。这一点，我们就以左宗棠为例子吧。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曾国藩则是湖南湘乡人，一字之差，相距两百多里路，因此，小时候没有见过面。他们开始打交道，是在曾国藩创建湘军后，那时候左宗棠以幕僚的身份，协助湖南巡抚张亮基防守长沙。曾国藩的湘军也参与到防务工作，两人分工协作，配合紧密。
曾国藩湘军正式出兵后，左宗棠协助继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帮助湘军办理粮饷，提供了很大帮助。后来，左宗棠因为樊燮京控案，差点掉了人头，被迫去了曾国藩大营，暂时躲避风头。曾国藩很清楚左宗棠的才华，知道此人绝不会屈居人之下，便推荐他回老家募集一支军队，前往浙江与太平军作战。左宗棠由此进入人生的转折点，先后担任浙江巡抚和闽浙总督，以落榜举人的身份摇身一变，变成了在地方上只手遮天的封疆大吏。
左宗棠
不过，此后左宗棠与曾国藩因为军队的粮饷问题，以及太平天国幼天王下落的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闹起了矛盾，甚至撕破了脸，老死不相往来。他们从无话不谈的朋友，变成了针锋相对的竞争对手。
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西北地区，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军务。西北地区战事不断，需要大量兵力，而左宗棠率领的楚军，一部分驻扎在浙江，一部分驻扎在福建，只有很少一部分兵力带到西北地区，根本就不够用，只好向朝廷告急。曾国藩知道后，主动联系左宗棠，将湘军中最有战斗力的老湘营交给他率领。老湘营的粮饷也全部由自己保障。后来，西征军的粮饷被分配到江苏、浙江、广东等较为富庶的身份，当别的总督、巡抚在粮饷问题上拖拖拉拉的时候，只有曾国藩及时、迅速将粮饷运到西北地区。
曾国藩的不计前嫌，让左宗棠感激不尽。左宗棠这个人，自视甚高，轻易不肯服人。但他在给朝廷打报告时，由衷地说：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非臣所及”。后来当曾国藩病逝时，左宗棠不远万里从西北地区送来一幅挽联，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还毕恭毕敬地落款为“晚生左宗棠”。这是左宗棠第一次以晚生的身份尊称曾国藩。
曾国藩想方设法挽回了左宗棠这个朋友，也在若干年后收到了回报。他死后，左宗棠非常关照他的家人。一次，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向父亲老部下刘锦棠借钱，左宗棠闻讯后，送了300两银子。这笔钱看起来不对，却是左宗棠全家一年半的生活开支。左宗棠还告诉曾纪鸿，让他有困难来找自己，一起想办法。
再有一次，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的丈夫聂缉椝（guī），来到南京拜访两江总督左宗棠。左宗棠热情地接待了他，提拔他做两江营务处会办；后来又推荐他任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会办——这可是当时大伙儿垂涎不已的“肥缺”。在左宗棠的举荐下，连举人都不是的聂缉椝官运亨通，官至浙江巡抚，是曾国藩后人中官做得最大的一位。
俗话说：“寒冬将至，独狼必死，群狼可活。”张居正和曾国藩都依靠结实的朋友圈，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干成了大事，笑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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