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成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浦东高桥老家，大兴土木重修祠堂。他少年离家之时，家家户户看他不起，如今他衣锦还乡，大文豪章太炎在他邀请之下为他撰写了《高桥杜氏祠堂记》。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堪称上海数十年之内的最大盛况，交通堵塞，权贵云集，杜月笙手下众多，虽然开设了八大处专门处理所有的事务，但他依旧忙得脚不沾地。
杜家祠堂落成典礼
杜月笙邀请杨度去担任八大处之首文书处的主任，杨度那时候已经57岁了，还是欣然同意。在祠堂落成典礼的前三天，杨度就搬到了高桥办事处，尽心尽力帮杜月笙完成这项夙愿。他还抽空亲自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记》，邀请清朝遗老郑孝胥誊录，作为两人的贺礼，杜月笙自然是十分感激。
杨度忙忙碌碌七八天，他本来就有病在身，典礼结束之后一个礼拜，他因为旧病复发卧床不起。三个月之后，他撒手而去。
杜月笙一生之中结交的名流众多，文人名士也是不少，实话，杜月笙真正掏心窝子的不多。杨度这样的名人，晚年做了上海流氓头子的门客，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就连街边小报都在造谣杨度已经拜入青帮杜门，说他攀附流氓，晚节不保。可知在杨度心中，能得杜月笙这一友，百年难得，而他心中坚持的救国之梦，更是值得他燃却余生，赴汤蹈火！
杨度晚年全家福
- “帝王师”成杜门客
杨度，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帝王师。他辅佐的不是末代皇帝溥仪，而是袁世凯的“中华帝国”。杨度坚持的是“君宪救国”的道路，袁世凯不满足于终身大总统，妄想称帝，两人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共同的目标。
只是杨度辅佐的“帝国”在短短28天的时间之内就因为众叛亲离而被推翻。袁世凯含恨而终，遗言是：“他误了我。”有人说，这里的他就是杨度。
杨度之才，竟然误人又误了国？他心中如何懊恼悔恨？
1928年，杨度来到了上海，他已经敛去青年时期的风华，在这十里洋场以卖字和为人撰写墓志铭、碑文为生。杨度有才名，他的书法也极佳，故而慕名来找他的人络绎不绝。
那时候的杨度没有固定的住所，就寄居在好友陆冲鹏的家中，而陆冲鹏又和杜月笙交好，就穿针引线，介绍两人认识。杜月笙第一次和杨度相见，二话不说就将他视为师长，并且聘请杨度为杜公馆的顾问。
从此以后，杨度就成了杜公馆的座上宾。杨度在上海一天，杜月笙就将他布置得妥妥帖帖，从没怠慢过。
- 送财添物，杜先生豪情相助
杨度虽然在上海温饱不愁，但终究没有一个落脚处。杜月笙不仅每个月给500元车马费保证杨度的用度，还将自己的一栋洋房直接送给了杨度，杨度一家三代搬进洋房之中，自然对杜月笙感激涕零。
杜月笙为杨度做的还不仅仅是这些。
杨度早年在日本留学之时和梁启超是至交好友，两人曾经约定在大局稳定之后一起编撰一部新的《中国通史》。这件事因为两人的两次“救国运动”的失败而最终成为空谈。1929年，当杨度突然听闻梁启超逝世的噩耗，他沉痛之余又想起了当年的两人的约定，于是就想要一个人将《中国通史》完成。他将这件事和杜月笙一说，杜月笙懂了，可又不太懂。
懂的是，杨度重情重义，他要做，杜月笙得帮他。不懂的是，这文人修史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个成日混迹的黑帮大佬，如何帮他？
杜月笙去问了陆冲鹏，陆冲鹏让他派人去搜罗各州县志在内的文献典籍。大量的书籍送到了杨度的小洋房，杨度嫌吵，杜月笙干脆将他送到了江苏镇江郊外陆家的一处别墅之中，住了不久之后，杨度又觉得太过寂寞，带着完成了一半的《中国通史》回到了上海。杨度这套书写得实在折腾，最后也是有始无终。杜月笙不懂写书立传对于一个文人的意义，对自己所花费的钱财精力更不在乎，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 青帮门徒？连杜月笙都不知道的秘密身份
杨度为杜月笙出谋划策，传说最广的就是为杜公馆大管家、杜月笙表弟万墨林改名一事。万墨林原名为万木林，他大字不识一个，却是杜月笙最为信任的大管家。不过“阿木林”这个名字在上海确实不好听，阿木林是“笨蛋”的意思。杜月笙的名字是章太炎为他改的，从此之后飞黄腾达，万木林也想找个文化人帮改改，就拜托堂兄请杨度来看看，杨度就将木改成了墨字。一个看起来俗气的名字，就顿时有了书卷气息。
杜月笙能够成为人上人靠的是吃喝嫖赌的灰色生意，他需要杨度这样的门客来改变自己的气场。杨度自从成为买杜公馆的门客之后，不仅帮助杜月笙弥补了文化上的短缺，替他写条幅，写诗词，这些杜月笙都装裱好挂在家中，供来往的宾客欣赏。
杜月笙一辈子真正在私塾里读书的时间不过4个月，童年教育的缺失让他一直对文人非常尊敬，杨度也对杜月笙尽心尽力。杜月笙一辈子最愧对的几人之中就有杨度，为了完成他的愿望，杨度为祠堂落成典礼鞠躬尽瘁，最后累死在了上海。
而他不知道的是，杨度一直在利用杜月笙的掩护自己真实的身份，在战火纷飞之时保护着他的战友。
杨度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
君主立宪道路的失败，并没有让他的斗志消弭，在失败之后，他知道君主立宪制不适合中国，他勇于承认错误，在好友李大钊牺牲之后，果断投入救国运动之后，他把所有的钱捐给了鲁迅倡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郭沫若发起的“中国革命互济会”。
他住在杜月笙的洋房，利用杜月笙的人脉收集有价值的情报，在战友遇到危险之时，杨度会将他们收留在家中。因为是杜月笙名下的房产，自然没有人敢进去搜捕。杜月笙无意之中间接庇护了一批共产党员的生命，无论他情愿与否，这件事在很多年后以后还是给了他回报。
1951年，杜月笙在香港去世。他在香港之时，台湾和大陆方都在争取杜月笙，因为曾经迫害爱国人士汪寿华，杜月笙一直不敢回到上海。他去世之后，留在上海的儿子杜维翰联系了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希望能够在上海的报纸上发布讣告。潘汉年经过层层批示之后同意了，在上海《新闻日报》上刊登了讣告。
杜月笙和他的子女当时都不知晓，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礼遇，和杨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杜月笙和杨度相处3年，虽然立场不同，也曾相互利用，但对于对方，两人确实是付出了真诚的情谊。在混乱纷争的年代，不是人人都能看清前途，一步错可能步步错，人和人短暂的交汇，便会更加具有戏剧感。这就是最后一名“上海皇帝”和最后一位“帝王师”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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