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安禄山的东北边防团为何势如破竹，大唐中央军团哪去了|东北边防团|哥舒翰|大唐中央军团|安史之乱|安禄山|宿卫|玄宗|高仙芝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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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跟网络上吹捧香积寺之战，所谓“精锐对精锐”不同，历史上的安史之乱，特别是前期，双方的战略部署、军事行动在如今看来，有许多地方其实相当奇怪，从某种意义上讲，双方主打的就是一个“菜鸡互啄”。

作为叛军的安禄山一方，在举起叛旗后并没有走太原——黄河——长安这条进攻路线。或许是考虑到自己对于河东地区的军事渗透还并未完全，这条曾被唐高祖李渊印证过的道路并没有被采纳，安禄山最终选择了自河北南下，先攻洛阳，再破长安。

这一方案虽然稳妥，但无疑更消耗时间。至于唐廷这边的情况就更加奇葩，在后世的复盘中，唐玄宗对于安禄山近乎于荒唐的信任无疑浪费了绝佳的平叛时机，而更糟糕的情况在于，或许是羞愤于自己的识人不明，又或许是经历安禄山之叛后对所有边将产生猜忌。

他先是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两位名将，又因谗言强逼哥舒翰出关迎敌，最终酿成潼关失守的惨败。此后洛阳、潼关相继失陷，长安也很快失守。归根结底，导致这种平叛“捉急”的根本原因，就是大唐中央军或者说禁军，太不能打了。那么，曾经横扫天下的大唐禁军为何如此失水准呢？

唐玄宗处死封常清、高仙芝，以及强令哥舒翰出关的背后，都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那就是，这三位名将在正面战场上始终无法占据主动，只能退守潼关防御。

有意思的是，封常清、高仙芝以及哥舒翰均为当世名将，皆以军功扬名于世。相反，安禄山这位“腹大垂膝”的叛军首领，在此前却鲜有显赫战功，反倒以幸进谋得玄宗赏识，方能平步青云。唐叛之间的攻守形势自然不会是因为封常清三人无能。

事实上，封常清死前，曾经上书玄宗痛陈利害，试图劝玄宗对安禄山叛军予以重视，期望玄宗能徐徐图之。

“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此时自知必死的封常清并不期待以此脱罪，所言自然可以相当客观：“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率领缺乏训练市井之民抵抗凶猛彪悍的北地骑兵，这才是三位大将屡屡败绩的原因。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与久经战阵的彪悍边军不同，此时唐朝中央军已经不复往日的骁勇，此消彼长之下，即使如封常清、哥舒翰，也只能依靠坚城雄关抵挡北面的虎狼之师。那么问题来了，此时的大唐就没有一支能打的中央军了么？

唐代中前期京畿时期军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南衙卫军，一是北衙禁军。

李唐开国时其军事制度基本上沿袭北魏、隋代府兵旧制，而北衙禁军最初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府兵。《新唐书·兵制》记载“初，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民弃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后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号父子军”。

这部分以自愿留居的元从禁军，就是最初的大唐禁军，由于这支军队主要驻屯于玄武门即北门一带，所以也被称为北门屯兵。从高祖“以渭北白渠民弃腴田分给之”的记载来看，这些获得世袭永业田的军人虽然并不像府兵一般需要“三年一检点，成丁而入，六十而免”，但依旧是以所分均田为经济基础。

在此之后，禁军经历多次调整，唐太宗贞观时期在北门屯兵的基础上增设北衙七营、玄武门左右屯营，定屯营兵为“飞骑”，并拣选其中擅射骁勇之士百人作为太宗游猎时的护卫。

《新唐书·兵志》：“及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於北门长上，曰‘百骑’，以从田猎。”

到了高宗时期，归属关系较为杂乱的北门屯兵开始正规化，改左右屯营为左右羽林军，并效仿南衙十六卫的建制设立大将军、将军、长史、参军等官，自此，北衙和南衙并立成为独立的武装力量。

而屯营百骑的壮大则始于武后时代，为强化宫廷宿卫力量改百骑为千骑，中宗时代又继续扩编为万骑，“分左右营，置使以领之”。自此，唐代禁军北衙四军的建制基本形成。到了开元年间，北衙四军分别为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原万骑左右营）。

值得注意的是，元从禁军时代，禁军兵源通过世袭方式补充，父死子继。这种兵制性质与东汉时期北军五营和黎阳营的禁军选拔基本上是一个思路，要知道，即使彪悍如幽州突骑，一旦成为东汉禁军这种铁杆庄稼，战斗力也是迅速跌破地平线。

可以想见，这种选拔方式一旦长期沿用，必然导致禁军素质的下跌。或许是意识到这种选拔的隐患，北衙七营以及之后的左右屯营，主要考核身高、体格、骑术射术等技艺，比如屯营飞骑的标准就是“取户二等以上，长六尺阔壮者，试弓马四次上，翘关举五、负米五斛行三十步者”。

至于北屯七营要求似乎更加直接，“选材力骁壮”之辈即可。

当然，即便如此，在一些时期，户等问题依旧是最先需要跨过的门槛。就比如屯营飞骑要求的“取户二等以上”，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要求，唐代按照资财水平将天下户口分为九等，一等户和二等户主要为高阶官僚、贵族。

诚然，这种方式不能完全避免军士战斗力的下滑，但就像汉代以六郡良家子为期门、羽林主力一样，地主阶级所拥有的财力依然是保障其军事技能和装备水平的关键，尤其是骑术与弓箭，就更需要依赖足够的经济水平才能保证。

羽林军时期对于人员有着地区方面的限制。《汤六点·羽林军长史》记载：“番上需兵士，则简同、华越骑冲，不足，取步骑，步骑不足，兼取诸州越骑。”同、华二州到长安不过两百里距离，是长安附近折冲府密度最多的地区之一，仅两州境内折冲就多达四十六座。为了涵养此地府兵，唐政府还多次下令“不得取同、华兵防秋，容其休息”，可见重视程度。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南衙、北衙虽然并不分属同一系统，但广义上均属于天子禁军，正因如此，两军依旧保持着一定的流动性，或者说，保持着南衙向北衙、天子禁军向天子亲军的流动性，根据学者黄修明对于文献、墓志铭的考证，南衙下级军官经常会被调至北衙充当长上宿卫，这种调动显然也是北衙军士兵的一种额外的补充方式。

如果比照前代，南衙卫士的选拔和轮值方式极其类似于西汉时期的南军卫士，只不过，前者所征士兵是各郡拣选出的优质士兵，而非由各折冲府所管辖的府兵。在唐代，这些需要进京宿卫的府兵被称为番上府兵。

得益于隋代就业已完备的府兵制作为基本盘，唐代前期的南衙卫士系统极为庞大，贞观时期，全国折冲府共六百余座，仅关中一地就占二百六十余。这种“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情况下，南衙卫军自然并不缺乏兵源。

而且，从理论上来讲，南衙十二卫并非只能管控京畿附近的番上府兵，东北、江南等折冲府所属府兵虽然并不需要番上宿卫，而是在地方服役，却在官方文件中依旧被称为“卫士”。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南北禁军的强盛与衰败，都与府兵制有着脱不开的联系。

自高宗开始，唐朝对外战争变得越发频繁，尤其是武后、玄宗时期，东西两线同时作战让唐军战线不断拉大，其防区防卫也日益增加，因此，唐中央不得不将大量兵员安置于边疆地带。

而此时的府兵制经过北周、隋唐的多年沿革，已经由兵农分离逐渐转为兵农一体，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军人，而是有自己土地需要耕种的半职业士兵。这种半职业性质在战事并不激烈的时期能够较好的节省国家军费用度，但在此时，无疑会导致府兵的疲于奔命，于是，府兵逃亡的情况日益增加。

“人逐渐逃散，年月渐久，逃死者不补。三辅渐寡弱，宿卫之数不给。”——《唐会要》

“初，诸卫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资治通鉴》

“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新唐书》

事实上，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仅仅由于战事激烈，谷霁光在《府兵制度考释》一书中认为，府兵制度的奖励机制本身就更偏向于社会地位即勋格（爵位）的提升，这种报酬并非是经济性的犒赏，这就导致在这种制度下，只有本身具备一定经济水平的家庭才能真正从其中获得利益。

而小农经济的主体自耕农们，由于赴番占据了大量时间，不得不将田地佃与他人耕种，这显然极大的加重了这些府兵的负担。唐朝统治者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这种征募方式本身就有着宽省民力的意味在内，只不过，当战争所需的兵员数量持续增加后，所谓的节制也就成了不切实际的空谈。

兵源的短缺迫使唐朝政府开始改征兵为募兵。开元十一年，玄宗“命尚书左丞萧嵩与京兆、蒲、同、歧、华州长官选府兵及白丁一十二万，谓之‘ 长从宿卫’，一年两番，州县毋得杂役使”。长从宿卫建立之后的第二年，更名为“彍（guo，一声）骑”，并改一年两番（两次轮换）为六番。

彍骑（长从护卫）这支新军并不需要承担州县杂役，也无需外出征战，只需要专供宿卫，已经成为一支专供中央调遣的卫戍部队。与需要自备军资如六驮马的府兵不同，彍骑不仅有官给粮，还有食料、青苗等补助，与当时基本同期出现的方镇兵一样，为特性鲜明的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