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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会战结束后，无论是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还是直接指挥南昌会战的罗卓英，表现得都很沉默。
他们既没有召开例行的战后检讨会，也没有对参战各部的责任予以追究，反而都沉默不语。
这很反常。
因为自徐州会战后，无论大仗小仗，都要进行战后检讨。有功者奖，有过者罚，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军纪。
而南昌会战，堪称自抗战爆发以来打得尤其凄惨的一仗，一次局部战争，第9和第3战区竟然损兵折将达到了5万人以上。
仗怎能打成这样？究竟是谁的责任？
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得明白。
每次大战过后，越是追责得厉害，那责任人的官儿肯定大不了，充其量是些师长、军长罢了。
而越是不追究，就越说明责任来自上面。
到了这个层面儿，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参与进来的。
一般来说，战略级别的会战，被追责人的官儿能大到集团军总司令。
如武汉会战就是一场战略级别的会战，在战后检讨会上被追责的人，就是川军的第29集团军代总司令许绍宗和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
南昌会战是战术级别的会战，那追责只能追到军级。
而对南昌失守有直接责任的3个军，一是刘多荃的第49军、二是夏楚中的第79军、三是李觉的第70军。
在这3个军中，李觉的70军并不是日军攻击的正面，也不是日军突破的主要方向，因此，即便追责，板子也不能头一个就打在第70军身上。
而刘多荃的第49军和夏楚中的第79军，则正好是日军突破防线的正面，那板子就只能打在这两个军身上了。
从两个军的历史渊源来看，刘多荃的第49军属于东北军，而夏楚中的第79军则属于陈诚“土木系”。
而罗卓英呢？恰好又是“土木系”的二号人物。
如此一来，板子应该落在谁身上就非常清楚了。
可第49军军长刘多荃表示不服。
刘多荃认为，日军是先从79军的王凌云的76师正面突破，然后包围了49军的右翼，这才造成49军全线被突破的。
而夏楚中则说，日军是先从49军王铁汉的105师的正面突破，然后包围了79军的左翼，这才造成79军全线被突破的。
总而言之，刘多荃和夏楚中二人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为日军是从49军和79军的结合部突破的，再具体一点，那就是从105师和76师的结合部突进来的。
确实不太好分辨清究竟是哪个师的责任。
夏楚中 图片来自网络
刘多荃和夏楚中二人在推诿责任，可作为战场主官的罗卓英却并没有认真地追究。
这倒不是他不想追究，而是他不能追究，若是认真追究的话，那责任恐怕就要落在他的身上了。
这也是罗卓英为何在南昌会战后表示沉默的原因。
至于薛岳为何也表示沉默，那同样是为了保护罗卓英。
薛岳和罗卓英的关系很密切，当年他得罪了老蒋，在军界已经无处容身的时候，还是罗卓英出面在陈诚面前保举他，这才让他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因此，薛岳对罗卓英处处关照，基本上不干涉赣北的指挥。
不仅如此，在整个第9战区，各集团军的后勤补给都是由薛岳派去的兵站主任把持的，只有赣北例外。
那么，罗卓英究竟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严格来说，到第9战区担任副司令长官兼19集团军总司令，并非罗卓英所愿。
可是没办法，这是老蒋的命令。
陈诚虽然是老蒋的干将，深受信任，但信任也是有限度的，老蒋不可能不防陈诚一手。
武汉会战之后，陈诚上调到重庆任职。
按照以往的惯例，罗卓英也是要调回重庆担任他的副手的。
可却被老蒋一道命令留在了第9战区。
这是蒋氏非常典型的操作手法，即分而治之。一人留在重庆，另一人留在战区。
陈诚这个人虽然相对廉洁，也是一个干实事的人，但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性格急躁，行事刚愎。
换句话说，陈诚是一个打天下的人，却不是一个坐天下的人。他能当好“公公”，却做不好“婆婆”。
而罗卓英恰好就能弥补陈诚的这一个缺点。
陈诚和罗卓英的感情是在保定军校时期培养起来的。
二人学的都是炮兵，又都是南方人，身材相对矮小，力气相对较弱，而北方的骡马又相对偏高，陈诚和罗卓英的感情是在踮脚撅腚
把那些拆分了的山炮抬上马背的时候建立起来的。
陈诚发迹后，罗卓英也没有惯着陈诚。
他非常了解陈诚，知道陈诚不喜欢那种唯唯诺诺的人，但也不喜欢那种敢和他对着干，却又拿不出说服他的理由的人。
换句话说，要想和陈诚对着干没啥，但你一定要拿出说服陈诚的理由。
若能说服陈诚，陈诚不仅不会给你“小鞋”穿，反而要重用你。
这一点，在武汉会战时期，郭汝瑰全盘否定陈诚保卫武汉计划的时候儿就能看出来。
那时候，陈诚按照德军顾问团制定的防御计划召集大家开会，却被郭汝瑰讥讽为“摆出一副要挨揍的样子”。
可当郭汝瑰讲出自己见解的时候，陈诚不仅没给郭汝瑰“小鞋”穿，反而立即提拔他为第54军参谋长。
这个计划就是后来的“守武汉却不战于武汉”。
由于熟悉了陈诚的风格，二人无论是在11师时期、18军时期，还是武汉卫戍正副总司令时期，整个“土木系”运转的都不错，发展迅速，内部并没有出现过多的倾轧。
武汉会战后，陈诚调到重庆，罗卓英留在战区后，对“土木系”的把控就由陈诚一手来完成，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以18军为基干的“土木系”内部非常混乱，倾轧不断。
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1938年末到1942年初这个期间。
而这个时期，正好是罗卓英担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期间。
虽然说陈诚像个搂钱的耙子，不断吞并部队，罗卓英像个装钱的匣子，不断把这些吞并而来的部队整编好，化为“土木系”的部队，但从打仗而言，这两个人的水平都很一般。
罗卓英虽然在淞沪抗战时期有在罗店血战的功劳，可其指挥上的战术水平确实不高。
而到了第9战区，尤其是负责赣北战场，无疑是给罗卓英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第9战区的要害之处有二。
一是平江地区。
平江是第9战区的后勤补给基地，9战区几乎所有的家底儿都放在平江。
而且，平江又是对进攻长沙的日军进行侧击的发起地。
故而，蒋氏才让薛岳把杨森的第27集团军放在平江。
二是赣北。
日军若从武汉出发进攻长沙，南昌的日军定会是一路助攻，其目的是牵制赣北的罗卓英部不得向长沙增援。
若能击破赣北的罗卓英部，从南昌出发的日军还可以沿着从江西通往湖南的大路，当一路偏师来使用。
因为从赣北通往长沙的道路，上高之东皆被破坏殆尽，而上高以西，并没有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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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武汉会战时期，日军就想占领南昌。
只不过有了后来的万家岭，日军106师团铩羽而归，让冈村宁次不得不放弃了占领南昌的计划。
武汉会战结束后，冈村宁次又对南昌动了念头。
占领南昌的好处有三：
一是。可以打通浙赣线，割断第3、第9两个战区的联系。
二是可以缩短日本空军向粤汉铁路沿线发起进攻时的航距。
三是可以在日军进攻长沙的时候，起到一路偏师的作用。
当时第9战区的作战计划是，以吴奇伟军团主力守备鄱阳湖西岸，另一部担任南昌的警备。
刘多荃的第49军担任修河南岸以及永修县城的守备，主力放在左翼。
李觉的第七十军担任修河南岸的守备，主力控制在张公渡西南的山地。
夏楚中的第79军布防在安义以西的山地中。
而就在这时，原本在南昌坐镇的薛岳到长沙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去了，罗卓英就接手了原本该由薛岳指挥的南昌会战。
在走之前，薛岳调整了部署，把粤军的第4军由鄱阳湖西岸撤回来担任南昌的守备任务。
1939年的2月上旬，由于日军不断向在修河北岸增加兵力，有进攻南昌的迹象，罗卓英认为，在修河南岸只部署第70军和49军，兵力过于薄弱了，于是就把79军从安义以西向修河南岸调动。
按照之前的部署，把79军放在安义以西的山区，其目的就是要构筑纵深防线。
而把79军顶在前面，则是3个军沿着修河一线配置，没有战略纵深。
这是罗卓英指挥南昌会战的头一个失误。1939年3月21日，日军开始发起进攻，目标就是49军和79军的结合部。
这次进攻，日军动用了火炮近300门，并在在炮击结束前的10分钟内，共释放了3000个“特种烟弹”。
在步兵发起进攻前，又在12公里的突击正面释放了15000“特种烟筒”。
其中在101师团阵地前，日军释放了5000个，在106师团阵地前，日军共释放了10000个。
修河防线在一天之内被突破，第49军和79军在一天之内被击溃，很大原因是源于此。
修河防线被突破后，日军动用135辆坦克组成快速突击集群，向南突进。
对于日军来说，修河防线其实是小障碍，赣江防线才是大障碍。
可日军快速突进，在突进途中并没有遭到受到阻击。这就是罗卓英的第2个失误了。
在修河防线，第49军和79军并不是全部压上，而只是各放了一个师，即105师和76师。
那么，其他部队为何不立即增援到一线呢？
原因是，二线阵地距离一线阵地需要徒步行军一天。
而步兵徒步行军一天，日军的坦克部队仅需几个小时。
那么，罗卓英为何要把二线部队放在距离一线阵地一天的距离呢？
这就不得不说罗卓英根本都没搞清楚他究竟要在修河和日军打一场什么样的仗。
究竟是要进行阵地防御战呢，还是机动防御战呢？
如果是打阵地防御战，那么就要设置2线乃至3线阵地，并且间隔的距离不要太远。
若机动防御，那么二线部队距离一线阵地的距离就不应过远。不然，到时候哪怕你想增援上去也赶不上趟。
就这样，修河防线被罗卓英弄成了个四不像，既不是阵地防御，也不是机动防御。
见南昌危急，罗卓英向薛岳请示要放弃南昌。薛岳考虑了一下，竟然同意了。
这让人犹不可解。
当时的的战况是，日军的坦克部队虽然已经进南昌附近，却“趴窝”了。
原因倒也简单，那就是没油儿了。
日军的后勤部门从来也没打过这种仗，根本没想到坦克儿还会没油？只能临时让飞机空投了部分油桶，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渡过修河后，日军的炮兵大部已经归还建制，剩下的只有101、106师团的本部炮兵。
参战的野炮第6旅团因火炮太重，道路状况也不允许，远远被落在后面。
而南昌周边呢？王陵基第30集团军的第72军、卢汉1集团军的第60军和第58军正向南昌赶来。
李觉的70军并没有遭到太大损失，79军虽然被打残了一个师，但战力仍犹存。
49军虽然被打垮了，但正在高安集结，可以作为预备队来使用，而且在南昌还有第4军在守备。
只要罗卓英咬紧牙关，南昌还是有相当大的希望可以守住的。
这里面的关键还在薛岳身上。
他如果不同意罗卓英放弃南昌，那罗卓英也只能咬紧牙关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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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薛岳为何又同意呢？
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防守南昌的是粤军的第4军。
死守南昌，第4军恐怕会损失惨重。
弃守南昌容易，要收复南昌，那可就难上加难了。
若是某个要点被日军占据，要想夺回来，那确实是不太容易的。
因此，在南昌会战的第2阶段，参与反击的第9、第3战区部队虽然损失惨重，仍然没没能收复南昌。
这个代价，原本是不应该付出的。
可一来由于罗卓英的指挥失误，二来因为薛岳的私心作怪，这才酿成了这个恶果。
这也是为何在南昌会战结束后，薛岳和罗卓英都采取了沉默态度，连循例要召开的战后检讨会都没有召开的原因。
不是不想开，而是没法儿开。
但责任总是要找个人来背的，而来“背锅”的自然就是东北军的第49军了。
当时第49军有两个师，一个是原东北军王铁汉的105师，另一个是张传言的预9师。
很明显，板子不能打在预9师身上，一是因为105师是顶在修河南岸的，二来张传言是陈诚派来的，属于“土木系”的人。
那么，49军“背锅”到了何种程度呢？
中将军长刘多荃被连降两级，成为当时蒋系部队中仅有的一个上校军长。
中将副军长高鹏云和少将参谋长秦靖宇被免职，调为第9战区长官部附员。
105师中将师长王铁汉免职留任，105师两个旅的番号被撤，313旅少将旅长康景濂，315旅少将旅长卢广伟被免职，调为19集团军附员。
105师本来是两旅四团的编制，现改为三团编制，而且团的番号也随之改变。
但好在薛岳也没做得太绝，还是给了105师两个团的新兵。
有了兵，可装备呢？
在修河一战，105师的重装备损失惨重。以轻重机关枪为例，就损失了23挺。
可王铁汉哪里敢向薛岳要补充？
本来兵都打光了或跑散了，若装备再没了，那等待105师的后果儿只有一个-撤编。
但好，王铁汉还留了个心眼儿。
105师原本就是一个军的架子，在刘多荃担任105师师长的时候儿，偷偷摸摸儿的攒了不少家底儿，部队用不了的装备都被他偷偷的藏在了租来的几十艘大船上。
可事到如今，这些装备就是想藏也藏不住了，只能全部拿出来装备部队了。
南昌会战虽然失利了，但这次会战并不是一点儿价值也没有。
当时担任第9战区参谋处副处长的赵子立曾说过，南昌会战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在武汉会战后，日军发动的进攻只要是不顺利，或者碰上了硬钉子，他们就不会坚持打下去，而是立刻撤退。
这个认识看似简单，其实很了不起。
在之后三次长沙会战中，第9战区之所以能顶住日军的3次进攻，并且能战而胜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南昌会战的失利中得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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