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阎海清

道光三十年（1850年）夏，一个英国医生和一个英国传教士，以《南京条约》相关条款为依据，找到时任福建侯官县的县令兴廉，软磨硬泡地得到一纸加了县官大印的批文，准许他们到县城里租房居住。他们俩便高高兴兴地雇了马车，把行李物品拉进城里，到一座叫做神光寺的庙里租了几间房，一个人传教，一个给人看病生活下来。这样，加上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领事进驻城内的积翠寺以来，城内就有了两处英国人的居住地了。

侯官县衙和福建省衙都在福州城内，两个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老外住进人口稠密的省城着实显眼，最初只是引起人们的好奇，到后来就惹得士绅和县学生们的强烈不满，不免议论纷纷起来。因为从大清国开国以来，哪有“夷类”可以跑到繁华的省城与大清国的臣民居住在一起的事儿出现过？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严格规定，只准开放广州一个口岸对外经商，而且外国商人不许长住广州；不准带外国女人上岸；不准私下里和中国人交往，条件相当苛刻。后来有了点儿松动，也只是允许传教士和医生来华，但绝对不可以带家属、不可以住进省城和府城之内，以免他们刺探军情。

正在这个时候，因病退休的林则徐回到了福州。这位曾在虎门销烟、“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的大员虽然退休了，但看到英国人住进省城实在看不下去，正好一些有头有脸的士绅来看他，议论起这件“让中国人丢面子”的事情不免义愤填膺。于是就有人出头代表士绅给时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畬写了一表，强烈要求把那两个英国人赶出福州城。

徐继畲:徐继畲（1795-1873），晚清名臣、学者，《纽约时报》称其为东方伽利略。字松龛，又字健男，别号牧田，书斋名退密斋，山西代州五台县人。道光六年进士，历任广西、福建巡抚、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徐继畲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在文学、历史、书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著有《瀛环志略》《古诗源评注》《退密斋时文》《退密斋时文补编》等。

面对满身光环的林则徐和显贵的绅士们，徐继畬一边安慰他们一边答应他们的要求，同时把惹事的知县兴廉找来一顿训斥。之后派人向那两个英国人说明，是知县不懂规矩才让他们进城居住，要求他们交回批件，搬到城外去住。

两个老外也不是好打发的，他们拿出“文件”来据理力争，这“文件”，就是八年前同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条约的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两个英国人说他们不属于商人，而是属于领事的管事人员，因为要给已经在城内住下的领事馆人员诵经和看病，所以，是可以住在“该五处城邑”的。

中国的文字含义之多让外国人一时摸不着头脑，徐继畬向他们解释说城是城，邑是邑，邑不一定就是省城。于是就在条约的文字解释上，双方产生了分歧，一直争执不下。

拖得时间久了，林则徐等士绅们就坐不住了，他们连上了几道书催促徐继畬拿出中国人的骨气来，像当年虎门销烟一样雷厉风行地把英国人赶出城去。

被逼急了的两位英国人却强硬起来，说这个问题我们要向本国驻香港的总督去请示，我们要等总督的回信，说什么也不肯搬走。一看事情要闹到英国总督那里去，徐继畬不敢作主，马上向他的上司浙闽总督刘韵珂汇报。刘韵珂一看也有些害怕，急忙向朝廷上了一折，讲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可能产生的后果。没想到得来皇帝的旨令却是：“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

从福州到北京距离遥远，来回传递信件需要时日，而且皇帝的批复又含糊其辞，让刘、徐两位不知如何是好。但县里的士绅和学生们却忍不住了，他们都背地里骂刘韵珂和徐继畬是妥协派和投降派，于是就组织起来到神光寺前闹事，声言如果英国人不搬出福州城，就打进去强行把他们拖走，甚至还在街头贴出粘贴（标语）：“某日定取夷人首级”。

一看事情要闹大了，刘、徐二人慌了手脚，最后想出一法，派出兵丁把神光寺团团围了起来。对两个英国人解释说保护他们的安全；对闹事的中国人说围困英国人逼他们搬家，算是取得了暂时的两安。最初几天还好蒙混，但时间一长，闹事的学生们隐约觉得这是在保护英国人，“这还了得，狗官居然明目张胆地保护夷人，这不是卖国贼的行径吗！”

因为鸦片战争阴影的影响，当时的中国人一提到卖国贼都视为大逆不道，恨不能群起而诛之。林则徐更是气愤至极，就指使人给在京的福建籍官员写信，让他们向刚继位的咸丰皇帝递折子，七月十八日翰林学士孙铭恩、七月二十八日工科给事中林扬祖、八月一日湖广道御史何冠英等接连上书弹劾刘韵珂和徐继畬。林则徐自己也不顾年老多病，上书徐继畬要求他马上调集训练兵勇，准备与英国人开战，还表示自己愿意巡视福建近海，督办战船火炮等等。

在接二连三的参奏之下，咸丰密谕两广总督徐广缙，按照何冠英参奏折子的内容所指各情,“逐加访查，果否实有其事，并督抚现在能否设法抚驭之处，据实具奏，毋稍瞻顾”。徐广缙立即派出得力干员秘密赴闽，暗中察访，才知道事情的真伪。原来除了知县兴廉办事不力外，刘、徐二人处理得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这时，咸丰又接到刘韵珂的申述，解释说：“该绅士等忠愤所激，洵足令人钦重，然以目前之小事，不顾日后之隐忧，究属失计”、“臣与徐继畬不肯调兵演炮募勇，有违数绅之意，即远近传布。而言事者，但只情关桑梓，不顾安危之大局。”

刚好这年夏天雨大，两个英国人租住的房子都漏雨不堪居住，他们想找人修理，但所有的工匠接到刘、徐二人的指令拒绝为他们修缮，最后，逼得这两个英国人到底还是迁出了省城，一场风波这才平息下来。

只是刘、徐二人在这一事件中“有迕民意”，有人向咸丰建议“轻惩”来平息民怨，一道圣旨下来，把他们迁为闲官离开了福建才算了事。

“神光寺事件”本属平常外交小事，我们看到，如果处理不当必将酿成一场大的事端，这里面有着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我们今天去深入探讨。

林则徐和徐继畬都是睁眼看世界的封建社会高级官吏，他们何以互相抵触而不能相容？我想这里面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他们的经历不同。林则徐虽然出生在福建，但他当官时间多在内地，对海外贸易和对外关系极不了解，即使在广州收集外国资料，也只是派手下人去办，很难看到他本人与外国人直接接触。据载他有严重的疝气病，在广州期间，听说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可治此症，但他从不亲自前往，只是几次派人去说说病情。伯驾说得病人亲自前来就诊，还要病人亲自前来带个托带，林则徐坚不见面，弄得医生无法对症施治。

徐继畬虽然出生在内陆省份山西，但他多年在沿海做官，特别是出任厦门汀漳龙道台和福建巡抚以来，多次和外国人打交道。他会晤过英国领事，并与其他外国传教士、外交官、医生等交朋友，如美国医生甘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英国驻华领事李泰国和阿礼国等。深知外国人并不都是来侵略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只是来做生意的商人。这一点，他要比林则徐了解得详细得多。

第二、他们所站的角度不同。林则徐始终把自己看成是天朝大国的封疆大吏，从来没有像接待中国官员一样去平等地接见外国人，而且发出的指令也都是居高临下的姿态。他几乎就是中国皇帝在外交上的翻版，像清朝统治阶级中的绝大多数官员一样，仍然没有脱离华夷观念的传统窠臼，他们虽然为割地赔款而伤心，然而最痛心的还是夷人欲与中国官员行平行礼。

徐继畬则不同，他通过鸦片战争之败痛定思痛，深知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人民的愚昧与无知。《南京条约》签订后，他也自觉地融入了即成的游戏规则里去。他与美国传教士、翻译雅裨理像朋友一样多次平等交谈，言谈举止中从来不露出视其为“夷类”的表情。雅裨理也把他当成了朋友，把自己手里的世界地图给他看，并详细介绍天下形势。徐继畬敢于破除天朝上国观念，毅然地向“夷人”学习各种知识，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

第三、受国内大环境的影响。当时在中国，一提到外国人几乎都认为是十恶不赦的杀人恶魔，都把他们视为假想敌。如英人租住神光寺后，林则徐联络福州士绅上书徐继畬说：“夷人愈进愈多，并无搬移之意。且每日辎重入城，络绎不绝。有八人共抬一长箱者，有十六人共抬一大箱者，市中人人目击，明指为炮位军械，民心倍切惊惶。”经徐继畬调查后才知道，运到神光寺的“只有大小箱笼八只，早经搬入”，“其极重之大箱，南台委员曾经查问，该夷开箱合看，皆系玻璃器物及日用铜锡器皿”，根本不是什么“炮位军械”。

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能让林则徐这样的封疆大吏受骗，可见当时中国人的偏见有多大！

无知容易让人产生偏见，而知道多了的人反而会遭到人们的误解和嫉妒。当众人独醉我独醒的时候，往往清醒的人最孤独。不能不承认，在处理神光寺事件当中，徐继畬最清醒。可是清醒的人却被贬了职，最后完全丢官，回到家乡以教书为生。

徐继畬给我们留下了他的清醒记录，那就是他的《瀛环志略》。这部书是读过他的外国朋友给的42份“海图册子”，又在外国朋友嘴里知道有关美国、英国状况后，动手编写的一部书，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成书。书中除了有大量的地图之外，还向人们介绍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字里行间还对这些制度发出赞美之声。

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瀛环志略》是在19世纪中叶由清朝的徐继畲所编纂。该书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全书共10卷，约14.5万字，内含插图42张。除了关于大清国疆土的皇清一统舆地全图以及朝鲜、日本的地图以外，还临摹了欧洲人的地图。此书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同为中国较早的世界地理志。

1848年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日,华盛顿纪念碑奠基，向各州、各国征集纪念物。在来华美国传教士的帮助下，中国浙江宁波府向美国赠送了一块花岗岩石碑，碑文刻的就是《瀛环志略》中赞美华盛顿总统的两段按语，至今镶嵌在华盛顿纪念碑内，它表现了一个特殊的中国人的卓越见识，也成为中美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1867年秋，美国第17任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请著名画家普拉特复制了悬挂在美国白宫的华盛顿画像，由驻华公使蒲安臣赠送给徐继畲，并举行隆重的赠送仪式。蒲安臣致辞高度称赞徐继畬。徐继畲答辞称:“因思贵国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一如既往地肯定民主制度，把民主看作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笔者撰写本文时，其中所引史料多来自于清宫的皇帝朱批和地方大臣的奏稿。让我不明白的是，大量证据早已公开，为什么我们的学者都视而不见呢？

我们看到的是，从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中国改革开放甚至改革开放以后，还有众多学者一个劲儿地往林则徐身上大加光环，而对于他的偏见却视而不见，这原因除了人们认识问题的惯性外，还与根深蒂固的固有思维有关，也与多年的极左思潮有关。长期以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人们往往把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和思想看成是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这几乎成了一条思维定律。

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丛书》里有一本小册子《林则徐》。在介绍他晚年生活时，还颠倒黑白地写道：“福州城内的神光、积翠二寺，也被英国侵略军强占。这些变化，使他深深地感到：由于投降派的妥协投降所造成的局势，比他以前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而当时的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畲继续推行妥协政策，更引起他对外国侵略者和国内投降派的无比愤恨。”

当历史的烟尘渐渐散去，用全新的观念来反思我们这些年曾经历的现代化历程，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出林则徐毕生所维护的只是行将没落的腐朽制度与文化，他所致力的也只是技术层面的改革，而拒绝的是对新文化的思考和接受；徐继畲所立足的，则是在对旧文化的改造上，提倡接受并建立一个合理的政治经济新秩序。

今天的中国进入了又一轮的大变革时代，回顾民族从落后、保守走向开明、开放的艰难历程时，认真比较林则徐、徐继畲二人不同的思想见识和由此带来的不同后果，其意义将无比深远——中国人的眼光能看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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