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栋

“一部民国金融史，半部中国书画史”。翻开近代诸多书画大家的人生履历，与旧时银行、钱庄有着或深或浅的缘分；而近代银行家们所留存下来的珍贵墨迹里，也同样见证了他们深厚的文化功底。 ｢翰墨见“金”神｣ 带大家重新认识那些曾和金融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艺术大家，他们的金融才学、做人之道和博雅人生，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凡去过中国香港的人，大多会专门去看一看位于中环、面朝维多利亚港的中银大厦。1989年落成时，它不仅是香港最高的建筑物，更被誉为建筑史上将结构与设计完美融合的典范之作。其设计者就是被称为“现代主义建筑最后的大师”的贝聿铭。鲜为人知的是，贝聿铭与中国银行渊源颇深，其父贝祖诒曾任中行代总经理等职。

子承父业入中行

贝祖诒（1892—1982年），原名骐祥，字淞荪，江苏吴县人，生于金融世家，毕业于东吴大学、唐山工学院，近代著名银行家，有一代“汇兑奇才”之誉，被视为中国外汇制度的创始人。

贝祖诒的父亲贝理泰，以染料行业起家，后涉足金融，协助陈光甫、庄得之于1915年创建了我国第一家商业储蓄银行——上海储蓄银行，将现代金融服务带到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贝祖诒大学毕业后，先是凭借优异成绩进入盛宣怀创办的汉冶萍公司做统计工作，与“数据”打交道，这也为其日后进银行奠定了基础。1914年，他进入中行总行工作，自此在中行深耕了32年。由于恪尽职守、业务突出、人品端正，他先后担任广州、香港、上海等分支机构经理以及总行副总稽核、总稽核、副总经理、代总经理等职。1944年7月，他陪同孔祥熙赴美出席国际金融货币会议——即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

有贝祖诒签名的中国银行上海五元地名券

抗战胜利后，他受时任行政院长宋子文的赏识，于1946年3月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在一年的任期内，他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先致力于外汇管理，被视为最有才干的财政官员；后为对付通货膨胀，力主开放外汇，抛售黄金，因此卷入“黄金风潮案”。1948年，他出任华盛顿中国技术代表团团长，赴美国考察，后留在香港，任香港上海商业银行行长，1973年退休寓居纽约，直至去世。

国际业务显奇才

1934年贝祖诒主持兴建的上海外滩中银大厦

银行家张嘉璈对贝祖诒曾有这样的评价：“贝为中国银行家，亦为国外汇兑与国际金融专家。一生为中国银行及国家财政金融服务达三十五年，而以在中国银行时间最久，计三十三年。中国银行国外汇兑业务之创办、地位之确立与业务之扩展，贝氏贡献甚大。”

在贝祖诒的金融职业生涯中，最靓丽的功绩无疑是国际业务的经营。虽然民国时期中国金融业有了一定发展，但此项业务仍为外资银行“掌控”，如汇率即由汇丰银行挂牌决定。作为行使央行职能的中行，自然不能坐视汇率大权的旁落。问题是当时民族工业尚处于发育期，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西方强国抗衡，而政府当时实际控制的地区亦十分有限，外汇收入主要依靠广东侨资。这样一来，广东分行的经营好坏就至关重要了。由于宋汉章和张嘉璈对贝祖诒颇为赏识，进入中行的第二年他就被调到广东分行，先后任代理会计主任、总会计师兼营业部主任。期间，他积极开展侨汇业务，很快使之成为中行国际收支项目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1946年3月，贝祖诒召集中央银行各局处主管谈话会纪要（上海市档案馆藏）

彼时，距离中央偏远的东南沿海地区还不同程度存在着“形统神不统”的问题，尤其是广东属于粤方言区，一向自成一体，不通粤语很难与当地人打交道。这对生于江南操吴侬软语的贝祖诒来说无疑是一大障碍。为此，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刻苦学习广东官话。在粤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后，又将目光投向了毗邻的香港。1916年，他前往香港筹建机构，次年初中行香港支行正式开业。那时，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新加坡等地有大批华侨，他们需要将在外辛苦挣得的收入汇回国内。为吸引和争取这部分优质客户，贝祖诒力主优化服务，主动改革取款汇兑手续和流程，并针对不少侨胞文化水平较低不识字的实际情况，准予其画“十”字为证，对不愿携带现金回乡者，可代为委托港澳批局转解，从而赢得了大量客户，香港支行亦因此成为侨汇转汇内地的枢纽行。这种以客为本、不拘陈式的服务意识与创新精神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和智慧的。

如果说，贝祖诒对于中行国际业务有筚路蓝缕之功，那么，待中行改组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则更使他有了用武之地。

伴随中行职能变化，国际汇兑成为主要业务，贝祖诒出任总行业务部主任，兼任上海分行经理。在其主管国际汇兑业务的18年间，虽外资银行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中行日益增长的市场份额和从中赚取的外汇，为日后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资本。同时，中行也相继在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开设分行，海外布局逐步展开。

家学渊源通翰墨

贝氏全家福

作为苏州延续了600年的名门望族，贝氏十分重视教育。贝理泰针对当时的“西风东渐”，尤其是面对西方列强在科技、军事、经济领域的绝对优势，毅然将贝祖诒等五个孩子送到教会学校，接受新式教育，使其学会“睁眼看世界”。同时，让他们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深研琴棋书画，接受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熏陶。这种教学模式亦使贝祖诒成为那个时代中为数不多的中西兼擅、卓有成效者。

至于书法对其而言，则如明末书家黄道周所云，“作书乃学问中第八九乘事，幸勿以此关心”。笔者虽很少看到贝祖诒的墨迹，但只要偶见其“只字片纸”，都觉得颇为可观，让人有“零金碎玉”之感。

笔者最早对贝氏书法产生兴趣是源于其1936年写给同为银行家、时任中行杭州分行行长金润泉的一封函。只见古朴雅致的竖式信笺上打着朱丝栏格，小狼毫挥就的行书意态平和、无意于工，如信手撒珠，用笔徐疾有序，少有牵丝引带，却时有顾盼呼应，不见任何张扬与做作，气息古雅，朴实无华，于理性中透出几分优雅。可以说，这也是金融书法家的共同特点。他们笔下的书法之美，往往不是一种笔精墨妙之美，也不是那种专业书家无懈可击的老练之美，而是那种不经意间略带草率又极其自由的云卷云舒之风。在显示这种格调时，或许还会出现一些无伤大雅的瑕疵与疏忽——或笔法，或结构，或章法，这才是银行家书法的原生态美，而不是令人毫无缺憾或几无余韵的完美与精致。

贝祖诒手稿

贝祖诒身处传统科举时代，应该说他的书法和学问都受过极其规范的训练与约束，但由于其所接受的教育、从事的职业和“走南闯北”的见识等，他的书法始终持有一种开放的视野，既有规范，绝不是信笔为体，又求个性，不拘一家，涉猎广泛，特别是书路较宽，面目多变：不仅会写“二王”一路，还能仿（颜）鲁公一路，甚至学过“苏黄米蔡”（宋四家）。最典型的是他写给“正芳女士”出国深造的临别赠言，那是一幅不可多得的“杂糅”佳构，也让我们看到了贝氏宽广的书路。此件册页以黄山谷（庭坚）为基调，融合了“二王”、颜真卿、米芾等笔意写就，内含骨力，以贯众妙。

这正是贝祖诒与许多银行家书法的不同之处，即：不囿于规矩但又不逾规矩，始终在“有法”与“无法”之间穿行，特别是那些用行草或行楷书就的稿行手札、尺牍小字写得极好。落笔轻快，收笔重按，笔致轻松；结体纵横相掺，单字爱取右上斜势，相互独立，不喜游丝引带，鲜有上下连笔，却如行云流水，气势贯通，灵动萧飒，气息雅逸。细细品味，无论其线条、行气，还是墨色、韵味等，都颇得汉魏乃至唐人写经一路书风之真谛，极具晋唐风韵。

笔者一直以为，包括书法在内的所有艺术的高下、优劣比拼的不仅仅是形而下的技巧、技法，更多的是其人格、心性乃至职业的反映，所谓“字如其人” “见字如晤”是也。宁死不屈成全了颜真卿的书法；精忠报国造就了岳飞书法；忠贞节烈成全了黄道周书法；“维新变法”又造就了康有为书法……从这个意义上讲，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养就的节制、严谨、谦卑的品格与作风，亦使贝祖诒的书风多了几分清新平和、疏朗蕴藉的品位与格调。但毋庸讳言的是，由于长期惯性书写而形成的淳雅、文气，亦造成了贝氏书法审美风格表现上的弱化与俭薄，如写大字估计会力不从心，这也是影响其书法成就与地位的显著因素。

贝聿铭虽没有子承父业，但因设计香港中银大厦和位于北京西单的中行总行大楼而与金融界、与中国银行结下了不解之缘。有时候，历史和命运就是这么神奇！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