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文仁

台北市人，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现服务于台湾东南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近年仍赓续从事中国近代派系政治与人文通识教育的相关研究。

晚清同治、光绪时期的南北派系之争，就大环境而论，其实是太平天国兴起以后，汉士大夫集团地位因现实需要上升，遂一改康、雍、乾以降，以君主与满洲亲贵为权力核心之政治发展下的产物。只是汉士一旦取得政治运作之主流地位，历代以来，相沿成习之地域成见，亦一并有复苏之迹象。此一迹象，至咸丰后期，因与恭王及肃顺两党之权力斗争合流而愈见暗潮汹涌。辛酉政变，以南士为运作核心之恭王，扳倒尽以北士为权力核心要角之肃党，遂使南士自道咸之交，汉士大夫地位骤要以来，首次在决策核心取得与北士平等相埒之政治地位，甚且因与恭王人马之渊源而反占得优势。经初期领袖人物之确立与派系盘整，借由同治四年直隶高阳李鸿藻及同治六年江苏吴江沈桂芬之入枢，南北派系之发展路线终告确立。因为此二领袖人物各具长才，各有强大之奥援，加以年富力强，派系之凝聚亦趋迅速。派系既定，则权力版图之消长自不免引起斗争。由先期政策认知上的歧异——此自又与其支持层之价值观相表里——发展至借由人事上之卡位，取得更大之决策主导权。双方斗争之手法遂愈见复杂，所牵动之资源——特别是在人脉经营上——亦愈见庞大，光绪四年沈桂芬与荣禄之交手即其例。

《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

林文仁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1月

不幸的是，南北之争以辛酉政变之酝酿、发生而具体化，几已注定无法避免再涉入此后垂帘之慈禧与恭王权力争夺之命运。南北领袖未必主动引以为援，党同伐异的激烈势必令在上位者有更多之利用空间。此作用自沈桂芬援引王文韶入枢，排抑北派于权力核心之外后，而转趋强烈。“清流党”作为北派主干，以清议为武器，以行党同伐异之实，便几乎都在慈禧有心利用下步步坐大，但也步步走向崩解——既崩解自身，亦崩解南北派系格局，更重要的是，崩解一向倚重汉士大夫为权力运作主调的恭王政府。

光绪十年，“倒恭用醇”及瓦解南北派系格局两大事终于一气完成，朝局遂自此大异矣。由甲申以降，虽看起来仍维持相当比例之汉士于军机，但非为象征，如阎敬铭，即为伴食，如张之万，至于实操权柄者，亦不过在上位者之“仗马”，甘为驱驰，而借以贪敛，如孙毓汶。昔时汉士之主体性已渐见荡然，而士风之恶，更如风行草偃之反词。樊增祥致张之洞函中，提及甲申后之京师官场，有“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唯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日必数数相会。南城士大夫，借一题目，即音尊召客，自枢王以下，相率赴饮，长夜将半，则以筵次入朝。贿赂公行，不知纪极，投金暮夜，亦有等差。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洨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了不过问矣，时人以为得法。高阳与北池缔姻，居然演剧三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仍今信之。……常熟虽不合，渠亦自命清流，夫子负天下重望，渠决不肯显然树敌”之语，甚见传神。语中“大圣”指孙毓汶，“相王”指礼王世铎，“洨长”指许庚身，“北池”指张之万，“腰系战裙”者，额勒和布也。其中记诸人之权实与姿态，跃然纸上。最令人感慨者，言及李鸿藻与张之万缔姻事，士风如此，真叶落知秋也。

较具另意者，乃翁同龢之表现。盖甲申之事，南北两派虽俱为重创，但翁同龢除退出军机外，余实无大失，且以帝师身份，慈禧及醇王仍甚重之，反造成南派自“云南报销案”后，一径被动之局有所更易，甚且因翁之地位及努力，有再起之势。相较于李鸿藻，翁于甲申之后，旋迁户部尚书，且居其位达十四年之久，至戊戌革逐方罢。此期间，翁三典顺天乡试、壬辰会试，选拔真才，门下为之大盛，加以前典庚辰会试，门生中之名士如王懿荣、安维峻、李慈铭、沈曾植沈曾桐兄弟、梁鼎芬、文廷式、郭曾炘、王颂蔚、志锐、汪鸣銮及“南通状元”张謇等，不胜细列。此一资本及帝师之亲，终令翁于光绪二十年虽与李鸿藻同返军机，但势力已大不可同日而语。翁以德宗寄阃之专，迅成权力核心人物，且以南派复盛，党异之潮隐然又起。高阳时已无派下可呼集，盖尽于甲申矣，遂密结与彼向为亲昵盟友之荣禄，并结以与翁之南派于甲午后强烈对立之李鸿章淮系北洋，此一格局，与德宗、慈禧之权斗合流，遂走向戊戌之悲剧。南北派系之余绪至此再经一重挫，南派惨败，北派依于荣禄而虽胜，汉士大夫为政气数亦真尽矣，此后则复见回流亲贵用事之老路，庚子之乱固因而起，清祚亦于斯将尽。值此，笔者每又思及黄秋岳之慨言：

同治末年，大乱初夷，群有致治之望，其时柄政者为李高阳及恭邸，而清流实隐佐之。未几，常熟继起，佐常熟者，亦为后起之名士，盛伯熙、文芸阁、王可庄、丁叔衡、张季直等是，而黄漱兰之公子仲弢先生，素不慊于绳庵，亦亲常熟。亡何，伯熙遂首攻恭邸、高阳，朝局始变。清流毁于甲申，而常熟一流，则毁于甲午。此十年间，朝中识字人相率并尽，留者无几。中更戊戌，诛贬更甚，一任满人颟顸，遂有庚子之役。由庚子至辛亥，则项城与亲贵之时代矣。

睹斯言，衡其因果，甲申皆为一转折也。而甲申之事，固早在慈禧、醇邸伺机之中，盛昱多为意气之一折，竟成点火于薪房之一炬。盛昱终生憾此一疏，遂并余疏俱不收入其《郁华阁遗集》。张之洞为题诗云：

密国文章冠北燕，西亭博雅万珠船。不知有意还无意，遗稿曾无奏一篇。

历史之发展，自有其大势，大势之成，又系局内人之形移势禁而见急缓，但于偶发之端，往往有此非在意中者出也，搁笔之际，仍不禁为盛昱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