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吴殿甲，时任中共沁水县工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沁水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副总队长，由于党的关系暴露，1938年2月19日，即长治失守的前一天，我和沁水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总队长包熙珩，奉调从沁水来到长治。

老战士吴殿甲

当时长治城内一片混乱，傍晚，我们找到到了民大六分校，与教务主任车敏瞧见了面，当时车敏瞧正在集合学员准备向外地转移。我俩也随队出发。走到离长治城约40里的荫城镇时，天已午夜，部队就在镇上住了下来。

十人十枪十元钱受命留下创建游击队

第二天，大队出发前，车敏瞧将我和包熙珩叫到一边。我一看，那里已坐着8位同志。他说：

“老吴、老包同志，你俩留下参加这支游击队，和他们一道在长治一带打游击。”

开国少将车敏瞧

那8位同志除每人1支枪外，还富余2支，我和老包各拿了1支。车交代完任务，又从兜里取出一张山西省出的拾元“大花脸”钞票。说：

“这是你们的活动经费。”

于是，我们10个人，10支枪，10元钱的游击队就算成立了。我问，游击队叫什么名字呢？都说没有名字，我跑步追上车敏瞧问：

“老车，我们游击队还没有名字哩?”

他想了想说：

“就叫民大六分校游击支队吧！"

我返回同大家先在镇上小饭馆吃了顿面条，花了两元半。这时，从长治方向过来一支队伍，一看是长治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共6个连800余人，每连都打着一面国民党军旗。

我们原本想跟着这支队伍，争取进去做政治工作，结果跟着走了一个晚上，天亮时，部队来到高平县境。原来每面军旗下百余人的队伍只剩下二三十人了。一夜之间跑掉了三分之二还多。再看这些人，稀稀拉拉，不像军队样子，连枪都是用抓来老百姓用牛车拉着。

我们见此景况，心想，要收拢并争取他们已相当困难了。兄且天已大亮，我们估计占领长治的敌人，极有可能继续进犯，飞机会很快来这一带扫射、轰炸的。我同大家商量，决定离开他们，走我们自己的路。

离开前，整理了一下队伍，结果发现少了两人，这两人是民大六分校的学员。我们本来只有10人、10支枪的队伍，现在仅剩下8人8支枪了。

选举游击队队长指导员扩大游击队

这天晚上，在高平县城东北店上村一个地主家长工住的牛棚里，我们召开了全体人员会，决定选举游击队的队长和指导员，会议刚开始，从外面进来两个人，一人背着一支冲锋枪。

问过之后，才知道他们是随长治自卫队来的两位村长，想回家乡和我们一起打游击。一个叫金双朝，另一个只记得姓李，都是党员。这样，我们又恢复了10个人10支枪的编制。随后大家选举确定队员李超为指导员，我为队长。

22日早上，我们返往长治地区。到高平东边的米山镇一带。和我一块来的包熙珩要回沁水。他出来之前，虽然阎锡山顾固派怀疑他是党员，撤去了总队长职务，但还担任着总队政治指导员之职。老包走时对我说：

“老吴，我回去了，你在长治坚持抗战，我在沁水打游击，将来咱们在战场上相会吧！”

送走了包熙珩，剩下我们9个人回到了长治县，住在西火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白天，李超和大家出去发动群众，扩兵征粮。我则留在家对新扩来的队员进行政治教育、军事训练。10多天，游击支队就扩大到90多人，驻在荫城镇附近的东庄大庙里。

这段时间，我和李超、岳宗泰住一个窑洞，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李超就是中共长治县委书记，县委有4个委员，也都在我们这个游击队里。他们是岳宗泰、戴登润(戴苏理)、李如春(黎玉纯)和段炳武。党员除县委的4个委员外，还有和永胜、金双朝、刘奎泰和我。

遭顽军偷袭枪支被抢损失惨重

我们回到长治进行了一段工作后，这时长治县自卫队余部和国民党长治县公安局合编为长治县游击支队，共100余人，分为5个队，每队二三十人。一、二、三队由自卫队的人组成，四、五队由公安局的警察组成。支队长是国民党长治县长聂士庆，副支队长是公安局长田俊。

他们见我们队伍能在长治县境立住脚，也就从高平一带返回了长治。聂士庆见我们当时枪比较少，就图谋兼并我们，我们不答应。这样，双方就派出代表谈判。我作为我方的代表，带着4个人参加，他们的代表是田俊，也带着4个人。我们提出和他们合编的条件是：

一、我游击支队不编散，保持独立自主；
二、我们有扩大部队的自由，扩大多少不受限制；
三、我们的政治工作制度不变，并派政工干部到他们的支队里去；
四、长治收复之后，我们即归民大六分校建制。

这4个条件他们都不接受，非要把我们队伍编散，因而谈判毫无结果。我们原来每天晚上都要把队伍拉出去进行夜间演习，这天晚上，却有点麻痹大意。岳宗泰当时分管后勤，他问我：“今夜还演习不演习？要演习，咱们还有剩饭。"

国民党游击队

我因为聂士庆不答应我们的条件，心中很恼火，说：“睡觉，不演习了。”

不料刚入睡，聂就派他的二队突然把我们包围了，队长姓谢。这天晚上，我们是分队长赵俊带岗，姓谢的对赵说：“我奉命来收缴你们的枪。”

赵俊认识他是友军的队长，说：“你开什么玩笑。"

我和指导员当时都睡着了，枪支弹药挂在墙上，谢的队伍点着火把，把枪抢了，接着又放枪，大家被惊醒。那个姓谢的问：“你们的吴队长呢？"

我在屋内正准备站起来。和永胜一把将我按倒。随手把一个战士的瓜皮帽盖在我的头上。说：“吴队长出去了，晚上没有回来。"掩护了我。这家伙听说我不在，就带着人，拿上我们的枪走了。

一把刺刀一支手枪再次重建游击队

在这帮人离开之后，我环顾四周，队伍散的已所剩无几。原来是听到枪响，许多新队员都吓跑了。我找到李超，一起召集我们原先的那几个骨干开党支部大会。

会一开始，我就检查了由于我的疏忽大意给部队带来的损失，随后讨论今后的工作开展问题。一些同志对游击队今后的发展有顾虑，产生了失望情绪，认为枪没有了人也剩下不多了，队伍还能不能存在下去？

我说，贺龙同志凭着两把菜刀闹革命，创造了强大的红军。我们现在虽然大部分战士散了，枪暂时没有了，但我们的骨干都在，党员都在，县委的领导也在。我们周围的壶关、陵川县都有党和牺盟会领导的游击队，八路军离这也不远，我们能重整旗鼓，发展我们的支队。

说到这，和永胜从裤裆里抽出了一把刺刀和1支只有一响的“撅把子"手枪。原来聂的队伍进来抢枪时，这刺刀和手枪正放在他的枕头下面，他悄悄拿起塞进了裤裆里。他拿着这个对大家说：

"我们还有武器，只要齐心协力，相信游击队会发展壮大起来的。"

经过讨论，大家对前途又充满了信心。会后，我们立即做队员们的工作，大家的思想也通了。天快亮时，我们离开这儿，向壶关县转移。我们在壶关一个村子的大庙里住下。武器只有这一把刺刀和一支“撅把子"，队员站岗就把刺刀和手枪带上。

在壶关县行头村，我找到了壶关县长兼游击支队长张恒业。他很支持我们，给了4石小米，使我们先有饭吃，然后他给聂士庆写了一封很有分量的信，要聂立即把抢走的枪支弹药退还给我们，并建议他和我们合作抗日。李超找到了陵川县游击支队李队长、县牺盟特派员卫逢祺等人，他们也给聂士庆写了信，并派代表去与聂士庆交涉。

卫逢祺

在这两个县的压力下，聂不得已把枪支退还给了我们，并同意两个游击队合编到一块。那次谈判我们提出的4个条件，他们答应了3个，只是不要我们派政工干部到他们支队去。1938年3月初，我们正式和长治县游击支队合到一起，我队编为第六队。

此后，我们即以“长治县抗日游击支队”的名义出去活动，较以前方便多了。我们的队伍经常参加打游击，而聂的那5个队不敢轻易出去打仗。

首次战斗是我带1个班，协同东北军1个营掩护长治县政府、游击支队和荫城人民群众转移。其次，是与四、五两队在韩店南的雨裂沟，打退了一小股日军骑兵；再次，是经常掩护队自卫队和人民群众破坏长治至高平的公路、桥梁，切断敌人的运输。

经过我队一系列战斗活动，小股日军和汉奸队不敢随意来这个地区烧杀抢掠了。在参加战斗活动和发动群众的同时，我们也不断扩大自己的武装力，很快发展到50余人，枪增加到10多支。

顽军拉拢不成再次阴谋武力解决

聂士庆看到我队不断发展壮大，就想用收买拉拢的办法来控制我们。当时队伍表面上是官兵一致，每月都是发一块钱的津贴，可实际上每隔十来天，聂就给队长发一次饷。一天，他把6个队长召集到一起发饷。特地问我：“生活困难吗?"我说：“不困难。”

之后，他要每月给我40块，我本想拒绝，转眼一想，队员生活很困难，有了这笔钱，可改善大家的生活，于是把钱领了交给司务长刘泰，用来改善队里的伙食。

聂见收买我们不成，就想用武力解决。他不敢在我们集中时解决，而采取在分散活动时下手。一天，我和和永胜带着4名队员来到东和村活动。任务完成后，安排好岗哨，在一个大院休息。

不一会，流动哨就发现聂的一个队来了，要包围我们。我们立即从墙头上跳出去，避免了遭受突然袭击。事后，我们向聂提出了抗议，揭穿了聂的阴谋活动。

突破顽军封锁归建民大六分校

1938年4月底，日军九路围攻上党地区被我军粉碎，收复长治城后，我队同县游击支队一起回到了长治城里。进城后我们积极抓汉奸，收缴散落的枪支，积极扩军，10多天游击队就扩大到近百人。与我们相反，聂士庆一伙进城后，却大肆抢老百姓的钱粮，还搞大烟土买卖。

这时，决死队一个团进到城里，民大六分校改编的游击队，住在长子县石哲镇。一天，民大六分校校长廖鲁言进城，我向他提出了归队的要求，他答应了。我就去和聂交涉，可是他不让。

我说，我队不属于你们的编制，这是当初说得很清楚的。现在把日军打走了，长治城收复，我们归还建制是理所当然的。

他见软得不行，又想用武力来解决。他将4个队分别堵住4个城门，剩下1个队留做机动，不让我们队出城到石哲镇去。我立即将情况向廖校长作了汇报。当天晚上，廖派民大六分校游击第一支队长张国斌率领部队来迎接我们。

5月13日，我队在前，张率部队在后，从西门出城，到石哲镇归建去了。归建后，我支队编为民大六分校游击队第四大队(连)。

1938年7月，我们民大六分校游击队参加了围困盘踞在晋城日军的战斗。收复晋城后，这个游击队改编为山西第五行政区保安第四支队。

1939年6月，又改编为山西保安第十团第三营。在反顽斗争和抗日战争中成长在太行山上。